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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延安时期是徐特立教育思想发展的顶峰[1]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在陕甘宁边区办教育，前后有两个互相渗透的目的，即为抗战办教育和为建国办教育。徐特立在江西苏区发布的第一号训令是一个总结，是在几年苏区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苏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明确了苏区教育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标志着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那么，徐特立在陕甘宁边区前阶段的教育思想和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江西苏区的延续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徐特立教育思想，很多学者把它称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成熟期。 　　徐特立在1940年12月以前，虽然曾经在湖南高等师范任教，但接触的主要是扫盲教育、中小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执掌延安自然科学院之后主要是为抗战和建国培养科技人才，执掌延安自然科学院使他登上了事业的顶峰，从扫盲到大学，办教育的经验就完备了。教育思想涉及到了教育的每一个层次，成为了罕见的教育通才。他积极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开展学术问题讨论，尤其是他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倡导和试行成功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领先于世界，是他教育理论的最高成就。 　　徐特立指出：“我们边区和其他解放区还在提倡工农普遍识字，知识分子普遍参加生产，使我们的人民大众都成为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都成为能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改造教育的总方针。”[2]在边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协会会长、新文字协会理事、边区参议员和考试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务。在此期间又为边区和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段教育实践中，他的教育思想，包括师范教育思想、扫盲教育思想、普及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思想、教材建设思想、教育科学研究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一、师范教育思想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张多用旧知识分子，对私塾先生首先看重实习批评，使他们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知识，并通过学生的活动向学生学习，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教学水平。“师范学校的管理完全像陕公(陕北公学)那样，学生管理自己，课程着重政治、作文、算术……任何程度的学生都收，按程度编班也不齐。政治课都是上大课，我教过教育和政治。”[3]在这种相对宽松的师范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鲁迅师范在两年时间里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大多到小学担任教员，为边区普及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扫盲教育思想 　　针对陕甘宁边区的具体情况，徐特立认为：“教育问题很多，消灭文盲为最重要。”[4]把开展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作为进行扫盲教育的有效形式。1945年11月1日，徐特立在《读<教育通讯>创刊号之我见》一文中，热情地总结了群众创造的办学经验。对于新文字在扫盲中的意义，徐特立曾经回忆说：“我是新文字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为此，“我曾在陕甘宁边区施行过，只需学习三百小时即可利用新文字学科学和学汉字”[5]。在徐特立扫盲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据1940年统计，边区有冬学5469处，学员近6万人。 　　三、普及教育思想 　　针对陕北农民不愿送孩子上学的现象，徐特立说：“我们的教育应该强调创造性、革命性，不向物质困难和群众落后投降。陕北群众的文化虽落后，断不至如满清末年捣毁学校。对于教育发生悲观，应该极力纠正。”[6]以鼓励大家的办学勇气。在徐特立教育思想指导下，边区普及教育发展飞快，1940年比1935年学生在校人数增加10倍以上。儿童入学率达25％，女生比例增长更快，原来只占3.9％，以当时的陇东三县为例，在8942名学生中，有女生2670人，几达30％。 　　四、高等教育思想 　　徐特立认为：“大学教育问题：(一)编译自己的课本；(二)学新式生产的办法，还要了解中国的生活而提高之；(三)专一门，不能专几门；(四)由普通到专门，就门目多寡说是个倒螺旋，就每门课程内容繁简说是个竖螺旋；(五)高等普通中要尽可能淘汰繁琐无用的东西。”[7]在自然科学院，他坚持教育、科研和生产“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理学、工农学等专业开展了中国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实践活动。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所写论文《我们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祝<科学园地>的诞生》、《我们怎样学习》、《再论我们怎样学习》、《具体地分析自然科学的属性》中有系统的论述。 　　五、教材编写思想 　　提出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结合边区实际和地方特点，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总结江西时期教材编写的经验。1948年，徐特立审阅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呈送的一至八册小学国语课本后，给哲夫、皑风写信说：“全书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全面性和计划性知识，都和辛亥以来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8]这套书根据徐特立的意见修改后，成为建国后小学语文教材的样板。 　　六、教育科学研究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理论。在延安，徐特立撰写了20几篇教育科学论文，如《各科教学法》、《对于边区儿童教育之我见》。他对各级各类教育都有精辟的见解，如“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培养国民反对培养顺民的“主人翁教育”思想等等。他还对国统区的教育家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进行研究评价。如在《延安新教育学会致函陶行知先生——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等文章中盛赞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理论，指出“这种进步的教育主张，正是对症下药，为治疗中国教育弊病的良方，而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不辞艰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更足以称为教育界的模范”，号召边区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在较之江西苏区物质生活更加困难、文化教育更加落后的条件下，徐特立运用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办学经验和先进的教育思想，推着历史车轮前进，成功地领导着边区和解放区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 　　注释： 　　[1]本节内容部分选用了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2006年为徐特立纪念馆扩馆成立的六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由孙海林、孙琦撰写的论文《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 　　[2][3][4][5][7][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67页、98页、276页、275页、125页、274页。 　　[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30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