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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报告讨论的结论*

贾拓夫

(1937年5月27日) 　　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经过两天讨论，除了个别问题还有些争论外，对于我的报告是一致同意的，所以我的结论，就针对这些问题，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补充。 　　第一、中日矛盾与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以后5年来中国政治形势的最大的变动即是中日矛盾成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而使其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国际矛盾与国内各种矛盾，成为次要的与服从的地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转变的基点，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就无法了解现在我们党所正在进行着的各种重大的工作的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进攻下，摆在中国面前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是如何保卫中国的生存。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中国其他阶级也是如此，对于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是如此，自然汉奸亲日派是例外的。谁都能够明白要保卫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抗日，抗日才能 　　救国。这是全国各阶级人民大众一致的要求与呼声。 　　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因为只有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胜日本，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 　　所以党所主张的统一战线，第一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第二是民族的，而不是法国与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形式，是比法国、西班牙人民阵线更宽广的民族阵线，是对外的；第三是以民主共和国做它的旗帜的，而不是苏维埃。 　　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要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并在苏区改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这就是党给三中全会电报①中四项保证的由来。 　　要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区党的工作也就必须抛弃过去在两个政权对立之下那些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就必须来一个转变，转变到适合于目前形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许多工作转变的由来。 　　托洛茨基派和另一些人们，说我们这样做是“投降”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他们主张还要照旧干下去，那就是国内的阶级对立，分裂与内战。但这种对立、分裂与内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因为在中国继续的对立分裂与内战中才能更好的来一举灭亡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为了中华民族为了抗日救国，现在完全不需要这种对立分裂与内战。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和平与统一。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华民族利益最坚决的代表者，托派企图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是不会成功的。明眼人都能看到托派现在已经完全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西在西北的任务，就是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把全陕全西北各种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广大人民下层的、上层的、武装的、在野的、城市的或乡村的统统团结起来，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并准备参加神圣的抗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主(要)努力的总的任务。 　　第二、争取民主权利与改善人民生活 　　在今天这个阶段中，我们工作的中心一环是争取民主呢?还是改善人民生活?我的答复是争取民主。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这样提出问题：“争取民主当然重要，但是改善人民生活更加重要”，这样说来今天我们工作的中心一环，应当是改善人民生活了。这样说法是不妥当的。 　　我以为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比争取民主更重要的这个同志，是没有把群众今天的切身要求和明天的群众基本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群众经济的要求和政治的任务联系起来，他只反映了群众生活需要改善的这一方面，而没有去在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上去设想问题。 　　在现阶段中当然我们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中心，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其他问题就能比较容易的连带的解决了，这个中心不是人民生活的问题而是争取民主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只有实现民主才能对目前许多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也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容易解决并有了保障。同样要准备伟大的抗战，没有民主的实现是不能成功的。试问，改善人民生活能像争取民主起这样承前启后贯通—切的所谓中心一环的作用吗?显然是不能够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争取民主做为我们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自然对于民主这样重要的意义，我们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群众就不然了。他们感到目前最大的问题也许还是生活问题。这就是需要我们向群众耐心的说服教育，并且必须把改善他们生活与争取民主互相联系起来。也只有如此，才能把民主变成群众的口号，并在这个口号之下行动起来。 　　我们这样强调民主，是不是就否定了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呢?绝对不能的。改善人民生活，在今天同样是很主要的工作，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切什么好听的民主也罢，抗日也罢都将恐难实现，我们必须把改善人民生活与我们争取民主以及争取群众进入抗日阵地的工作密切联系。 　　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应当提出各种群众的要求纲领，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士兵的、妇女儿童的以及其他各界人民的，拿这些要求纲领去团结他们起来斗争。 　　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除了满足他们某些要求外，并须经过这些斗争，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斗争手段，应当以合法的民主的手段为中心，而其他的斗争手段只能成为次要的辅助的。 　　许多同志严重的提出领导灾荒斗争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在灾荒中成千成万的灾民饥饿逃亡，我们的党必须把这些灾民团结起来，去向政府当局②及地方士绅要求救济，同时配合到上层的活动与社会的动员来造成一个救灾运动。 　　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去发动灾民分粮吃大户，或进行“特务工作”，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样对于统一战线是没有利益而反有害的。但当群众自动分粮吃大户斗争起来或要求救济完全绝望之后，我们则应当以别的适当的斗争方式来代替或辅助合法的斗争方式。斗争的目的还不改变，只是斗争方式的改变而已。 　　第三、关于农村组织问题 　　组织农民群众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死守一种形式，而必须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特别是通过许多旧的形式才能达到目的。 　　农民救国会，这只是在环境相当好的条件下才能比较无阻碍的采用，比如在红军驻防区域或那里统治者特别倾向抗日的条件之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不叫“农民救国会”，而叫“某某乡或区救国会”，里面不仅包括农民，而且包括某些地主富农和小学教师，这种形式也可采用，但我们要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民身上去。 　　如果环境不允许立即成立救国会，那我们即应用旁的方法和形式来组织农民，这种形式应当是最广泛的不受任何形式限制的，只要适合于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就很好了。有同志主张成立半公开或秘密的救国会，是不妥当的。因为既不能公开就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而我们组织广大农民，不一定非用“救国会”名义不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名义和形式。问题是只要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 　　对农村的雇农与手工业者，有同志主张不单独把他们组织起来而附属于农村的一般组织之内。我想雇农与手工业者，原则上还是应当建立他们的单独组织的，同时他们也应参加到一般的农民组织之内，当然还要看具体情形来决定，如果那里的雇农手工业者很少，当然不一定马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使他们加入农村一般的组织之中。 　　第四、党的组织问题 　　严密与巩固党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地方发展与恢复党的组织，完全追逐数目字，而不管质量好坏，是不对的，其结果就将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形成简单的“通知”或“强迫”的办法。有的是拉夫式的形式，有的把自首分子也拉进党内，使党内生活建立不起来。有些介绍了的党员不到会不交党费，甚至否认他们是党员，要求退出党，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晓得党是什么东西，不是自觉的加入党的，这种现象必须严格的纠正过来。今后必须在严肃的基础上去发展党的组织。 　　支部生活的重要，许多同志也提出来了，这是非常之对的。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支部生活，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内容还很差，今后地方党的组织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与充实支部生活。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党的许多工作是无法实现到群众中去的。 　　有同志提出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可以兼负党的工作，他的理由是如此更方便一点。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使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混在一起，结果不仅对党的秘密工作不利，而且也妨碍公开工作。自然在党员很少而工作开始的地方不能机械的来划分。同时所谓公开工作，是指做群众工作，而不是指社会职业。我们许多地方的负责干部，应当有社会职业的，但他如果负了党内秘密工作，即不应再担任党外公开的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正确的划分与联系，是必要遵守的。 　　干部问题是党的组织工作中一个中心问题，必须从现有的新旧干部做起，爱惜他们培养他们，发扬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扬他们的长处，而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能希望我们的干部一下子都变得很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一定要艰苦的耐心的去训练与培养我们的干部，同时必须在支部与实际工作中大量的勇敢的提拔对党忠实对工作努力并且有希望有进步的同志起来做党的负责工作。只有经过各种艰苦的工作，正确的干部政策，才能在党内涌现出大批的能执行党的路线的好干部来。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是我们一切转变与前进的枢纽。 　　最后我还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员都必须职业化，都必须取得一切合法的地位，使我们党内专门靠党生活的同志减少到最小限度，这样才能有力的开展群众工作。 　　第五、工作方式之彻底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然而是一切工作转变与进展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面，应当引起同志们的极大的注意。我想简单的再提到以下几个问题： 　　A．要注意内容不要强调形式。但我们许多同志却与此相反，他们甚至可以不大注意内容而光看表面，在这种形式主义下面，不知葬送了多少工作。举例来说，比如出一个刊物，刊名一定要表现浓厚的色彩，并且一定要将出刊团体在上面署名，否则宁肯不出。群众组织一定要加上“抗日”字样，如果没有“抗日”字样在他们以为那就不算什么群众组织了。进行民团工作，一定要先将民团改为“抗日游击队”或“义勇队”，好像不改名字，民团就不能抗日、诸如此类。 　　B.要克服关门主义的清高，到一切合法团体和群众中去。我们同志常常总是表现自己是十足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什么人都看不起，但这实际上只是脱离群众，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譬如有的地方举我们的同志当救国会委员，这个同志不干，原因是因为其他委员在他看来都不是些好家伙，他说不能与他“同流合污”的．我们同志在群众团体中的提议没有通过，于是大发脾气，马上要提出辞职。还有地方举我们同志为区长，但这个同志死都不干，因为在他看来，区长是地主豪绅中的，我们是共产党员何能干这个事情。如此等等。试问这样清高下去，我们还能争取群众吗?还能实现统一战线吗? 　　C．要取得—切合法地位做公开合法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社会上不论新的旧的所有的组织、机关、地位、名义统统拿到我们手里来，经过这样各种不同的普通的甚至是陈旧的形式来进行统一战线运动，如果不如此，那有时我们会连一步也不能前进的。那个不当区长的同志，我们说他不是什么清高，而是太“蠢笨”了。 　　D.要善于把原则具体化，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行动。我们同志常常把党的原则和口号，机械的搬到环境不同的各地，生活不同的各种人群中去做空洞的喊叫，结果喊叫虽然喊叫的很高，很响亮，但群众不跟你来，或者只是很少一部分先进分子。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会把原则具体化，不会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因此就不能领导群众起来。 　　E．对群众只能说服教育，而不能强迫命令。这是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领导群众不变的原则，但竟还有同志对群众用威胁甚至“打的办法”，或者随便没根据的加他一个“汉奸”的名字对付那些比较落后的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办法。即使群众落后顽固，甚至反对我们，我们也只能是说服教育的办法，如不行、还要说服教育，再不行，更要说服教育，除此而外，不能采取其他的办法。 　　F．从小的部分的可能做到的那些工作做起。我们许多工作从哪里做起呢?有同志这样提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看环境，不估计力量，什么工作都想去做，那就什么工作也做不好，必须找到下手处，这就是要看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那里的环境如何?今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并且如何开始去做这件工作，就从这样的清楚估计之下执行那些今天可能做到的工作开始去做，如果环境和能力不允许我们同时把几件工作都做得好，那我们就应做好了这件工作再做那件工作。 　　其他我在报告中已经讲到的问题不再重复了。同志们，有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目前形势发展的特点与我们许多工作为什么要转变，我们必须到下面去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同志，并且要向广大群众做不断的耐心的解释。全党同志应当团结在中央正确路线的周围，拿起我们新的武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一切城市、农村、工厂、兵营、学校千百万西北人民大众中去，唤醒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向着神圣的伟大的抗战之途迈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本文是贾拓夫1937年5月27日在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上作的结论，原载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6期(1937年6月2日出版)。 　　注：①指1937年2月10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②政府当局，指国民党的政府当局。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