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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同志与党的少数民族工作

刘 春

我和贾拓夫同志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认识的，但在此之前，当他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时，我就知道他。1938年我在陕北公学分校教书，中央组织部调我到即将成立的西北工委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开展民族问题的研究，需要资料，李维汉同志让我从陕公分校所在地旬邑县看花宫专程去西安，搜集有关西北少数民族的书籍、报刊回延安。他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介绍信，给陕西省委的信就是写给贾拓夫同志的。我在西安完成任务后，返回延安时，曾到陕西省委所在地云阳，请省委转组织关系。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同志来见我，说拓夫同志正有事，不能来。我就是由此知道拓夫同志的。这次未能见面，可是不久又在延安相遇了。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底我回到延安时，西北工委还没有成立，我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候着。1939年初，李维汉同志从陕公分校回来，我即到西北工委工作。工作开始仅几天，贾拓夫同志也由陕西省委调到西北工委，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1941年5月，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西北中央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也合并到西北局，我和拓夫同志仍在一起工作，直至1945年10月我离开延安。 　　我和拓夫同志相处近7年之久，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不懈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的革命品质，以及他卓越的才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都使我深受教益。他正直朴实，谨慎周到，对同志真挚随和，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是无话不对他说的。他在延安时期对党的民族工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是永远铭记着的。 　　(一) 　　西北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在延安正式成立。作为一个中央工作机关，它分管陕、甘、宁、青，绥①的工作，党的少数民族工作也是由它管的。西北工委的书记是张闻天同志，委员有王若飞、李富春、邓发、高自立、李维汉、贾拓夫、陈铁铮(孔原)同志和高岗等。李维汉同志是秘书长，贾拓夫同志是秘书，西北工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们二人负责。为了系统地研究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在西北工委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由我负责，分蒙古民族问题和回回民族问题两个组进行工作。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同志主管，并参加研究。拓夫同志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三边特委工作时，就管过蒙、回民族工作。 　　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的研究工作是集体进行的。西北工委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蒙、回民族和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相连的情况，提出首先研究这两个民族问题。这两项研究先是着重于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而后才转到蒙古民族问题的研究。 　　在当时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问题很多而又要求必须尽快得出正确的答案，困难是不少的。虽然从西安买来了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刊，但还是深感不足。延安的几所学校和机关的藏书我们都去看过，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毛主席有个藏书室，藏书比较多，由李维汉同志征得毛主席同意，凡是我们用得着的，也都借过来了。还有一个来源，那便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前线回延安的同志带来的报纸、书刊，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材料。我们还从大青山、伊克昭盟、甘肃、宁夏回来的同志的汇报中了解蒙、回民族的情况，也向从这些地区来的上层人士了解情况。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蒙古民族的情况，西北工委还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伊克昭盟去实际考察。考察团从1940年11月出发，历时3月余，对伊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艺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查，虽然这只是内蒙古的一个地区，但对了解蒙民族的历史、社会发展和现状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中，不仅必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有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华各民族的侵略压迫罪行，揭露日本援助回族“自决独立”，建立“回回国”，和日本扶植内蒙古民族“自治独立”的阴谋诡计，驳斥它分裂中国各民族、灭亡全中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无耻谰言。还必须揭露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批判它的种种谬论。对来自少数民族反动上层的反动活动，特别是分裂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依附帝国主义的罪恶言行，也必须揭露和批驳。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依据党对少数民族问题历来的立场和观点进行的。在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是回回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的争论。我们党一贯认为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个民族问题，党对回族一贯主张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领导和帮助回族成立了相当于区、县的自治政府，红军中还成立了回民组成的师。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两种意见都提到西北工委委员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是由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回族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认为回回不是一个民族的同志也作了报告，王若飞、李富春和高岗等发了言。会议肯定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回回问题虽然不是宗教问题，但由于回族普遍信奉回教(伊斯兰教)，回族的发展与回教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宗教问题仍然是回回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西北工委讨论后，认为回回不是民族的同志放弃了原来的意见，因而对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会议决定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由贾拓夫同志执笔起草一个《回回民族问题提纲》，经西北工委负责同志审阅修改定稿后，于1939年6月上报了中央。毛主席在原文上批了“原则上同意”。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4月将这个《提纲》发至各级党委，后来又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并收进“六大以来”的文件汇编中。从《提纲》上报到书记处批准这段时间，拓夫同志曾告诉我，毛主席审阅《提纲》时，对他谈过，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解放后，当拓夫同志从西北调中央，我们阔别9年之后偶然在一次集会上见面时，都很高兴。在交谈中，他还和我提起过这件事，问我记不记得?我说至今记忆犹新。原来在西北工委会议上作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纠正大汉族主义及狭隘的民族观点，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后来正式上报中央审批时，《提纲》里关于团结回回民族抗日的纲领有关改善民族关系一条中，写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有一段详细阐述在回族执政的地方军政当局，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予其他各民族以平等的权利，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这些民族，但是没有点明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毛主席在审阅时注意到了，才向拓夫同志指出，并在《提纲》中加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向。”这是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民族观处理民族问题的典范。 　　在蒙古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党从建党初期起就非常关切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在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中进行过长期的工作。所以在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观点明确，那就是蒙、汉团结一致，抗日图存，共求解放。蒙古民族要一致奋起推翻日寇的统治及其傀儡——伪蒙古自治政府、伪满洲国政府，驱逐日寇出内蒙古和全中国，揭露“日蒙民族协和”、“反共和平”以及“防共特区”的邪说和阴谋诡计。经过集体研究，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个《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个稿子经西北工委修改后上报中央，1940年7月中央书记处批示“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也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和收进《六大以来》文集中。 　　在拟定上述两个《提纲》的过程中，配合当时的形势，我们还不断发表文章，宣传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观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阴谋诡计，批判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1940年3月20日出版的第48期《西北》半月刊上，拓夫同志就曾以“关烽”的笔名，发表过《团结中华各民族争取抗战建国胜利》一文。拓夫同志还在《解放》周刊第100期上发表了《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一文，阐述了我党实现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战建国的主张和党的方针政策。 　　西北工委的两个《提纲》，经中央批准后，又决定由我执笔编写《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本书。完稿以后，又编写了《蒙古社会经济》一书。这3本书统称为“民族问题丛书”，依次分别为“丛书之一”、“丛书之二”和“丛书之三”。 　　西北工委除编写上述3种“民族问题丛书”外，还由拓夫同志主持编写了《抗战中的陕西》，何承华等同志编写了《抗战中的甘宁青》(上、下册)、《抗战中的绥远》等书，介绍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北工委成立不久，就向中央提议建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组织。经中央同意后，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并决定先从蒙古民族和回回民族做起。会后，组成了以党政军负责同志，蒙、回民族的知名人士和负责同志，文化界与其他各界的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人员为委员的蒙古文化促进会筹备委员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筹备委员会，发表了建立两个促进会的缘起，拓夫同志和我都是筹备委员。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缘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蒙、汉文化，帮助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与发展蒙古民族之新文化，并使蒙、汉共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事业。”并且指出：全中国的文化界，亦应从文化工作上来弘扬蒙古民族优良的传统与革命精神，以之教育蒙古民族及全国人民，提高并发展蒙古民族的民主文化生活，启发蒙古民族的抗日自信心和热忱。”回民文化促进会缘起则宣布：“促进回族文化的发展，建立回族新文化，从文化工作上来提高回族抗日的热情与自信，实现更亲密的回、汉抗日团结，乃是各抗日党派与文化界的重要任务。”更进一步提高边区回民文化，并使回、汉间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进而更亲密回、汉的团结，共同发展，是边区各界目前迫切的任务。” 　　1940年2月29日，边区文化协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蒙古文化促进会首次筹备会，出席者为：吴玉章、艾思奇、丁玲、曹力如、莫文骅、李卓然、赵通儒、徐一新、张仃、冼星海、巴彦图、阿拉腾杜布、乌勒图那素图等30余人，拓夫同志和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协会的简章、工作纲领及吸收会员等问题。 　　“蒙古文化促进会”是1940年3月31日成立的。吴玉章同志任会长，还设立了理事和常务理事，常务理事赵通儒主持工作。拓夫同志和我也是理事和常务理事。大会上通过了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经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发起，举行了成吉思汗的夏季公祭(农历6月20日)和纪念堂、陈列馆落成典礼。7月4日隆重公祭那一天，朱总司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高自立、李维汉同志和王明、高岗等参加了。朱总司令、董必武同志、蒙古族代表石宝山讲了话，王明、高岗也讲了话。先是举行成吉思汗纪念和纪念堂，陈列馆成立大会，然后到纪念堂进行公祭。纪念堂匾额下面悬挂题有“世界巨人”4个大字的横幅。 　　在筹建回民文化促进会的同时，于1940年2月26日先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这是边区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成立时，拓夫同志代表西北工委在会上讲了话。在这次会上，通过建立延安清真寺、回民食堂，建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以及出版刊物等提案。 　　延安清真寺是1940年10月7日落成的，举行了落成典礼。同日下午，又举行大会，宣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和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拓夫同志和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由毛主席写的“清真寺”3个大字刻在寺前古老的原牌坊上。 　　以上各项工作，都是由西北工委提议经中央同意后安排进行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效果很好，影响很大，至今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的少数民族同志提起来还是很怀念的。 　　(二)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中央局，书记是高岗。西北工委的工作都移交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也合并到西北局。西北局设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专管少数民族工作，拓夫同志是西北局常委、秘书长兼民委主任，委员有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杨一木、刘瑞森、鲜维峻、朱侠父、赵通儒和我。杨一木同志兼秘书室主任，我兼研究室主任。 　　党中央在抓民族问题研究的同时，特别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了贯彻执行党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西北工委提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的意见，在向西北工委会议的报告中还提出了设立民族学院的问题。党中央为了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来，曾指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期分批地把蒙古族青年骨干送到延安来，加上过去红军中的少数民族同志和抗战后从各地到延安的各民族青年，当时延安的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学校中，都有少数民族学员。西北工委还决定为从大青山到陕北公学学习的学员，设立了一个民族部。西北局成立不久，党中央又决定在西北局的领导下，于1941年10月在延安成立一座少数民族的学府——民族学院。民族学院汇集了陕北公学民族部和其他各学校的少数民族的同志，制定专门的教学计划，进行培养，并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学员中包括蒙、回、藏、满、苗、彝，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和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共7个民族，学员中还有1939年甘肃西吉、海原、固原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进行武装暴动的一部分回民部队人员。民族学院的院长是高岗，副院长是高克林同志，教育处长是乌兰夫同志，副处长王铎、宗群同志；干部处长是朱侠父同志；总务处长是梁达君同志，副处长是田广润同志。工作人员和教员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同志。还专门设了一个研究部(后改称研究处)，是在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的基础上组成的，我为部长(后改称处长)。我还受院长、副院长之聘为民族学院教授。在民族学院成立的过程中，拓夫同志和西北局其他负责同志均作了精心的筹划安排。 　　民族学院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关怀，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党和政府总是千方百计保障学院的一切供给，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党中央和西北局要求民族学院不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学校，还应是一个学习工作的学校。1944年11月，毛主席对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员生活等问题作过重要指示。毛主席说：“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指党、政、军、群工作等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还指出：“(蒙族)学生蒙、汉文都要学习好。”毛主席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特别指示对民族学院的学员生活要适当照顾，“特殊点、优待点”。由于党的大力培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党中央和西北局决定把民族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等几所学校合并到延安大学，仍保持学院建制。延安大学也划归西北局领导。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副校长是周扬同志，我是校务委员之一，负责民族学院工作。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后，西北局考虑到为使同学们有机会接触实际，决定把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了出来，迁到三边地区的定边，因为那里紧邻伊克昭盟和宁夏，境内也有回族，可以接触蒙民和回民，可以边学习，边工作，参加工作实习。 　　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接着，党中央于同年8月1日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4个分局。第四分局设在延安，既是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又是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局，负责搜集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作为中央和西北局工作的直接助手。第四分局的局长就是贾拓夫同志，他在这一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时，民族学院的研究处，就成为第四分局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我任主任，乌兰夫同志任副主任。1942年初，乌兰夫同志调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个研究室就由我一个人负责了。 　　1941年5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五一纲领》。这个纲领是由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起草，经党中央和毛主席修改后才定稿的。 　　1941年9、10月间进行边区第二届参议员的选举，少数民族当选为边区参议员的，就有那素滴勒盖(蒙古族)、马生福(回族)、鲜维峻(回族)等6名。当选为县参议员的就更多了。经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中，有那素滴勒盖和马生福两个少数民族委员。 　　陕甘宁边区的回民，主要居住在三边和陇东地区，《五一纲领》公布后，在回民聚居的地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区、乡政权。在自治区、乡内，由少数民族选举自己的区长、乡长，管理自治区内的事务。自治区、乡还建立了清真寺，有的建立了伊斯兰小学。据1941年统计，在边区境内共为回民修建了14所清真寺。到1944年为回民共办了8所伊斯兰小学，在定边办了伊斯兰公学。在有200余家蒙民聚居的巴勒葛素和哈拉西里蒙两地，办了两所蒙古族学校。由于边区建立民族自治区、乡，吸引了很多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来边区定居。边区政府积极为这些移民安家，给予救济或借贷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供给种籽，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并免除他们的公粮负担。少数民族移民到边区定居后，大都生产很快得到发展，生活也逐步提高了。 　　为了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941年9月由朱总司令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组“大同盟”的问题，到会的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和国际国内的同志21人。会上各民族代表一致赞成为“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发表了召集延安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这是民族学院创办后不久的事。发起人有朱总司令、吴玉章、林伯渠、李维汉同志和高岗等，拓夫同志也是发起人。同年10月，大会开幕了，东方各国和国内的18个民族的代表参加，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充满着争取民族自由解放斗争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气氛。朱总司令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毛主席到会讲了话，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并说：“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宣告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并选出“大同盟”执行委员，朱总司令为“大同盟”主席。民族学院各民族的工作人员和学员中都有代表出席了会议，全体师生也都参加了大会。拓夫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主席团和执委会。拓夫同志为这个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很多的具体准备工作。 　　拓夫同志在西北局兼任民工委主任期间，非常注意关心和团结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并通过做好他们的工作，来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他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良好关系，尤其是和伊克昭盟蒙古族那素滴勒盖先生的关系，可称为楷模。 　　那素滴勒盖先生，又名雷寿昌，从小勤劳耕作，努力自学，青年时一度担任乌审族政府一科科长，办事公平正直，反对封建统治，深得蒙民爱戴。1932年，因不堪忍受蒙民所受的压迫，与石尼喇嘛秘密活动，领导蒙民武装起义，被全旗推举为营长。对陕北的土地革命战争曾极表同情，并协力促进蒙民与边区之友好关系。抗战后，率旧部参加前线作战，屡建奇功。1940年到延安，翌年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同时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对政府工作有很多建树。他还热心帮助民族学院的工作，亲自担任学院的蒙文教授，积极培养蒙古青年，并先后在九龙泉、西川寺沟等地开办农场，响应政府大生产的号召。1943年5月，得知国民党反动派侵占蒙地，屠杀蒙民，抢掠蒙民财产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忧思成疾。在病中，又闻息国民党反动派撤退了警备日寇的河防部队，进攻边区，更加义愤填胸，忧心如焚。他病重时，拓夫同志去看他，他向拓夫同志讲述了他的意见，请拓夫同志笔录下来，拟送《解放日报》发表。当他临终前半小时，拓夫同志去看望他时，他仍极关怀蒙古民族及边区的事情。拓夫同志将当时的时局向他说了几句，他频频点头。拓夫同志看他已至最后不能支持的时候了，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那素先生说：“我是不能活了，前几天我准备在报上发表的由你笔录的那些意见，我死之后，就可以当作遗言。”接着又说：“蒙古人的苦难还长着呢，有共产党、八路军……”拓夫同志极力安慰他。过了不久，就于7月31日下午4时半凄然长逝了。那素先生病逝后，拓夫同志按照他的嘱咐，写了《那素委员临终遗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1943年8月8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留延蒙、汉、回、藏、彝同胞1000余人，为那素先生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拓夫同志特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为追悼那素先生逝世而作的文章，题为《那素滴勒盖与蒙古民族解放道路》。那篇文章中，他缅怀了那素先生一生的进步的革命的事迹，引了《那素委员临终遗言》中的名言：“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就是真正解放蒙古民族的唯一方向。”最后，在结语中指出：“坚定抗日，坚定团结，坚定民主，坚定依靠人民，坚持联合共产党，这就是那素先生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和一生活动的方向，他代表了蒙古民族的觉醒，他是蒙古民族解放的旗帜。”这个结语，是对那素先生最恰当的评价。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支闻名全国的少数民族武装，驰骋在敌后冀中抗日战场上，那就是由司令员马本斋同志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这是一支党领导下的在敌后同日寇英勇作战，屡建奇功的回民武装，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之一，被冀中军区嘉奖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为此党中央、中央军委曾颁令嘉奖过马本斋同志。马本斋同志的母亲在被捕后，日寇逼她写信劝马本斋同志投降，遭到她的痛骂和严词拒绝，大义懔然，绝食而死。党中央考虑到这支部队在和日寇作战中损失很大，马本斋同志又积劳成疾，决定撤回来补充休养，并担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1944年1月底中央命令支队撤回，2月初马本斋同志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了。他临终时为自己不能随军回延安，深为遗憾。延安各族各界为了追悼马本斋同志逝世，曾于清真寺举行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曾送挽幛和挽联，致以深切的哀悼，并表彰中华民族和回族英雄母子的一生。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同志等参加了大会。拓夫同志在追悼大会上讲了话，他首先代表西北局向马本斋母子及回民支队致敬，接着他指出：“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是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他的斗争道路，简单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共产党。他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武装，打击日寇，同时团结回族大众，联合中华各民族共同进行解放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尤其重要者，是他认识了只有信赖共产党，才能完成回回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的彻底解放。”“陕甘宁边境历来是回汉斗争剧烈的地方，回回民族很少，且受尽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甚至连建立清真寺和埋葬父母的地方都得不到，但革命后，由于我党民族政策的正确，回回民族大大增加了，且在边区党政的帮助下，发展了家务，建立了自治区，盖寺，兴学，获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是过去回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对内对外两个定义，从马本斋同志及边区回民的事实看来，我们已经全部做到了。”最后，拓夫同志向大会建议，将马本斋同志的斗争史，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全边区的伊斯兰小学学生及广大回胞。 　　1945年春节前不久，三边地委接到西北局急电，调我立即回西北局，于是在农历正月初四那天，我离开三边回延安。到西北局后，才知道随着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当时在西北局工作的乌兰夫同志将出任绥蒙政府主席。由于乌兰夫同志要走，拓夫同志建议西北局调我回来接替乌管的民族工作。我又和拓夫同志在一起了。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随着抗战胜利出现的新形势，国内民族问题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地处北方分属各个抗日根据地和新解放区的内蒙古各盟旗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为此中央指示西北局对蒙古工作进行研究。中央的指示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是拓夫同志告诉我的。他召集我研究了这个问题(是否还有其他同志参加，我记不起来了)。9月28日起草了一个关于《对蒙古工作的意见》致晋绥分局转绥蒙区党委、乌兰夫同志的电稿，用的是西北局书记高岗的名义、因为当时晋绥分局受西北局领导。这个稿子是拓夫同志或其他同志草拟的也记不清楚了。此电是10月6日由刘少奇同志批发的，少奇还批示：“并告晋察冀中央局仿此办理。”电文中说：“目前我党在内蒙古解放区应扶助蒙古人民实行区域自治，首先在绥远的乌盟、察哈尔②之锡盟已获解放地区准备实行。1945年11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发了关于《中共中央对内蒙工作的意见》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刘少奇同志批发)，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目前是实现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应有统一领导与政策。”“区域自治”这个概念是列宁、斯大林提出的，过去我们党常常引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建立过少数民族的县、区、乡自治地方，实行民族自治，有的自治地方就称作自治区、乡，但作为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提出来则是中央的这次电报。 　　就在拓夫同志召集研究蒙古工作问题以后，我向他提出要求到东北去工作，因为党要派大批军队和干部到那里去，延安的同志很大一部分要调出去。拓夫同志说我的意愿他同情，但这里没有人，离不开。因他没有答应，我又向高岗提出，高同意了。10月下旬我离开延安，和拓夫同志分别了，到解放后才得在北京再见面。 　　(三) 　　拓夫同志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局工作期间，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是成绩卓著的。因为事隔多年，手头又缺乏资料，我的这些追忆只是一个大体轮廓。即使如此，也可看出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圣地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是非常活跃和生气勃勃的，它不愧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民族团结好，民族关系融洽，因而被少数民族称誉为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毛主席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我认为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工作之所以有成绩，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局的正确指导下取得的，拓夫同志作为主管民族工作负责人之一，为党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所作的努力是显著的，贡献是很大的。 　　(1993年，庞真整理) 　　注：①绥，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②察哈尔，时为省治，1952年撤销，其辖区划归河北、山西省。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