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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而光辉的一生——怀念贾拓夫同志

李 屺 阳

(一) 　　1938年暮春，我从前方回到三原武字区作农村工作时，经常阅读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刊物《西北》，其中关烽(贾拓夫)、杨清(欧阳钦)的论文最多，对我提高政治觉悟帮助很大。记忆比较清楚的是拓夫同志写的专论《坚决为保卫陕西而斗争》、《在伟大的七月面前》、《各党派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等文章。拓夫的文章结合陕西形势，摆事实讲道理，读了令人口服心服，教育意义很大。他在抗战1周年时，对陕西形势的分析，特别透彻。当时日寇铁蹄已从华北伸进河南、太原、晋南，敌机在西安上空狂轰滥炸，大批难民流浪街头，广大社会人士和广大群众对日寇这种野蛮的进攻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无限担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拓夫同志详细论证了1年来抗战在陕西出现的有利条件、不利因素和应有的对策。他既要读者看到抗战1周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和胜利，又要读者看到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运用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说明，由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必然胜利，又指出了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要性和出现的分裂苗头。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篇篇清晰地说明抗战胜利的必然性，鼓舞广大群众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决心。 　　拓夫同志在写文章中，还善于运用陕西从大革命以来牺牲的革命烈士人物教育热血沸腾的青年，又善于运用民主党派人士的言论和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的进步言论，批驳“亡国论”和投降派的反动论调。他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的精华，活生生地结合实际陕西化了。毛泽东主席称拓夫同志是“陕北才子”，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期间，我虽未见过拓夫同志，但他的著文，却深深地鼓励着我，进一步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 　　(二) 　　1941年10月，我从驻在照金的中共陕西省委调到延安，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亦称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工作，贾拓夫、杨清分别兼任局长、副局长，直接领导我们，研究局窑洞西下一个小坡便是西北局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的机关，拓夫兼民运部长。研究局在审干后期撤销，时间虽然短促，但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 　　研究局分边区研究室、国统区研究室、民族研究室、调查处等单位。拓夫、欧阳钦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后，拓夫带领研究局很有水平、熟悉经济工作的柴树藩以及李涉、于光远等一些同志，去米脂县作了近3个月的社会调查，返回延安后由拓夫主持编著了一本《米脂调查》，为边区干部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了好的榜样。 　　拓夫同志重视民族工作。他领导下的民运部和民族研究室吸收了不少民族优秀干部和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主要是回、蒙干部，如乌兰夫、杨静仁、马青年、马尔沙(牙含章)、克力更、乌兰、鲜维俊等等。当时乌兰夫是民运部的一个科长，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们十分诧异。拓夫说，我们将来要开展内蒙大面积的工作，乌兰夫同志是蒙族干部中最优秀的干部，他们将来是开辟内蒙工作的主力军。我们了解了这个含义后，十分敬佩毛泽东和拓夫等同志的远大谋略。 　　国统区研究室着重研究陕甘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陕甘不少地下党的同志，如甘肃的陈成义、方刚(高健君)、郑重远、杜子安、陆云龙等，在陕工作过的刘庚、谢华、陈煦、黄葳、李连璧、陈元方、冯生瑞等等都集中在研究局和民运部工作。从1936年12月下旬到1939年3月，拓夫一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更熟悉陕西国统区的情况。在此条件下，拓夫主持编写了不少研究材料，为后来开展这些地区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料。由此也可看出，拓夫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何等的重视。 　　当时，研究局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业余生活非常活跃。窑洞上空，不时回旋着陕北民歌和苏联民歌的欢乐歌声。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柴树藩唱京剧须生、李涉拉胡琴，一唱一奏博得大家的称赞。山坡下有研究局同志的菜地，收获季节，大家到山下吃自种的西红柿，用甜菜熬糖和炒黑豆煮在一起当咖啡吃。生活是非常愉快的。1942年，我和陈煦结婚，研究局举行了联欢会，拓夫同志作我们的证婚人到会讲话说：“你俩的名字是阳光和煦，婚姻美满，并肩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他的祝词，对我俩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鼓励。 　　(三)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讲：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小平同志这个论断是历史的总结。从历史上看，除内战时期外，抗日战争中就曾发生过“左”的错误。 　　1943年夏，延安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主持搞起了“抢救失足者”，陕、甘、豫、川等省的地下党全被诬蔑为“红旗党”(假党)。研究局一夜之间，大部分同志被抓走，多数关在边区保安处，少数关在西北局机关的空窑里。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硬要陕甘地下党的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叛徒”。他采取“扫清外围、顺蔓摸瓜、抓出头头”的办法，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先后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贾拓夫、杨清被怀疑“靠边站”了，担任过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和甘宁工委书记的孙作宾被关押在保安处。 　　当时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的杜介夫(董学源)，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掌握国统区和回边区的地下党县以上干部的名单和情况。高岗便先从董学源开刀，亲自审讯，董铮铮铁骨，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高岗起火了，大骂董学源，把手往自己脖子上一比划：“你要不是特务，把我的脑袋砍了!”董也恼怒地说：“你把陕西地下党县以上的干部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再下这个结论!”高岗怀恨董顽固不化。后在八路军大礼堂由康生主持召开“坦白大会”，董学源被带到后台“听会”，前台已有六七位干部在被逼迫下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但董学源始终不承认，高岗把董戳了两拳，遂将董转押至保安处。董学源浩然正气，保卫了陕西地下党，也保护了贾拓夫和杨清。 　　随后，高岗抓薄弱环节，以为20岁上下的女同志刘蓟容易攻下。一天夜间把刘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劝说：“你是个纯洁青年，我相信你会坦白的。”刘蓟答：“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特务。”高问：“谁证明你是共产党员?”刘蓟看到一旁坐的杨清面色铁青，文丝不动，想这不是杀鸡给猴看吗!便答道：“赵伯平、董学源、刘庚等等都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员。”高岗气急败坏地说：“你指的这些人都是些啥货色!”答：“啥货色，都是共产党员!”刘蓟眼一斜又看杨清，他真象个泥神钉在板凳上，一句不吭。高又说：“看你年轻轻的，没想到你也这么顽固。”刘蓟走出窑门后在想，这是审问我，还是审杨清?贾拓夫也是我们的省委书记，她念着拓夫不知哪里去了?!“如果杨清、拓夫都成了“特务”，陕西地下党不是真成了假共产党吗!”高岗这种蛮横的判断，和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多么严重的反差! 　　孙作宾同志是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决定，由贾拓夫、杨清谈话担任甘宁工委书记的。他克服艰险，积极开展甘肃、宁夏工作，是两省地下党的要害人物。高岗抓住这一点，指使保安处对孙刑讯逼供。 　　据孙作宾和他的夫人刘杰回忆： 　　孙作宾同志关在保安处被轮番审讯，一口咬定他是“顽固不化的老特务”，是“蒋介石的亲孙子”，对他严刑拷打。孙宁死不屈说：“你们这样拷打我，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胳膊被打伤化浓了，多亏一位苏联医生坚持反对把孙的胳膊锯掉，才保存下来。孙说，在13天最严重的酷刑中，他得每天站在防空洞口被凛冽寒风吹着，身体不支，终于拉血晕倒在厕所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他“交待”，他忠肠铁心，在纸上写道：“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他还在牢房墙上写下一首诗：“世间事情错综复杂，革命人竟受革命法，有力马何惧途遥，真金子哪怕火炼”。在严酷的逼供下，他提出要见高岗。审讯人说：“就是高司令说你是‘老特务’，要把你往死里整，你妄想见高司令。”他们把孙和其他同志关押在一起，孙还劝慰其他在押的同志“有问题把问题讲清楚，绝不能给党乱说。”于是不少人纷纷推翻自己原来的供词。孙作宾同志就是这样保卫了陕甘宁地下党的纯洁性，保护了直接领导他的贾拓夫、杨清同志。我十分敬佩孙作宾同志的钢筋铁骨和崇高品德。 　　也正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企图进犯延安。7月9日，贺龙在延安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边区军民打退胡宗南的猖狂进攻。正在这时，高岗亲自出马，在延安县群众公审大会上提出要枪毙大特务杨志功和黄流(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长)。接着高岗在西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大喊：“你们不要以为党的政策只有坦白从宽的一面，还有镇压从严的一面，不信，明天我就要枪毙黄流!”杀黄流的布告已经贴到延安南门外的墙上了。杀戒一开，何止一个黄流。谁知第二天、第三天都不见动静。黄流未被处死刑。1992年我到沈阳见了黄流(建国后任辽宁省商业厅长，广东人)，才知真相。黄言道，1981年11月，他到广州第一次听到他为什么没有被枪毙的原委。他在陕北公学的同学的爱人曾艾获(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说，1943年他是延安《解放日报》一、二版负责人，当时《解放日报》要刊登延安公审“特务”大会的长篇报导，原稿上有“枪毙黄流”的事，他感到事关重大，中央从未提出杀人的事，便把清样直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阅后在清样上批示：“谁杀人，谁负责”。枪毙人的事才未见报。高岗这时也不敢自作主张。随后党中央“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9条方针传达了，许多同志才静下心来。黄流大难不死，从牢房里出来和县委书记等一起吃起小灶来。贾拓夫、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还专程到延安县和黄流见了一面。这个期间，陈云同志调查认为，“抢救运动”出了问题。周恩来同志也说，他在重庆工作多年，没有出问题，四川哪里有那么多“特务”!他们都给毛主席作了反映。 　　我崇敬毛主席，不仅因为受到毛主席著作和讲话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会到毛主席为了建立新中国，总是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拨正了党前进的航向。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引伸下去，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同志得到平反。当时高岗带着大批干部奔赴东北，习仲勋同志担任了西北局的书记。正在这时，拓夫同志在西北局一个窑洞里，召集了近20位陕甘地下党的同志开座谈会。拓夫首先讲话：“抢救运动大家吃了苦，把大家冤枉了，对不起大家，向大家赔礼道歉。大家两年多不见老领导拓夫了，如隔十秋。会上好一阵沉默，连喘气都能听到，个别同志擦着眼泪。过一阵后，纷纷发言。甘肃的张生强说；“平反什么，我们没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是你们逼出来的。”刘杰、江仁风等个个对康生、高岗表示不满。陈成义说：“把甘肃一位很好的优秀干部陆云龙都逼死了!”我当时并不知拓夫后来也受到审查，问拓夫：“陕西地下党同志都成特务了，你是省委书记，为什么不能证明呢?”拓夫答：“火都烧到我们头上了，我有什么话可说。”方刚说：“党已经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这就够了，发那么大的火就不必了。”拓夫再次代表党向大家赔礼道歉说：“陕西甘肃地下党是个好党，同志们都是好同志。现在日本投降，全国形势很好，大家都准备迎接新形势，准备再去国统区开展工作吧。” 　　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 　　(四) 　　拓夫同志出生于贫农家庭，父亲早逝，他少小离家参加革命。他有一个和睦相爱的家庭。寡母在家生活十分困难，终于在1941年被从神木接到延安，住在民运部最西边一个窑洞里，开始了母子团聚的生活。拓夫很孝顺母亲，母亲也最疼爱她的长子。 　　我们不时在晚饭后到贾妈妈家串门。老人家和蔼慈祥，待人热情，见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象女儿一样谈话，给我们尝她作的吃喝。谈起拓夫来，她总是笑咪咪地说：“我们家很穷，全靠我和他奶奶做酱油醋卖点钱，做些针线活儿，供他念书上学。拓夫是苦水里泡大的。他能吃苦，爱学习，爱给受苦人做事。闹革命，担惊受怕，我苦了一辈子，如今到了延安，可以常见儿子、媳妇、孙孙，心里舒坦多了。”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贾妈妈得了子宫癌，那时叫“血崩”，经常睡在炕上，流血不止，让人心疼。以后，病情一天天加重。一次，我进窑里，看到拓夫正卧在他妈的身边拉话，贴近妈的耳边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看您，我心里也过意不去……”老人说：“儿呀，你事多，公事忙，多为受苦人办事，妈就心满意足了。你…放…心…吧。”老人家自知不久人世，泪珠夺眶而出，一滴滴掉在枕头上。拓夫痛楚而温顺地看着妈的脸庞。我呆呆地站在地上，不知说什么好。不多日，贾妈妈就去世了。 　　拓夫的爱妻白茜，16岁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和边区妇联主任。她和拓夫都担任着重要领导工作，俩人相聚分离，分离相聚，总是顾不上家，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拓夫后来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是理财的优秀领导干部，受到陈云同志的赏识。毛泽东主席1941年写《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到理论不联系实际时，举例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关系。拓夫可不是这样。他坚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的方针，以土特产出口换回边区人民必需的物资，回笼边币，又以边币的发行支持财政和生产，经过边区广大军民的努力生产，很快改变了缺吃少穿的严重局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可是在1948年1月的西北局义合会议上，在“左”的影响下，拓夫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说白茜没有做好妇女工作，也在大小会上多次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夫妻俩的酸辛苦辣只有各闷心中。 　　拓夫同志长期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敢于讲真话，敢于实事求是。谁想到他在建国后的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基层工作。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又被作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错误地受到批判。拓夫同志才华横溢，理论水平高，品德高尚，领导经验极为丰富，谁又想到正当他54岁的壮丽年华可以为党作更大贡献时，却在“文革”中受尽残害，含冤致死!我党我国失去了一位英才。贾拓夫同志坎坷而光辉奉献的一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3年7月于兰州)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