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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同志在陕西

王自成

今年三月二十日，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追忆起他在陕西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战斗过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重视文化教育 　　一九三七年五月，林伯渠与董必武、徐特立发起建立“陕西延安中山图书馆”，倡导边区人民看书学习。林伯渠同志亲自担任中山图书馆馆长。一九四二年为纪念革命烈士李子洲同志，绥德县参议会提出将县立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馆，林伯渠同志亲笔为图书馆题写了“子洲图书馆”几个大字。 　　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开办起行政学院，第一期学员近百人。林伯渠同志在行政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对学员赠言说：“在工作中仍要不断的学习，在文化上、政治上提高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林伯渠同志在西安“八办”时，十分重视对工作人员的培养教育。当时西安“八办”设有救亡室、研究室，文化程度高的人在研究室，文化程度低的同志上文化课、识字班。林伯渠同志给研究室同志讲政治经济学。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好多同志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林老还教文化低的同志学文化、写字，每周给初级班讲三、四次课，教大家读《战士读本》。并将“抗战诗歌”中的“提起五州真正惨，日本大炮轰济南，枪杀我国外交官，割鼻挖目真野蛮。”的生字，亲手写成识字卡，手把手地教文化低的同志学习，使他们一个个学会了看书报、写家信。 　　注意团结党外人士 　　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重要会议，林伯渠同志都经常偕同非党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参加，并征询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同党外人士合作无间。 　　林伯渠同志在西安“八办”时，与各抗战救亡团体负责人，例如杜斌丞、杨明轩、成柏仁、郑伯奇、侯外庐、苏资琛，车向忱、李敷仁等有密切联系，经常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方针、政策，或送文件给他们看，通过这些人再宣传到群众中去，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和团结抗日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初，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出版，林伯渠同志就给杜斌丞送去一本。杜闭门谢客三天，聚精会神地阅读，然后给登门拜访他的朋友做解释宣传工作。 　　我党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同志路过西安，陕西一些知名爱国人士，对他们很敬仰，凡是要求拜见的，林伯渠同志都尽可能设法安排会见，满足大家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五·一”节，西安铁路局火车站职工要与西安“八办”举行篮球比赛，有的人不同意。林伯渠同志高瞻远瞩，强调打篮球能广泛联系群众，推动团结抗日。要求大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把篮球比赛好，并要热情招待。因此在比赛时，西安“八办”同志给摆设了凳子，提供茶水，还买了黄杏，并有专人给运动员倒水。比赛时，林伯渠同志还亲临现场观看助兴。球赛结果“八办”赢了，大家互相握手祝贺。这场球赛，确实增进了友谊。正象林伯渠同志说的：统战工作既要作上层人士的工作，也要做群众的工作，群众工作做好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艰苦朴素 克己奉公 　　林伯渠同志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他参加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到达陕北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写出“一年胜利达吴起(即今吴旗县)，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的《初抵吴起镇》诗篇。表现了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高尚革命情操。 　　林伯渠同志在延安时，生活很朴素，他常说：“我自己的生活享受是不应当超过一个普通工人所应有的享受。”一九四五年秋冬，林老的警卫员为他准备了一双过冬的棉鞋。林老知道后说：“有旧棉鞋就可以过冬，不必再买新的。”他仍穿着已穿过两冬的一双半新半旧的棉鞋。林老在延安的卧室，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林老的衣服也仅有几件，平时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他冬天围的一条灰色围巾，不知已用了多少年。 　　林伯渠同志对孩子平时管教很严，最小的儿子林相持，当时仅六岁，就让自带碗筷去机关大灶吃饭，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 　　林伯渠同志在西安“八办”时，年纪最大，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在大灶和大家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同样参加劳动，完全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林老住在仅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公家发的被子盖不住脚，就用一根麻绳捆住被脚睡觉。当时西安“八办”经常运送被服，一批一批送往延安和前方，但林老从不允许给自己留一套。他平时用咸盐漱口，公务员给买了牙粉也不用。冬天天冷也不生炉子。一九四五年，林老与国民党代表在西安谈判，同志们见他几个晚上熬夜，便给他炒了一盘猪干，林老坚持不吃，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吃同样的饭。 　　林伯渠同志在西安“八办”期间，由于国民党的刁难，办事处经费十分困难，他就把自己“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每月一百多元的薪金和在办事处应领的五元津贴费，全部作为公用。平时西安“八办”组织的晚会等活动，都从这笔钱中开支。 　　以身作则 带头实干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每年植树，只要林老在延安，他都亲自参加。延安的南关公园，就是经过林老同大家在原来的烂坟滩开荒、栽草，种树建造成的。林老还参加了修建菊花园的工作，亲手栽培出许多菊花，每年与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在此尝菊吟诗。一九四六年林伯渠同志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带头上山割草，并和大家开展竞赛。在劳动之余，还写下了《割草歌》，其中有： 　　“你上那条沟，我上这山峁； 　　看谁割得快，看谁割得好； 　　这样光荣的比赛， 　　正当气爽秋高。” 　　工作雷厉风行 　　林伯渠同志一惯遵守时间，惜时如金。尽管他平时工作很忙，隔一天一次的合署办公和政府各种会议，他都到得最早。翻开所有会议的签到簿，首先签到的就是林伯渠同志。边区政府每天文件不少，林伯渠同志都能认真抓紧阅读，他从没有在自己未阅过的文件上，甚至简单的通知上草率划圈、签名。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困难，需要重视发展地方工业。当时延安一些商人贩卖日本人的肥皂，影响了延安的肥皂生产。延安肥皂厂建议应立即禁止肥皂入口。中央军委王若飞同志收到信后，根据朱德同志的意见，第二天亲自给边区政府来函，要求清查贩运日本肥皂一事，保护边区自己生产的肥皂。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边区政府从起草文稿、审阅到刻写、印发，至林伯渠同志签字发出《关于查禁仇货入境》的训令，前后不到十天。可见其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 　　平易近人 群众爱戴 　　林伯渠同志还经常深入食堂，关心、询问炊事班的情况。有几位炊事员年过五十，林老就为这些炊事员组织了一次集体祝寿。炊事员和林老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林伯渠同志住在延安南关。这里有个卖豆腐的叫“圪塔老五”，经常早起赶集。林老也常早起散步。两人时常见面，互相打招呼，时间长了便成了朋友。林老通过“圪塔老五”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和风俗人情。 　　干部、群众都对林伯渠同志非常爱戴，每逢过年时节，延安市民的秧歌队锣鼓喧天，总要为林老拜年。延安桥儿沟天主教会给林老敬献的旗上写着：“人民政府”四个大字。有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李全海曾带着两个大公鸡，从临镇不远百里来看望林老。 　　这些动人的事迹，处处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的高风亮节，使我们至今听起来感人至深。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