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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良师贾拓夫同志

杨 永 昶

贾拓夫同志是一位受人敬佩的好领导，是有远见卓识的长者，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从14岁就参加革命，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称得上是我党的一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贾拓夫被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迫害致死，虽已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在我的心头，总有一些事情难以忘怀。 　　(一) 　　1931年10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中共洋县县委组织委员王克明突然来我在农村的家里，要我作好准备，随时为洋县县委跑次交通。因为中共陕南特委给洋县县委有通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贾拓夫已前来汉中整顿党、团组织，可能要到洋县来。不久，王克明在一天下午把我叫到洋县第一高级小学大门外的操场，传达贾拓夫在陕南特委讲话的主要精神，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要求陕南各级党、团组织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学校知识界转向工农兵，党、团员一定要走向工厂、作坊、兵营开展武装斗争等项重大群众斗争。 　　一天，贾拓夫来到洋县检查指导工作。县委王克明向他汇报，县委和西区区委已在进行准备，计划在近期组织发动百余贫苦农民向东韩村的地主“借”粮。贾拓夫非常支持这个活动，强调把准备工作做好，就是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自觉自愿地向地主进行经济斗争。还说今后发展党、团员一定要审查，做好保密安全工作等。洋县县委和西区委按照拓夫的指示，不久就组织农民群众冲入东韩村地主刘调伯家，打开仓库，给贫苦群众放粮约5000多斤，搜出银币1000元，上交陕南特委800元，县委留200元作活动经费。斗争取得胜利。 　　国民党城固县政府公布田赋4倍加征。又为组织民团向百姓摊派买枪费，引起全县各地群众愤怒。贾拓夫策划指导中共城固县委和各地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起来反抗。学生罢课，几千农民向城固县政府交农具罢耕!抗粮、抗捐、抗摊派。国民党怕事态发展闹大，撤销了傅秉三城固县民团团总的职务。这场斗争的胜利在群众中留下了顺口溜： 　　瓦碴庙插红旗造反，城固县红了半边天。 　　吓得那些反动派心惊胆颤，委员们再不敢下乡催款! 　　当时我作为洋县的学生代表之一，前往城固县支援，参加了这次规模最大的学生和农民以及各界群众的斗争。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二) 　　1937年9月的一天下午，李富春部长给抗大作大报告。快要讲完课时，队长突然告我，在听完报告后去找李部长，有事告诉我。见了李部长，他问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他即说：“好，你们省委书记来了，有事，他会告诉的。”到凤凰山下的一孔窑洞门前，李部长介绍说：“这是王首道同志，跟他去见你们的省委书记。”我一进窑洞，原来是久别重逢的良师益友贾拓夫同志。我当即说，是刚听完大报告来的。拓夫说：好，看看你的课堂笔记。我将笔记递给他，拓夫翻看后说：“记得还不错，能抓住要点。”拓夫告诉我，组织已决定让我回省委工作，并要我在第二天天刚亮，到新华书店大门口乘去西安的汽车，到三原县八路军兵站下车，再去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说到了那里，就会见到我的熟人老关(张德生)、老崔(崔廷儒)他们。就这样，我从延安回到中共陕西省委机关。 　　两三天以后，拓夫也从延安返回到云阳镇。一天傍晚，拓夫和张德生来到云阳北门外省委交通科看望我，问我休息得好吗?他们要我做好准备，化装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职员，尽快回到汉中去工作。两天后，拓夫和德生再次来交通科同我谈话。在德生宣布了我的职务后，拓夫说：“你的职务是全面负责领导工作岗位，责任重大，要有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一心一意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更要注意发展新的党员和大力搞好民先队的群众组织工作。设想在3个月以内打开工作局面后能回来向省委汇报一次，如不能脱身时，可派可靠的联络员或交通员来代你作汇报。”拓夫还说：“你是汉中地区本地人，有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面，但时间一长许多人知道了也有容易暴露的一面。如果你们能够在汉中坚持工作一年，这样中共汉中工委的全面工作就胜利了。”最后，拓夫还强调指出工作的重点，这就是扩大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深入到各界人民群众中去，团结各界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在抗日积极分子中按照条件慎重发展党员。 　　1938年1月底的一天傍晚，省委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东边院子地下室开会，会议由贾拓夫主持。我汇报了汉中工委3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拓夫听完汇报后指出，汉中工委3个多月以来，按照省委的安排，结合汉中实际情况，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为下一步工作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省委表示满意。他说，为了进一步做好汉中的工作，已报经中央批准，将中共汉中工委改为中共汉中特委。会后，德生又找我们3名特委成员，谈了特委工作大发展的问题。 　　(三) 　　1939年9月间，我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之际，有一天上午，我去中央西北工委看望贾拓夫，谈到我们即将分配工作。拓夫给中组部干部科王鹤寿科长写了一封建议分配我的工作的意见。不几天，中组部分配我到中央财政经济处任干部科科长。很显然，这是拓夫向中组部介绍了我的情况后才定下来的，因为他始终关心同志的切身工作问题啊! 　　1945年10月，中组部肖梦找我谈去东北工作的问题。接着我又去看贾拓夫，他鼓励我愉快地去东北工作，并给边区政府民政厅干部科白志明科长写了一封信。两天后，白科长给我调了1名做警卫工作的青年，并配备了1支短枪。这说明，贾拓夫和边区政府对我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6月我给贾拓夫写了一封简要信问候他好，并汇报了我在长春市等地工作的情况。他及时给我亲笔回信，说现时陕南还没有解放，必要时如有可能调我再回陕南工作。 　　1951年3月，我从中共汉中地委来西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闭会的那天中午会餐，拓夫特意叫我同他坐在一起。他说：对汉中的一些老同志，凡是没有出过问题又具备干部条件的，通过组织部门了解以后，可以让他(她)们出来工作，如刘澄初等就可以继续作我们的会计工作。当然，主要还是依靠培养男女青年干部来搞我们的各方面工作，更要重视技术干部，发挥那些有真才实学人员的作用。并要我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各方面的人士，把党的统战政策落到实处。 　　(1993年2月23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