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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三次蝉联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李艳玉

1935年10月至1948年12月，林伯渠在陕北和延安工作、战斗了11个春秋。他三次蝉联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对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和巩固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奠基人 　　1935年，党中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决定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及其土地革命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转折点。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郑重表示“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更名容易改制难。党中央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林伯渠。4月，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谢觉哉、蔡树藩、黄亚光、周兴负责，研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转变内容与步骤。林伯渠主持制定了《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 　　1937年5月，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先后两次发言，拥护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讲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指示，提出了六条措施。这六条措施是：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实行普选，建立各级抗日政权；压缩政府机关，加强财政工作；增加文教经费，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农工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进干部管理，加强干部教育。 　　苏区党代会闭幕的第二天，即5月15日，林伯渠主持召开特区党代会，他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7月，全区范围内的民主普选运动开始，历时四个月，使苏维埃工农民主制度转变为普选的民主制度。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区党委提出16个方面的政府施政纲领，作为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判中捐弃前嫌，推诚相见，经过反复商谈，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其中包括西北办事处的更名改制问题。此后，林伯渠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多次同蒋鼎文在西安谈判。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经中共中央提议，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陕甘宁边区是个特别的行政区，它既区别于其它国统区，也不是完全按照苏维埃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它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直接产物，是中国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边区首府设在延安，辖23县。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模范根据地的领导者 　　陕甘宁边区成立初期，林伯渠对外是长江沿岸中共代表，常驻西安(又是驻陕党代表)；对内是边府主席，过问边区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1939年1月，林伯渠主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并作政府工作报告，当选为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主席。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强派反共活动逐步升级，林伯渠奉命撤回边区，他全力领导边区开展各项建设事业。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林伯渠首先抓三三制政权建设。1941年1月，边区党委和政府作出全边区实施“三三制”政策的决定，结合1940年在绥德、陇东试点的经验，普遍开展“三三制”民主选举。 　　1941年2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上，详细地阐述了“三三制”政权问题，对民主选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边区中央局(1940年10月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1941年5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共产党人当选为行政人员的政纲。经过半年多的选举工作，边区自下而上建立起三三制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林伯渠致开幕词，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按照“三三制”原则，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新的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及法院院长。在三三制政权机关中，非党人士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厅长、县长、科长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干部有3592人。他们有职有权，共同担负起建设边区的责任，使边区的政权真正成为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共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林伯渠对党外人士热诚相待，促膝交谈，与李鼎铭、安文钦、李丹生、贺连城、霍子乐等人结为挚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共事，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 　　1943年上半年，李鼎铭先生在边区政务会上发言很少，其他党外人士也默不作声。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谈心。李鼎铭坦率地说：“现在同级把我当作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的，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 　　林伯渠立即召开边区政府党组会议，研究李鼎铭等人的意见，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①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②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③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签署手续；④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为了贯彻这四条措施，林伯渠带头找李鼎铭商量工作，交换意见，还十分注意照顾党外人士的生活。李鼎铭的心情更加舒畅，再也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回答：“我是有职有权”。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同志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毛泽东曾赞扬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 　　陕甘宁边区政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在农业方面制定了增加粮食，发展畜牧，推广植棉的农业方针。采取深入减租减息，合理发放农贷，优待移民难民，军队实行屯田，提倡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等措施。鼓励开荒种地，耕地面积日渐扩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除自给外略有剩余。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成绩最佳，林伯渠亲自踏勘过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垦区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红旗。 　　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而努力”的号召，很快使边区余粮达到70万石以上。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边区政府积极开办工厂，林伯渠亲自从西安、武汉等地物色技术干部和工人到边区创办工业。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边区的土布达到部分自给；纸张达到大部分自给；肥皂自给有余，保证了抗战的军需和民用的供给，支援了前线，粉碎了经济封锁，提高了边区经济的自立能力。 　　林伯渠把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视为边区政府的又一大基本任务。边区原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落后地区。学校少，识字者只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一。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城乡普遍推行国防教育。新办小学大量涌现，还创办七所中等学校。在延安先后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等20余所学校。社会教育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识字组、夜校、半日学校遍布工厂、农村，民众教育馆16处，流动图书馆两个。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得到发展，汇成一支文化大军，提高了边区人民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 　　1942年，林伯渠针对抗日与建设急需干部的实际情况，贯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的方针。1943年，边区政府对国民教育实行公私合办、民办公助政策，鼓励自由办教育。以村学为主的儿童教育和以冬学与识字组为主要形式的成人补习教育普及全边区。当时，边区政府支付的教育经费在总经费支出中占的比重相当大。1945年边区财政厅在工作报告中写道：“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够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 　　在八年抗战中，林伯渠含辛茹苦领导着边区政府和人民，在支援前线和探索建设陕甘宁边区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1945年3月，当林伯渠六十寿辰时，中共中央致函祝贺，指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 　　西北解放战场的好后勤 　　1946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林伯渠第三次连任边区政府主席。他向大会作了《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提前疏散的指示，抓紧进行物资的坚壁工作，人员则化整为零，机关学校分批撤出延安。从3月开始，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相继撤出。3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撤离延安。3月18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联合国救济总署派驻延安的牙科医生麦达伦·罗比茨尔钦佩共产党人的高超的组织才能，说这是“任何首都的最有秩序的撤退。”     　　在转战途中，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爬山越岭，晓行夜宿，致使他的痔疮久发不愈。当时，给养十分困难，解决后勤供给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林伯渠肩负着支援前线和组织后方两副重担。他日夜操劳。白天赶路，晚上不是开会便是找同志谈话。 　　3月29日，林伯渠在日记里列出他要抓的八大任务。支援前线有四项：①人力(担架、运输)，②粮草，③被服，④医药。后方工作也有四项：①民兵，②生产，③土改，④宣教(包括疏散家属物资)。 　　8月中旬，为了商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不顾年高体弱，东渡黄河到了山西。10月中旬，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统筹统支。 　　10月20日，林伯渠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政务会议，确定以“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作为边区政府战时的主要任务。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48年2月，边区政府组织6633副担架、5440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15582副，缝制军鞋584000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林伯渠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新形势，提出：“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任务。4月22日，延安光复。5月11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重返延安。 　　为了恢复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农业方面，连续发出布告，安定民心，宣布边区的基本区不再平分土地，确定地权，发土地证，并保障不受任何侵犯；在新区暂不进行土改。在工商业方面，实行保护政策，保护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对遭受战争破坏的工商业均予扶助，免征本年度营业税。这些措施对边区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48年下半年，随着西北解放战场捷报频传，陕甘宁边区已扩展为57个县市，设7个分区。10月下旬，林伯渠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问题，给党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了专题报告，汇报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教育、群众负担和防疫救灾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林伯渠这份很有见解的报告为边区经济恢复和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成为留给边区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1948年11月3日，党中央调林伯渠到中央工作。12月6日，林伯渠告别边区，离开延安，踏上了新的征程。林伯渠为创建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做出重大贡献。1960年5月，林伯渠与世长辞。林伯渠的名字和功绩长存于世，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他怀着永久的敬意和思念。延安精神正激发中华儿女奋勇拼搏，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