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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的遗产

贾 虹 生

我的父亲贾拓夫为党的事业奋斗了40年，当他在1967年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害死时，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然而，他那崇高的品质和革命情操，却是一份极其珍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我们。 　　“你也要飞起来!” 　　1959年，我在上中学时，有一件事震动了世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飞上了太空。当时，我对着加加林的照片禁不住想，中国是火药和火箭的故乡，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事情，难道我们就做不到? 　　1961年暑假的一天，爸爸拿着一张带照片的报纸给我们看，“啊，又一个苏联宇航员飞上了太空!”我惊喜地喊道。爸爸诙谐地说：“可惜是苏联的季托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爸爸抚着我的肩膀说：“贾拓夫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爸爸的话使我从兴奋转入沉思，我暗下决心，要为我们自己的导弹、火箭飞起来而努力学习。 　　说到学习，爸爸的刻苦精神对我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爸爸小时，家境贫寒，爷爷、奶奶是靠借债供爸爸上学的。14岁时，爸爸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陕北“最高学府”——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参加革命后，爸爸仍如饥似渴地读书，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延安时，毛主席曾称誉爸爸是“陕北才子”，还开玩笑说：拓夫既姓贾，又是宝，是我们党内的“贾宝玉”。 　　革命胜利后，爸爸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仍在百忙之中孜孜不倦地读书、钻研。爸爸的卧室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外，全是书架，连个沙发都没有。会客厅四周也排满了书柜、书架。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和读书，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 　　在爸爸的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很认真。每到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大家都要把成绩册交给爸爸检查。成绩册一般都能使爸爸满意。爸爸看完后，还要给每个人提点意见或要求，鼓励几句。然后，大家就一齐唱歌，《毕业歌》、《大路歌》、《游击队之歌》，一首接一首。爸爸的低音，姐姐的高音，还有弟弟的童音，汇成有趣的合唱，每个人都非常开心。那真是愉快的日子! 　　但是，偶尔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有一次，爸爸看着二姐的成绩册说：“晓黎的成绩全优，不错。可怎么免体育呢?”妈妈说：“她肺部有阴影，还要再检查。”爸爸对二姐说：“得了病，不要怕。你怕它，它就是真老虎，要吃你；你不怕它，它就是纸老虎，你可以戳穿它。”接着，讲起他25岁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战胜肺病的故事。那时，爸爸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斗争艰苦，条件很差，得了肺病，就象现在得了癌症一样可怕，医生预言他活不过5个月。爸爸想，反正要死了，那就抓紧时间再为党多做些工作吧!于是，把组织给他治病的50块现大洋，大部分用于工作，小部分补充营养，买很多生蒜吃。心里无牵无挂地忘我工作。1年多后，忽然想起早已超过了5个月。再去找那位大夫，不料他自己得了肺病，已经死了。二姐听了爸爸的故事，郁闷的心情舒展了，她一面认真看病，一面坚持上课，1年半后，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考上了科技大学。 　　还有一次不愉快是我引起的。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次操行得了3分。爸爸拿着成绩册严肃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我上课时没好好听讲，说话来着，老师说我了……不过，老师讲的我都会。” 　　我知道，这样的成绩在兄弟姐妹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心想，等着挨训吧!可是，爸爸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地给我讲遵守纪律和尊重老师劳动的道理。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想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小一定要全面发展，不是一好，也不是两好，而是三好；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 　　爸爸的声音不高，但每字每句都镌刻在我的心里。从这以后，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工作岗作上，我再也没有违反过纪律。我在北京四中学习的6年中，一直是三好学生，高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银质奖章，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专业，实现了为我国导弹起飞而奋斗的诺言。 　　四 件 夹 克 　　记得我上初中时，一天彭德怀伯伯到家里来，他指着我和妹妹穿的黑色旧灯芯绒夹克问妈妈：“白茜，你是怎么搞得嘛?给娃娃们穿得这么旧，连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 　　那时我个子长得矮，衣服太大，就把袖子卷了两折凑合着穿。而妹妹的衣服又小了，露着半截小胳膊。妈妈说：“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长得快，很快就会合体的。小女这件，该给她弟弟了。”说到这里，妈妈笑了笑：“其实，这已经比在西北时好得多了!” 　　彭伯伯高兴地说：“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象个官佬子，孩子们也打扮得象个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又转向爸爸说：“拓夫，你们这一手好啊!” 　　说起黑夹克，还有一段来历呢。1952年，爸爸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妈妈破天荒从商店买了一些黑灯芯绒，给我们4个大孩子每人做了一件夹克。在这之前，我们都是上保育小学，穿供给制发下来的黑色或蓝色的小制服，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合体而漂亮的衣服。刚穿上新夹克，我们心里美滋滋的。逢年过节，出门作客，都要穿上这件“礼服”。谁知后来再也不轻易给我们添置新衣服了。这4件夹克象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小了接接。大姐那件最大的，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都穿过。 　　说起来，现在有的青年朋友也许不信：我们的爸爸是4级“大首长”，妈妈也是司局级的老干部，可是我们7个兄弟姐妹，上小学以来没有穿过皮鞋。穿的布鞋，多数还是从农村来的阿姨给做的。我上初中时，爸爸请司机杨叔叔领我到天桥市场上，买来修鞋用的铁脚、锤子和刀子，让我们学着自己修鞋、补鞋。 　　妈妈还给我们买来理发工具，让我们互相理发，兄弟姐妹都学会了这门手艺。大姐当中学教师后，自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给学生们理发，直到十年内乱砸了她的工具为止。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头发还都是我们自己来理。 　　小时候，爸爸妈妈从不允许我们乱花钱，上到高中，每人每月给1元零用钱。我的两个弟弟每周从寄宿的育才学校回家，经常步行10几站路，把省下的车钱攒下来买书。我们虽然都喜欢集邮，但谁也不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是自己动手做集邮册。20多年了，这些集邮册还保存在家里。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艰苦朴素的好家风，是爸爸妈妈言传身教的结果。国家计委刚建时，爸爸任副主任。那时，我们家住在东城区一个大院子里，房子很多，也很漂亮。院里的小花园有果树，还有荡船和滑梯，真是孩子们的乐园。可是，爸爸却非常不安，请求组织又安排了两位负责同志搬进来同住。即使这样，仍有空房，后来，爸爸对妈妈说：“许多同志住房困难，我们这里却闲着房子这不行!看来，我们不搬走，人家不好住进来。再说，这里离机关远了点，上下班要浪费多少汽油和时间呐?不如搬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去。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我们挑选了好几处住址，爸爸妈妈不是嫌院子太大、房子太多，就是嫌太高级，最后，选中西城区一个小院，那里房间质量较差，潮湿漏雨，连卫生间都没有，爸爸却很满意。经过简单修缮，在过道盖了卫生间，我们就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爸爸被“四人帮”害死。 　　爸爸到抚顺电厂工作时，组织给他派了公务员，但爸爸却坚持要自己照管自己的生活，安排公务员到工厂去学技术。爸爸调到首都钢铁公司后，本可以坐小车上下班，但他买了张月票，和大家一样挤公共汽车。他穿一身布制服，披一件工人穿的蓝色棉大衣，与普通职工毫无两样。 　　爸爸最痛恨干部、干部子弟搞特殊化。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参加国庆游行通过天安门时，看到城楼检阅台上站着许多将军，身穿笔挺的蓝绿色军礼服，头戴镶红的大沿帽，肩章和勋章金光闪闪，真是威武极了。一回到家里，我好奇地问：“爸爸，听同学说，上将才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要是你有军衔，应该是什么将呢?”爸爸立刻警觉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见爸爸这么严厉，我不敢再说下去。爸爸缓和了语气说：“在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中，有一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象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高了，神气得不得了。这种思想最没有出息，你可不能学这种坏样子! 　　后来，爸爸多次对我们讲：“干部子弟无功受禄，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活待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相反，这是欠了人民的帐，这笔帐是要还的呀!你们只有好好学习，多学些本事，将来加倍地报效国家，报答人民才对!” 　　1959年庐山会议上，爸爸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从领导岗位上撤了职，下放到抚顺电厂当厂长。这突然的事变，使我们做子女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冲击。看到敬爱的爸爸“犯了错误”，被罢了官，我们心情非常沉重，脸上也觉得不光彩。爸爸见我们灰溜溜的样子，就把大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爸爸官大，你们就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们就垂头丧气。如果爸爸当了工人，或者回老家种地，难道你们就不要我这个老子了?”爸爸的话一针见血，触及到我们思想深处最隐蔽的东西，使我们无言以对。他感慨地说：“把自己的情绪同父母的职务联系在一起，这种盲目的优越感，同清末八旗子弟腐朽的封建思想有什么不同?孩子们要想在社会上自立，要想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不能靠父母，还是要靠自己，靠勤奋努力和真才实学才行!” 　　爸爸讲的每字每句，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早已投身在火炉” 　　一年夏天，我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北京过暑假，本想痛痛快快地玩玩。可是，见了爸爸，他却对我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并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参加一些劳动，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去学习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按照爸爸的要求，约了几个在京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小组，到时传祥同志所在的清洁队掏大粪。那时还没有吸粪的汽车，全靠人背粪桶，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掏。乍一开始，我们都拿不住那劲，几十斤重，半人多高的粪桶，往肩上一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屎尿都溅到身上。可是，看到清洁队师傅们熟练麻利的动作，他们那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以及“宁愿一人臭，换得万人香”的高贵品质，我们很快就爱上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不管我们走到哪家，居民们一点都不嫌弃。大娘端出茶水给我们喝，大伯递过毛巾让我们擦汗，小弟弟小妹妹还拿出板凳，拉我们坐下休息。群众中那种真诚友好的感情，温暖着我们的心，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劳动几天之后，爸爸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在我们社会里，各种工作都是光荣的。有人瞧不起掏粪工人，嫌他们臭。其实，这种肮脏的思想才臭呢!” 　　爸爸笑着问我：“你真的不觉得大粪臭吗?” 　　我说：“一开始，真臭得我够呛。可是，当我想到，自己的劳动给群众带来了方便，给首都带来了清洁时，就觉得不那么臭了。” 　　爸爸高兴地说：“这很好，说明你劳动确有收获!” 　　听一些伯伯叔叔讲，爸爸历来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他14岁参加革命，到他54岁被害死，整整40年，无论是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长征中担任中央红军白军工作部部长，无论是搞民族理论、统一战线，还是搞财经、计划工作，他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建国后，他作为经济战线的一位领导人，更加注重调查研究。全国大多数省市，大部分工业部门，他几乎都去了解过。每到一地，都要和干部、工人座谈，有时还参加劳动。 　　即使1959年遭受冤屈，被贬官下放，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去基层工作当成重新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1960年爸爸被下放到抚顺发电厂不久，就在一封信中意气风发地写了一首诗： 　　下放煤都原有故， 　　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如相问， 　　早已投身在火炉。 　　1961年暑假，我带着弟弟妹妹到抚顺去看望爸爸。在招待所刚安排住定，爸爸就给我们布置了3项任务：一、参观煤矿工人的劳动；二、访问劳动模范；三、每天除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之外，还要帮助服务员打扫公共卫生，并且吃招待所最低水平的伙食。 　　我们亲眼看到，爸爸整天穿着工作服，工人干什么，他也干什么，工人带饭，他也带饭，还和工人换着吃。班余经常到工人家去谈心。我们和他一起到工厂，碰见的工人都亲亲热热地叫他“老贾”，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那天，爸爸带着我们去煤矿参观。爸爸亲手给我戴上矿工帽，帮我穿上工作服，套上大雨靴，带着我，跟工人叔叔一道坐斜梯下了矿井。井下坑道里到处是水，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位工人叔叔的后面，踩着木板，借着矿灯的微光向前走。到了掌子面，看到许多工人赤着背，手举风钻在煤壁上打眼。有的坑道又矮又窄，只能蹲着干活。工人的身上、脸上全是煤末，除了眼睛和嘴巴，几乎和周围的黑煤难分彼此。 　　回到地面，我对爸爸说：“这回我可明白为什么煤能给人们带来温暖了，原来，它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煤矿工人艰苦的劳动啊!” 　　爸爸感慨地说：“是啊，我们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在国家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可他们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有这样英雄的人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后来，组织调爸爸回北京，他非常留恋地说：“我才上了二年级，连初小还没有毕业呢!” 　　当我们开学日期将近，要离开招待所时，许多服务员出来送我们，热情地邀我们再去。爸爸满意地说：“看来你们这次表现不错，因为你们得到了工人师傅和服务员同志的好评。” 　　爸爸对人群众的真挚感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1976年7月28日，唐山、天津一带发生特大地震。震后清晨，我赶去机关，听说对面居民楼三层尚有人未出来，即扔下车子，从震坏的楼房中爬上去。以后又来了几个人。当时，余震不断，听得见声，觉得出晃，还有砖头不断掉下来。我们拼命地挖，从两户人家挖出9个人，其中3人挖出后即停止了呼吸，2人送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人经抢救脱险。为此，天津市授予我“市级抗震模范”的称号，并在《天津日报》登上了光荣榜。 　　“甘当螺丝钉” 　　1963年，大姐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了。爸爸问起她的志愿，她自豪地说：“第一志愿——边疆，第二志愿——农村，第三志愿——工厂!”爸爸高兴了，连连说：“壮志可嘉，壮志可嘉!”后来，大姐被分配到房山县琉璃河首都水泥厂当中学教师。 　　一天，小弟走到我跟前悄悄说：“大哥，大姐回来了。”我想，不会吧?大姐是个爽快人，每次回家，人未到，声先闻，总是风风火火的。这次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 　　小弟领我到大姐屋前，隔着门缝一看，她正趴在床上哭鼻子呢。我们马上去向爸爸“报告”，爸爸却说：“先不要管她，让她斗争斗争。” 　　我们都知道，爸爸最喜欢大姐，看来，这次爸爸是真动了气。吃晚饭时，谁也没有讲话。饭后，爸爸把大姐叫到跟前，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坐在那里，平静地说：“达黎，把你的想法说说吧!” 　　客厅里静极了。大姐还未开口，眼泪就叭哒叭哒掉下来。原来，琉璃河当时还很荒凉，到处是垃圾和一洼一洼的泥水，房屋又破又矮，那所中学还没有城里的小学大。更让大姐伤心的是，学校让她改行教语文。而且群众中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叫大姐难以忍受。大姐说：“我本来是诚心诚意想着向工人师傅们学习的，可是事实太使我失望。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什么出息?” 　　听着听着，我也有点同情大姐了。可是，爸爸却越听越生气，点烟时手都有些发抖。他激动地大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是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大学生，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 　　大姐猛一抬头，刚想申辩，爸爸的手一举：“不用解释!就算你说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是想着自己的专业，而不想一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一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都是从贫苦的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这不是忘本是什么?” 　　我长这么大，从没有见爸爸这样厉颜正色地批评过孩子。奇怪的是，大姐反而不哭了，她瞪大眼睛，专心地听着。 　　“你有革命热情”，爸爸缓和了下来说，“这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要勇于实践。你到基层去，到工人中去吧，那里需要你，同时也有丰富的政治营养，能治好你的毛病，使你更健康、更坚强!……”  　　几天后，大姐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房山，在水泥厂中学整整工作了15年。 　　一次，大姐把日记给爸爸看，爸爸指着一段读道：“‘劳动人民培养我上了大学，有了知识，今天回来把知识教给工人子弟，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写得不错嘛，这样就能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了。” 　　爸爸非常欣赏雷锋同志这句话。他在抚顺工作时，曾和雷锋一起开过会，谈过话，多次向我们介绍过雷锋的好思想。 　　爸爸自己就是这样一颗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的螺丝钉。他做民族统战工作时，对党的民族理论做出了贡献；做财经工作时，被誉为党内高级干部中的经济建设专家，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得力助手。1959年以后，爸爸下放到发电厂，他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团结干部和工人，纠正“左”倾蛮干，整顿和恢复生产，创造出好经验，在抚顺市、东北局和水电部得到推广，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1965年，爸爸手书了一首长诗，题为《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卧室里。其中有4句是： 　　有党万事足， 　　无私一身轻。 　　放下臭架子， 　　甘当螺丝钉。 　　行年过半百， 　　壮志奋兼程。 　　老马途能识， 　　悬崖奋勇登。 　　这是爸爸无私无畏、能官能民，胸怀坦荡、赤胆忠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兄弟姐妹都把这首长诗抄在日记本上，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不能讲假话” 　　1958年，全国“大跃进”，刮起了“共产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全民大炼钢铁，不分工农兵学商，都争先恐后地搞“小土炉”。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即使有看法，也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唱反调。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全家人正在吃晚饭，大姐讲了个笑话：“同学们晚上炼钢，白天上课就打瞌睡，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睡着了。我旁边一个同学，一边记笔记一边睡，本子上划的尽是道道。咚一下，脑袋都撞在椅子的扶手上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唯独爸爸没有笑。他若有所思地说：“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嘛!参加劳动当然是必要的，但不是这么个劳动法。”我说：“我们学校领导也动员啦，说人人都要为大炼钢铁出力。”爸爸生气地说：“钢是这样炼出来的吗?开玩笑!” 　　后来，浮夸风越刮越厉害。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说能做到；甚至还没有做的事情，也说已做到了。高指标，吹大牛，“卫星”越放越玄乎。有一次，我兴奋地告诉爸爸，我们学校在搞实验田，把土地深翻了2米多，力争亩产小麦1万斤! 　　爸爸让我拿来纸笔，说：“你们是学生，学过算术，自己拿笔算算。1万斤小麦分装成1斤1袋，就是1万袋，你们把这1万袋小麦排列在1亩地里，除去株距、行距和枝枝叶叶，平均每颗麦穗上要结多少麦粒?这是能办得到的事情吗?” 　　我似懂非懂，奇怪地问：“连1万斤也产不了，怎么有的地方放‘卫星’，说亩产好几万斤呢?” 　　爸爸皱着眉头说：“问题严重就在这里!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趁上级验收的前1天，把好几亩的麦子突击移种到1亩地里。第2天，当着上级的面开镰收割，扬场过磅。那些不动脑子的官僚主义者就只好上当受骗。”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自己骗自己呢?” 　　爸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时，爸爸经常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白天找人谈话，开座谈会，晚上就拼命看书、写材料。还请秘书把所见的问题整理成卡片，说要搞个东西给中央。有一次，我见秘书张叔叔向爸爸汇报什么问题，爸爸忽然激动地高声说：“做一个负责干部，我要对党负责。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党讲假话!” 　　后来，听说爸爸在国家计委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一位叔叔要妈妈提醒爸爸，注意政治气候，许多同志为他捏着一把汗。爸爸对妈妈说：“不要紧，无非是讲了一些真话。一个共产党员，总要讲党性嘛!” 　　1959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爸爸和彭德怀伯伯一起，在会上受到批判斗争。我们一个朋友讲，他在家里看到文件，说爸爸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我心里难过极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天禁不住闯到爸爸屋里，贸然问了一句：“爸爸，您怎么会反党呢?您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爸爸痛苦而又真诚地对我说：“孩子，你要相信，我是不会反党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爸爸心情非常沉重，总是关在屋里看书、写材料，避免和别人接触。过去妈妈工作忙，不太管爸爸的生活。可是这时，却对爸爸照顾得特别周到，每顿饭都要亲自安排，亲手送进爸爸的房间。一连好几个月，爸爸偶尔到院子里散散步，我们才能见他一面。他比以前瘦多了，脸色苍白，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增添了不少白头发。看到这情景，我们的心都碎了!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爸爸的情绪开朗起来，家里也慢慢恢复了往日那种正常的亲密生活。我们都为此而感到欣慰，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我悄悄问妈妈，妈妈说：“你爸爸自信没有犯原则错误，他已向中央要求到基层去工作了。不工作，他受不了。”这大概就是他下放抚顺后，给北京来信中所写的“庐山教训信无辜”的心情吧!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爸爸又上了主席台，开完会，他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们，爸爸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我的体会是，无论如何不能讲假话，要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讲老实话。孩子们，实事求是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但再困难也要坚持!” 　　爸爸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特点。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扩大化相当严重。有的单位甚至按百分比抓右派，达不到“指标”，领导者就有当右派的危险。但是，爸爸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在他所领导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没有划一个右派，没有冤枉一个人。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爸爸不改初衷。一伙自称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闯进家来强令爸爸回答4个问题。爸爸耐心解释道：“这些问题都关系国家经济的最高机密，不能对你们讲。” 　　这些暴徒又是辱骂，又是推搡，爸爸还是不说。他们又威逼在家的姐姐和妹妹，让他们同爸爸划清界线，逼爸爸回答问题。爸爸坚定地说：“没有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什么也不能奉告!” 　　爸爸就是这样，宁肯自己受难，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坏人无计可施，就加倍地折磨他，迫害他，竟在1967年5月7日对他下了毒手。 　　爸爸终于以身殉职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他身后，我们全家人经历了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在压力下颓废、沉沦。 　　是的，我们是从爸爸的身上汲取了力量。同时，也只是在我们自己也无端遭受歧视、孤立、诬陷和打击时，才更深地理解了爸爸坚持真理的难能可贵。 　　爸爸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无形的，也是无价的。我们决心很好地继承这份无价的遗产，并把它再传给我们的孩子。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