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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总公司部分老同志回忆贾拓夫座谈会记录

(1993年6月11日下午，由首钢总公司党史办主任郝永田同志主持) 　　宋海南：贾拓夫同志1965年10月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后改为首钢总公司)任副经理。由于白云石车间是北京市的先进典型，他就经常深入到白云石车间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当时我是车间工会主席，接触比较多。他到车间主要是体察民情，除个别交谈外，还召开各类座谈会，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内容主要是赞扬白云石车间的工作：“炼就红心钢铁汉，脏烟呛里只等闲。雄心奋发擎炉转，勤挥铁臂打衬砖。自力更生多干劲，车间改造换新天。高歌大庆精神在，说是平凡又不凡。”他对工人很诚恳，看问题实事求是，没有官架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揪斗那么多“走资派”有不同看法，明确表示被揪斗的干部是好人不是坏人，揪斗是错误的。 　　张秀卿(女)：贾拓夫同志在石景山钢铁公司任副经理时，我是白云石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当日党支部交给我们一项任务，就是帮助贾拓夫同志工作，给贾当向导，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对贾印象很深。一是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穿着很朴素，整天穿着蓝棉袄，戴着安全帽，夹着一本书，象个小职员。二是作风深入，白云石车间几乎每个班组他都去过，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三是待人亲切，和车间干部、工人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大家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四是性格直爽，实事求是。从来不说官话、套话。“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把高升(车间主任)、刘瑞田(支部书记)揪出来当作走资派批斗，贾拓夫公开表示高、刘不是走资派。有人写大字报说白云石车间是白旗，贾就回敬了一张大字报，说白云石车间不是白旗，是红旗，为白云石车间辩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们非常敬佩。在当时的气候下，一般人躲都来不及，而他却挺身而出，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李殿江、宋子喻：我们当时都是一高炉热风炉小组的工人。一高炉热风炉小组搞得比较好。贾拓夫就经常到小组来了解情况。鼓励小组更加先进。他不但在班上了解情况，而且到工人家里去，和工人聊天，问寒问暖。我们的家他也去过。当时他写过一首叫“沁园春”的词，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一步一步往上走，一年比一年更先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受到迫害，但他对党还是那么忠心耿耿，令人敬佩。贾拓夫写的《沁园春·一号高炉》是这样的：一号高炉，巍然屹立，大发宏图。看管喷煤粉，空前创举，机井料斗，一夜忧浮。点比频低，熔云直上，铁树开花照首都。光荣榜，赠青年五好，两次欢呼。雄心壮志何如?岂能停留在半途。要时时掌握，批判武器，灰尘扫净，漏洞消除。自满藏污，望天天读，革命真经主席书。争先进，快迎头赶上，有胜无输。 　　卢广恒：我是热风炉小组的党支部委员兼做工会工作。贾拓夫经常到我们小组来了解思想动态，鼓励大家进步。小组一共七八个人，贾给每人送了一个本子，上面都写着鼓励的话。他虽然是个大干部，但平易近人，对人非常和气。开会时就把他的大中华烟拿出来让大家抽。对我们工人也非常关心，当时我母亲有病，生活十分困难，他知道后就让秘书周玉书给我送来20元。我不敢收，去问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那是领导对工人关心，可以收，我才收下来。就因为贾给了我20元，有人说我是贾的红人，是修正主义苗子。后来才知道贾拓夫是被迫害致死的，我们时时都在怀念他。 　　蒋 荣：我当时也在热风炉小组，与贾拓夫接触多，关系也好。他的小孩在小组劳动时就托我照管。贾拓夫是位老干部，历史上受过多次挫折，但始终对党忠心耿耿。他确实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我们工人之间感情很深。贾拓夫被迫害致死后，我给他送魂打幡。 　　肖远立(女)：贾拓夫在石景山钢铁公司时，我是公司工会秘书，与贾没有直接来往，只见过一面，但在思想上是相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对文革有许多看法，但又说不清楚。贾拓夫写了3篇文章，让他的秘书拿来问我们敢不敢印发。我们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快，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说不清的话，主要是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意愿；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和不能运动来了，不分青红皂白把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所以，我们立即打印了1000份，散发广播，在公司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拨正舆论的作用。由于贾拓夫3篇文章的发表，激怒 了公司的造反派头头，他们成立了“揪鬼战斗队”，把斗争矛头对准贾拓夫，公布了贾拓夫的历史，还写大字报质问贾拓夫，贾拓夫针锋相对，写了一张《答“揪鬼战斗队”问》的大字报，回击造反派，其中明确指出“白云石车间是红旗而不是白旗”。我们都非常佩服贾拓夫，他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楷模，是个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此时，他迎风而上，孤军奋战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同时，他又很有斗争经验，善于保护同志。他让干部部的同志组织起来写些文章，肯定石景山钢铁公司17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后来，斗争越来越复杂，他就不再和这些同志来往了，怕同志们受到牵连。就因为他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死了，回想起来十分痛心。 　　(白瑞生、贾喜学整理)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