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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春风 为人师表——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常黎夫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今年三月二十日是林老百年盛诞之日，缅怀先烈思绪万千，谨就一些感受深刻的往事，衷述崖略，以忘怀念之忱。 　　“良师益友”，肝胆相照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我和林伯渠同志在西安相识。当时林老是代表党中央主要做上层统战工作的。他既负领导责任，又亲自做具体工作。回顾林老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先生的交往友情，特别是他们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林老是多么善于从政治理论和思想方法上启发、引导、团结党外人士的。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老就亲自送给杜斌丞一本，并且两次在一起交谈读后感。我当时任杜先生秘书，有幸参加了谈话。给我印象深、教育大的是林老先后着重讲了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领，说明无产阶级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引用联共党史结束语中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阐述了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要保持紧密的联系，就会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个定理。这两次谈话对杜先生在政治上是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使杜斌丞先生进一步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林、杜二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书信往还皆以“吾友”相称。杜老说他们之间是“心往神交”，称林老为“良师益友”。 　　林老对党外人士一贯以诚相待，肝胆照人，患难与共。一九四二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等，在政权机构的职权、税收负担、基层干部的作风等问题上，提出过一些批评意见。其中有些观点是不全面或错误的，如李鼎铭曾说过边区政府无权，主席是“周天子”的话。为了提高他们的认识，团结一道工作，林老同他们反复谈心，介绍全面情况，说明党的政策，使他们逐渐有了正确理解。李鼎铭身体不好，林老经常到他家里去商谈工作或促膝谈心。坚持数年，始终如一。一九四五年间毛主席称赞这种谈心办法，党内外都可以采用。 　　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曾经分了安文钦等家的土地房产，“扫地出门”，同时对他们的商业和浮财的处置意见也不一致。林老知道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为有些做法不妥。林老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亲自处理这件事，退还了他们一些房产，商号和浮财一概不动，并向他们作了解释和道歉。林老这种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与党外人士推心置腹精诚团结的精神，赢得了高度的赞扬。李鼎铭曾经说过，他对共产党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对毛主席著作，对林老的品德和作风是五体投地，衷心赞成。安文钦也对党十分感激，认为共产党不忘旧情。 　　为了活跃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激发由大后方进边区的一些年事较高的民主人士的政治热情，林老除同他们一起举行座谈、学习文件、商讨时政外，还成立了怀安诗社，定期吟诗作赋。李木庵、钱来苏等十几位诗社老人的作品，慷慨激昂，丰富多彩，朱总司令、董必武、吴玉章和续范亭等领导同志，也常有诗作唱和。这些活动对于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起了积极作用。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很差，但党内外的老人们生活愉快，心情舒畅。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同年轻同志一起转战黄河两岸，始终朝气蓬勃，充满胜利的信心。 　　坚持原则 维护团结 　　林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尊重党委领导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林老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而当时在西北局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同他相比多是年令和资历较轻的同志，但林老对他们总是十分尊重，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处理相互间的工作关系。边区政府中的重大工作问题，哪些先经过西北局同意后再提交政府讨论，哪些文件要经过西北局审阅后再发布，他都认真掌握，谨慎从事。有些问题他还经常主动找主管部门交换意见，酝酿成熟后报告西北局，有些工作他还亲自向西北局领导请示汇报。林老这种高度的原则态度和民主作风，给人以亲切的感受和深刻的教育。一九四三年间，边区领导机关系统地整顿和改进党政军民财各方面的关系与工作作风。在这次整顿检查中，林老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被树为大家学习的模范。 　　林老一贯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一九四七年在绥德义合会议上，他对当时在土改和干部政策中一些“左”的作法，是不同意的。但为了保护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从全局出发，他在会上只是很有分寸地从党的基本政策上加以解释说明。他对我说，有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到中央会议上去讲为宜。当前战争环境必须十分注意党内团结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宜在这次会议上展开争论。当时我们正在绥德雷家沟搞土改试点，搬用外地的办法，吊打了一户地主，追底财；同时单纯强调依靠贫雇农，把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品质好、能力强的中农村干部，排斥在外。林老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他对我们并未过分指责，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引导大家自觉地提高认识。他说拷死的地主虽是一个人，但对群众斗争情绪以及争取地主亲属的工作，却有很大影响。他问我们，中农为什么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真诚拥护的人，为什么要排斥他?他的这些指点，使我们工作中的偏差及时得到了控制和纠正。 　　义合会议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开会。林老去杨家沟的前一天，给我谈了许多话。他说，有不同意见在中央会议上可以得到统一，毛主席会作出正确结论的。当时李鼎铭副主席刚从山西临县回到边府所在地——雷家沟，林老再三嘱咐我要很好照顾他。杨家沟会议以后，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了。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主席还批评了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过“左”的错误政策，重申了结成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现在回想起林老的许多看法和意见，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 　　林老对党内有争论的问题，总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顾全大局，注重党的团结。处理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启发诱导、解释说服；解决重大政策问题，坚持原则，决不含糊。记得光复延安初期，“左”的情绪还存在。如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举出李家渠从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为近百家商店的小集镇这一事例，指责边区搞集市贸易是执行工商业政策上右的表现。还列举了苏联搞集体农庄的事例，说明新解放区的工商业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也有右的倾向。林老对这种“左”的情绪和意见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全面地叙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工作中“左”的经验教训，详尽地阐述了我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和任务，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是新民主主义；说明了在什么阶段采取什么政策，办什么事的道理。林老的一席讲话，对大家启发教育很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慈祥恺恻 循循善诱 　　林老对干部和蔼可亲的态度和精心培育教导的作风，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他对犯错误的干部更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六月间，林老为解决保安处工作过分强调特殊化的作风问题和法院工作中的一些争论问题，先后和有关负责同志个别谈话不下二十次。有一次，一个同志在料理一个病故同志的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拿来自己用了。被发现后，支部大会批评他。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品质问题，提议开除他的党籍。一霎时，开除党籍的意见占了上风。林老发言说，本来把死者的钢笔留下来给一个同志用，是可以的，但需经组织同意才对。没有向组织讲私自拿来用就不对了，这个缺点应该批评，开除党籍，就重了。这个同志在长征中，冲锋陷阵，很勇敢，现在工作勤勤恳恳，也很努力。林老讲完后，这个同志很受感动，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大家听了也没有人再坚持开除这个同志党籍的意见了。林老的发言对犯错误的同志和参加会的所有同志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使每个人都懂得了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一个有缺点甚至犯了错误的同志。 　　林老常用“对事有冲锋勇敢之勇，对人有慈祥恺恻之心”的话来勉励和要求我们。他说对事对人完全做到这两句话，是很不容易的，但应该努力去做。林老特别注意提倡和启发干部的自觉、自尊、自爱。他还常用“人之好善，谁莫如我”的成语来启发人们勇敢克服缺点坚持进步的自觉性。 　　我和林老相识后，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两年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我又在林老的直接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了六年。多年来，林老对我个人真是关怀备至，精心培育。他经常拿毛主席的教导、前人的革命事迹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确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林老经常给我讲毛主席每到战争转移或困难时期以至长征途中，总要叮咛把社会发展史带上，可以随时翻开看看。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多么令人深思，具有多么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共产党人坚信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的，所以能够在千难万险面前勇往直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来不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只要认真看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看历史走过的曲折道路，结论可以顺理易得。他还以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常说孙中山是真正革命的，早在一九一八年，孙先生就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和苏俄劳动工农政府的成立。以后在我党的支持帮助下在绝望中猛省，毅然提出“以俄为师”的道理和“三大”政策的纲领，这个转变真是了不起。他经常告诉我们，对历史要作全面科学的分析，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更多地是谈江西苏区时期毛主席的思想和指导工作的方法，并常以列宁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批评和论述来说明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当时我受各方面水平的限制，对林老的许多教导领会不够、不深。现在回顾几十年来历次“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体察，才逐渐加深理解，认识到林老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在党内斗争中高尚的品德和风格，显示出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和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伟大精神和感染力量。林老针对我一九四二年整风后的一段时间谨小慎微的表现，指出我办事胆子小，根本原因是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少，革命理论水平不高。因而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会感到自己缺乏明确的观点和主张。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经常提醒我们，如果听不到被领导干部的意见，相互之间有隔阂长期不能解决，就说明你领导无能。如果闹不团结，影响工作，那就更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告诫，避免和克服通常所说的领导要“破产”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最多的是我常用以鼓励鞭策自己的三句话，这就是林老讲的“人之好善，谁莫如我”、周总理在国务院会上常讲的老干部应该是“老马识途”、朱总司令讲的“说真话就是团结”。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教言是多么经得起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愈辩愈明，教育意义愈为深远。 　　一九四六年林老六十寿辰时，我们在延安读过谢老(觉哉)写的一首祝寿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诗高度概括了革命元老的勋绩，高尚的节操和识贤任能的伯乐之风，表达了我们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厚谊。这就是：“四朝革命者，屈指首推公；节厉孤松直，心摧刀兵空。” 　　(本期林伯渠同志照片均为王自成供稿)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