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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克服关门主义不足以开展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

贾拓夫

(1937年2月10日) 　　(一) 　　西安事变及事变以来，所起的国内一切政治生活的变化，无不说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性和在目前形势之下迫切的意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无疑的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西安事变的影响之下及其和平解决以后，将使我们有更大的可能，来实际的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大联合，以发动全国神圣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但不能说我们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虽然他们在西安事变中间挑拨内战的阴谋，遭受了打击，但他们决不会放弃破坏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与活动。相反的，他们看见中国国内和平的开始实现及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与形成，将更加拼命施用一切方法来向中国抗日势力的结合挑拨离间破坏与进攻。因此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真正建立，即是中国抗日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亲日派一个剧烈的斗争过程。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在加强抗日派的团结与力量，争取那些中间派和动摇的阶层，坚决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亲日派挑拨内战破坏统一战线的一切阴谋，在奠定国内和平的基础上，去实际的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抗日的统一战线。使中国真正走入对日抗战的道路!这些均须我们极大的努力，并且，正确的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极重要的环子。 　　西安事变以后，陕西党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无疑的得到一些收获。在广大群众中间，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建立了党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并恢复与建立了党的一些组织基础等，但我们在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及实际工作中间，到现在为止，还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危险，这就使党的工作的收获，远远落后于客观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些关门主义的实质，充分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在长期黑暗的压迫之下，一旦获得了一点胜利，就发狂起来，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了。在总的方面看来，所有关门主义倾向，都是表现满足于空喊一些“左”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词句，而缺乏耐心的实际的群众工作，满足于一小部分“左”倾分子的团结，而不愿把统一战线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不愿争取那些动摇的中间的派别和阶层，不愿争取那些落后的群众参加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使统一战线束缚在极狭隘的范围，变成少数“赤色群众”的团结。 　　在西安事变以后，我们的一些同志，对于南京政府的态度，表现极左的立场，他们看不见南京内部目前剧烈的分化过程，而把南京政府看作青一色的整体。不了解党对南京推动抗日派争取中间派和打击亲日派的策略，仍继续以前对南京的观点，而企图和整个南京对立。因而，他们对放蒋①问题表示不满和怀疑，对西安问题的和平解决，也发生动摇。就是说对于党一贯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缺乏信心。在目前条件之下，对南京的对立，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对立是拒绝对南京抗日派和中间派的争取。结果不但是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不可能，而且会使中国内战危机更加严重。这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 　　由于对南京极左的立场，使一些同志对西安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缺乏坚持性。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亲日派，在西安事变之后，积极的挑拨内战，企图把西安事变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发动转为大规模的内战，其目的完全为了造成更加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环境!我们党从国家民族利益上设想，无论如何，不能使中国再有内战发生，因为中国内战的继续，就有使中国真正走上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党以坚决的国内和平的立场，主张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自然在某种不得已的条件之下，应当有自卫的准备，但这种自卫的战争，仍为保持西北抗日的力量，以争取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而不是进行内战。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对亲日派的挑衅，表示一种感情冲动，主张给南京之军队以打击。因而在西安有所谓“以战争求和平”的口号出现，使自己对争取国内和平的立场发生动摇。甚至有人想以“抗日锄奸”的口号，代替“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口号。很显然的，如果以南京的中间派为“奸”而去“锄”的时候，那就只有使中国的内战更加继续扩大不已，这徒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试问在举国内战之中，还有什么方法能建立国内的统一战线以实现对日抗战呢?!或者这些同志是空喊国内和平，他们表示在原则上完全赞成国内和平，但是却不赞成真正促成西安问题和平解决的那些具体步骤和方法，认为那些具体步骤和方法有点“退让”“妥协”，结果就使他们仍然走到“以战争争取和平”的理论上去，结果就是仍然主张来一个内战。这里说明，关门主义如不很快的纠正，那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 　　(二) 　　在民众救国运动方面，关门主义的精神同样在各种场合出现。首先给民众救国运动加上极浓厚的“左”的“革命色彩”，口号要极左的，愈左愈好，行动要表示“激烈”，好象愈“激烈”愈能动人，这样表示我们这里的救国运动是“最革命”的!“最彻底”的!至于那些还不大革命的，或者糊里糊涂的人，那末就是有心救国，也休想到我们这里来。甚至一些同志，故意要表示我们这里有共产党的领导，把共产党看成一个“金字招牌”，借以夸耀于人。这样的结果就使民众救亡运动不能迅速的开展与扩大，而在少数所谓“赤色群众”中兜圈子! 　　我们的一些同志在民众救国运动中间表现很利害的高傲的宗派主义倾向。这些同志觉得只有他们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却和他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只有他们自己才配领导抗日运动，别人吗?“都不行的”!都“恐怕有点问题呢”?凡没有我们同志领导的救亡团体与救亡运动，他们总觉得有点不大放心，疑神疑鬼，不敢接近，甚至认为别有背景，加以攻击。他们企图把所有的救亡团体都拿来一手包办，好象每个救亡团体都要有我们同志去操纵，才不至发生问题，否则，那些救亡团体就会靠不住，就会不革命的! 　　因而在救亡团体的领导上表现“包办”的作风，在我们同志的“包办”之下，自然使群众团体民主化的原则受到限制。那些同志一面畏惧群众，一面又看不起群众，他们恐怕在民主之下，会使不良分子混进救亡团体中来，会使我们的领导发生动摇!所以还是觉得由我们同志“包办”着可靠!甚至有个别同志说“西安群众落后了，根本谈不到民主”。照这个同志看来，救亡团体人员还得由我们同志提出名单才好，因为我们提出来的人，当然不会是坏的，而一定是最革命的人!可是真是这样来干的时候，那救亡团体就会变成第二党，而不能变成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并且在事实上这也是做不通的! 　　当我们同志去组织救亡团体的时候，他们总想把这个救亡团体变“最革命”的，至少不能和党差的很远。譬如在○○县，我们同志组织了一个学生救国联合会，这个学生救国联合会共有好多人呢?共有60多位，而这60多位是从许多学生群众中挑选出来的，“最革命”的分子!在这个同志看来除了这60多个革命的学生而外，其他学生在现在还不够参加救国会的条件!这种情形还有不少的例子。因为这种关门主义的精神，就使现在许多救亡团体，虽然有极好的发展的客观条件，一般的仍大部停止在狭隘的范围，而不能迅速的变成真正广大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救国组织! 　　在群众运动中间，由于我们一些同志的清高态度，也使工作受到不少的损失。在西安有一些高级长官的眷属和中产阶级妇女在抗日浪潮刺激之下也从家庭里出来，参加救国运动，不论怎样，在救国观点上来看，这种情形，总算可喜的现象!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却认为他们是“小姐”“太太”，认为“小姐”“太太”是不配救国的，更不配和我们同志在一起干救国事情。于是坚决的排斥她们，甚至加以攻击，好象攻击这些“小姐”“太太”，才能显示我们这些男女同志是真正清高的纯洁的革命者!在开大会的时候，我们有同志坚决主张不向总理遗像行礼和恭读遗嘱②，以为在现在这样革命的环境之下还读什么遗嘱，行什么鸟礼，这些同志觉得如果一读遗嘱或向“总理”行了礼，就会使自己失掉共产主义的清高和革命精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清高”的结果，就只有使我们同志脱离了群众! 　　还有在一些地方，救亡运动一开始就与当地政权和民团站在完全对立的地位，而不去向这些人们进行统一阵线的工作。他们认为救亡运动和反县长民团斗争不能分开，甚至还有“只有在反县长民团的斗争中才能扩大救亡运动”的观点存在于我们同志的脑中。结果，就使那些地方的救亡运动，变成反县长民团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之下，救亡运动，自然不能开展起来。实际上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还保留了以前老的工作路线和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 　　对群众及救亡团体的领导方式，一般也是很坏的。我们的一些同志，把党内的工作方式不加一点改变的拿到群众中去运用，讲话一口“党气”，写文章满纸“党八股”!在群众面前表示清高的骄傲，不耐心的说服和教育群众，克服群众中的落后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甚至一些同志抱着这样的观点，他们以为在群众中活动，愈表示“左”倾愈能争取群众。甚至干脆表示自己是共产党或与共产党联系时，愈能得到群众拥护。这样他们对于秘密工作也就不注意了!结果，使我们的同志在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目，使自己活动发生困难!这种情形，不一而足! 　　(三) 　　党的工作方面，也表现有关门主义的倾向。党在西安事变以后，一个多月中间，组织上的发展还是比较薄弱。不少的同志，把发展党的组织的注意力，向着从前失掉关系的老党员，而对于从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却不大注意!甚至对这些分子表现不信任的态度。一方面对那些政治上已经变节的自首分子表示留恋，另一方面却不勇敢的大胆的吸收那些新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到党里来!这样就将许多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关在党外! 　　党内的领导方式，一般的仍旧停留在老的基础之上，而没有必要的转变。譬如开会，一定要有议事日程，而议事日程一定要有由主席报告，批评，七八项，并且每次开会照例都是这一套。又如在西安一二八纪念时，因为党没有写一个决议案，一些同志就觉得党做了群众的尾巴。他们觉得党在每个纪念节，或群众运动中间，一定要发一个决议案和宣言。而且这个决议案和宣言一定要写的比所有群众团体的更红，更进一步，才算是“党的领导”。把党的决议经过群众团体到广大群众中执行，就觉得是做了群众的尾巴。个别领导同志，在一般党员面前，摆老资格，不细心倾听下层同志的意见，不耐心的说服教育同志，而对一些同志的缺点，给以过分的严厉的指责和打击，结果使这个受指责和打击的同志，减低了他的工作兴趣和积极性，影响到他的进步。 　　这一时期党的秘密工作，是最差的了。许多同志把群众中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混淆起来。因为环境的好转，使我们的同志忘记了秘密工作，大家都以为现在环境好了，不须要注意秘密工作了。于是互相发生横的关系，甚至在群众跟前也谈起党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就使西安环境一变，许多同志，无法立足，工作上受到不少的损害! 　　一切事实和经验，都在证明，关门主义对于统一战线的开展，为害极大，不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就不能开展广大的统一战线运动!必须在党内很好的总结西安事变这一时期的工作经验，拿来教育我们全党同志，使全党同志都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坚决在实际工作中间克服关门主义的倾向，为开展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对日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而斗争! 　　1937.2.10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27期(1937年2月26日出版)，署名“关烽”。 　　注：①蒋，指蒋介石。 　　②总理，指已故的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遗嘱，指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病逝前留的遗嘱。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