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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老师·兄长

何 承 华

我认识贾拓夫同志是1938年1月初，1937年底，欧阳钦同志先让我留在西安工作，后又考虑到我在西安没有单独居住条件，便决定我随贾拓夫同志和冯文彬同志去云阳。到云阳后，我被分配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任秘书长期间，除过经常看到中央给拓夫同志的电报和拓夫同志以省委书记身份，用“关锋”笔名公开发表文章外，再未与拓失同志见过面，但拓夫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却极受尊敬。 　　1940年3月，我由中央党校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拓夫同志是西工委委员，主持西工委的日常工作，他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从此，我在拓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到1943年3月，在这整整3年中，拓夫同志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兄长。 　　我刚到西工委，不知怎样做工作，拓夫同志总是耐心地教我怎么办。我们整天在一块生活，所以拓夫同志经常和我们聊天、谈心，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情况，告诉我们如何工作。当近10位藏族、苗族同志例如天宝、扎西等到西工委后，拓夫同志要我去给他们教汉语，告诉我们既要当他们的先生，又要当他们的学生，说他们是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将来都是本民族的领导干部，要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多少懂得党的一些民族政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拓夫同志对干部的理论学习十分重视。在我到西工委工作不久，拓夫同志即要我们认真读读马列主义的原著，说要能做好党所分配的工作，必须在理论上下工夫，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在拓夫同志的领导督促下，我在这一时期通读了《斯大林选集》，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1940年秋冬，中央为了给七大准备材料，要西工委写几本关于西北各省内部情况的书。拓夫同志便领导组织我们分头干。他不但自己亲自动手写《抗战中的陕西》，还指导我们分头写《抗战中的甘宁青》、《抗战中的绥远》、《哥老会与青红帮》、《抗战中的西北回民问题》等。我们的稿子写出以后，他都亲自修改，他发现写得不好的，又指导我们重写，由于他对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和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很短时间便完成了中央交给西工委的任务。 　　1941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西工委，成立西北局。我们在西工委工作的同志便随拓夫同志一块到了西北局。我被分配到西北局西北问题研究会。到西北局后，和拓夫同志的关系就不象西工委了，见面的机会不多。正因为不常和拓夫同志接触，失去拓夫同志经常的教导，加上这一时期工作也不太多，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便抬头，消极、无聊的情绪笼罩自己。在这样的情绪下，我们在西北问题研究会的几位同志，便办了一份墙报，起名叫《西北风》，写了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一贴出来，便被拓夫同志发现，他即找我们谈话，批评我们情绪不健康，让我们撕下来，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我们和拓夫同志在西工委工作时，我们和拓夫同志的爱人白茜同志如同姐弟一般，无话不谈，无事不一块商量。这时白茜同志刚生下一个小女儿，我们对这个孩子，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关照。也就在这个时候，拓夫同志的母亲由神木来到延安，我们对待这位老人家，也象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关心备至。记得1941年春，我的爱人由白区回到延安，拓夫同志也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什么都操心安排。我们和拓夫同志在这一段，完全是亲密的兄弟关系。拓夫同志在我们跟前，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 　　1943年3月，我和拓夫同志分开后，再没有在他的领导下工作。1959年12月他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又作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批判，到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我也入中央党校学习。这期间我多次看过他，也到他家去过。只是，当时我们都是犯错误的人，也不好多谈什么。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得知拓夫同志已被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残酷迫害致死时，我非常伤心。拓夫同志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好兄长。他是“陕北才子”，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可惜，他只有54岁便离开了我们。 　　(1991年12月)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