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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不朽

石 锋

张德生同志被病魔夺去生命，至今已31年了。1965年3月德生同志病逝那天，我正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噩耗传来，赵守一同志立即宣布休会，去医院向德生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新中国建立后，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整10年，其中大半时间是抱病坚持工作的。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省劳动局的局长、省计划委员会的主任，虽然和德生同志的直接接触不很多，但他对下级干部和蔼可亲，领导经济工作头脑清醒，胆大心细，多谋善断，特别是谦虚谨慎，不给下级干部出难题的品德和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 　　我知道德生同志是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延安，而与德生同志相识，则是在建国后的西安。 　　我是陕西人，但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党都是在上海。那个时候国民党宣布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已被斩尽杀绝，所以我入党后感到无上的光荣和幸福。由于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同志们的警惕性都很高，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过分，以致在一部分同志之间各有戒备，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好象脸上都长着“刺”，鲁迅先生就曾经批评过这种情况。后来我由上海转到晋南抗日战场，以后到了延安。在这里又听见有人说脸上长着“刺”的问题，所以我也就力戒被人感到脸上有“刺”。然而我见到由陕西地下党来延安学习工作的同志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互助互爱，亲密无间，尤其是对他们的上级领导人张德生同志，一提说就情同手足，敬如师长，令人感动，由此我感到这也是一个地区党组织延续下来的好传统。后来贺龙同志和续范亭同志住在一起，我在续老身边工作，见他们襟怀坦白，露胆披肝，才知道这个好传统并非陕西地下党同志的独创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德生等同志把这个好传统贯彻到了陕西地下党组织之内的。 　　195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文瑞同志叫我担任组长，对参加过延安整风的约百名同志的组织结论重新审查，重新写结论。此时德生同志已由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调任西北局的统战部长，得知我搞甄别工作，但不认识我，便托秦树文同志把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8月16日《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送给我，并带话说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听了陕西省委的汇报后产生的，文件规定的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方针，同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论政策》一文中讲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白区工作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叫我在甄别工作中参考。 　　我接到文件后觉得很重要，于8月14日翻印发给有关同志参阅。除此我又找德生同志作了面谈。我们虽是首次见面，但德生同志很热情，很诚恳，谈了同这次甄别工作有关的陕西地下党的一些主要情况。他说，在延安整风的后期，有人把陕西地下党说成是“红旗党”，假党，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统治区残酷镇压我们的地下党，为了保护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能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如“确定在被迫的情况下一般党员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加入国民党，必要时还可主动加入”，如“要求地下党员的活动最大限度的公开化社会化，把党的秘密工作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现在做甄别工作，就要充分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听了德生同志的一席谈话，联想到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如麻，而我们的同志进出无阻的情况，深感陕西地下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联想我的大儿子在延安出生后，彭毓泰的老母亲能通过地下同志把孩子用的衣物从西安捎到了延安，更深感陕西地下党工作的传奇。 　　在西北局和组织部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德生同志的热情关心下，这次甄别工作做得很好，卸下了同志们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包袱，轻装上阵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之中。 　　(二) 　　1958年夏收时节，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我到渭南、大荔、蒲城进行调查。小麦已经熟过了，一搭镰就落粒，但在地里收麦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年人，精壮劳力还在洛河水库上下不来，不特如此，收麦的妇女和老人还得给水库上的人送给养，夏收的进度极为缓慢。 　　渭北是全省的小麦主产区，如果这里的小麦受到严重损失，必将影响全省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和当地农民生活的全面安排。我和几个县的负责同志都谈过，建议他们马上把上水库的精壮劳力调回来先收麦，他们都说上水库的劳力是省上下令统调的，没有省上的命令，县上抽不回来劳力，都建议我直接向张德生同志反映这个实际情况。我在渭南同德生同志通了话，他让我上午11时赶回西安面谈。我回来时他已在门口等着我。 　　德生同志微笑着说：离吃饭还有点时间，咱俩先谈谈，大胆说，说错了也不怕，我从来不整人，这一点彭毓泰同志可以作保。我先说在下面看到的大好形势，德生同志有点着急，打断我的话说：“我要听问题。”我原来想转着圈子谈我对修洛河水库的意见，现在德生同志急着要我直谈，我便说：目前渭北的夏收问题实际是修洛河水库的问题，修水库本来是好事，但是洛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在设计中并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动工来修，恐怕是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眼下正值渭北地区的收麦时节，但是主要劳力都在水库上，这里的夏粮如果因为延误时间而受到严重损失，必然会影响全省的粮食全面安排。听到这里，德生同志立即叫秘书电话通知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下午来开会，并叫我不要走了，吃完饭休息，下午参加会继续谈。 　　下午的会议由德生同志主持，争论激烈，首先决定立即通知各麦收区的县委，必须把派出的劳动力立即调回，集中做好夏收工作，把已成熟的粮食收回来。会议结束时，德生同志反复强调，搞大跃进不是不要掌握经济规律，相反只有掌握经济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大跃进，他还委托李启明同志召集省水利、农业等部门，对重要的水利工程逐一进行研究，没有把握的不要硬性上马盲目开工，已经开了工的要坚决停下来，并要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我还抓住时机，在这次会议上重谈了省劳动局对职工工资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主要是：扣的过紧，普遍过低。德生同志发言时表示赞同省劳动局的看法。他说：许多事实证明，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分管部门工作，必须懂业务，不懂业务就分管不好部门的工作，省委对业务部门的工作不能干涉过多，否则就会束缚部门负责同志的手脚。他还说：在国家建设时期，也可以说要用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买技术，提高技术质量，要辩证地看干部的德、才、资，不能以政治资历压技术，不能把提高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看成是鼓励个人主义，由于我们陕西的行政干部工资偏低结果影响技术人员的工资上不去，看来得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赵守一、李启明同志支持德生同志的意见，他们说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是要“孔雀东南飞”，留不住人才的。他们那时就有这样的看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三) 　　1961年春，一夜之间全省下了场黑霜，小麦青苗普遍受冻，尤其是主产小麦的关中地区灾情更为严重。1960年就是个多灾之年，粮食减产了，再加上这次大范围的霜冻灾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农村工作受到影响。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德生同志要求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到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德生同志抱病去长安县农村进行调查，并召集省上部分单位的同志在长安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因从省劳动局初到省计委，派农业处长程新文同志去参加。德生同志在会上有个发言，他既未批评基层干部，也没批评农民，而是着重从领导机关的思想作风上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在领导农村工作、农业生产中是有错误的，如上边给下边下达的产量指标过高，播种面积过大，种植的品种限制过死，以至生硬地规定下种、锄草、灌水等作务的具体时日，要求各地统一动作，结果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我们应当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放开农民的手脚，把生产权交给农户，发挥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作用，要从各方面注意解放农业的生产力。德生同志在讲话中虽未涉及“包产到户”，但看得出他是赞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德生同志还强调说，消费水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只有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消费的水平，我们应当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做过细的工作。德生同志的这个讲话是听传达得知的，但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时至今日尚能记得其大概和要领。 　　在德生同志的垂范下，我和惠世恭同志去华县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同样遭受了霜冻，而社员自留地里的麦苗长得黑油油的，同颜色枯黄死苗又多的生产队大田成为鲜明的对照。询问之后得知，社员的自留地多为尿泼田、脏水泡田，冬雪虽少但这些地块不缺墒，麦根扎得深，分蘖多，发育早，长得茁壮，躲过了黑霜。我们回省后向李启明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写了关于扩大社员自留地以保人民公社的意见。后来省委根据各地的调查，正式发文增加了社员的自留地(包括猪饲料地)。 　　在这次大范围的霜冻灾害中，长安县由于重视了冬灌小麦工作，受灾比较轻，这也是与德生同志有直接关系的。德生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到陕西不久就以长安为“点”，常去那里“解剖麻雀”，借以指导全省的工作。为抓好长安县这个点，德生同志于1957年至1958年还兼任了一年多中共长安县委第一书记，以后又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孟服南同志去长安当县委书记，一干就是3年。在长安县委的领导下，农田水利设施发展比较多比较快，成为全国打井电力灌溉的试点县，1960年的冬灌工作抓得好，所以1961年春的小麦霜冻灾害就比较轻。 　　(四) 　　1964年8月的一天，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病的德生同志，得知我因公务到京，带话约我去医院见面。 　　我认识德生同志的时间不长，但因工作上多有来往颇俱感情，我原本也是打算去医院探望他的，但对于他带话约我去医院倒有些出乎意料。我怀着既热切又惆怅的心情，来到德生同志的病榻前面。见面后，德生同志两眼发红含着泪花说：“我还能见到你!”我也忍不住心酸眼圈湿了：“我本来也是要来看您的。”我还要往下说，医生打断了我的话：“张书记刚作过手术，见见面可以，但不能多谈话。”德生同志摇了一下头说：“我是约他来谈话的，请破破例。” 　　几句闲话之后，德生同志突然提起大跃进中的一件事。他说：1958年大炼钢铁，任务很大，全省要搞1万座高炉，炼1万吨铁和l万吨钢，任务压得我寝食难安，我找你和刘文蔚、惠世恭同志，还有一个同志(德生同志停了一下，似叫不起名字了，我急忙填了一句：“他是从北京调回的贾晓东。”)对，就是贾晓东同志。那天本来是想同你们详细研究如何完成中央分配的钢铁任务的，可是有个同志问我“要名誉还是要实际?”听了这句话，我有些不冷静了。当时的任务压得那么重，周围的形势逼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还顾什么名誉!这一不冷静坏了事，没有再同你们详细去研究，硬着头皮往下干，结果搞了一堆废结矿，损失不小，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德生同志的肺腑之言，也把我引向了那次会议上。平心而论，这怎么能怪德生同志一个人呢，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党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但是这也说明了，德生同志的谦虚谨慎作风的确过人，他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德生同志停了一会又说：“我们陕西到现在还手无寸铁啊!但近来我听说有人主张把略阳钢铁厂卖给四川，难道我们要学赵匡胤卖华山吗?”他说到这里，拉住我的手说：“石锋同志，你说能这么办吗?”我看德生同志又动了感情，忙说：“我也听说过这件事，但并未正式通知省计委。我也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在勉县定军山附近的杨家坝找到了新的矿山，含铁量高达30—40％，已报告了西北局经计委的宋平同志，并和国家计委作了联系，如果那里的储藏量可观，略钢由国家代陕西包建，杨家坝由国家建设，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去定军山看钢铁大战的杨家坝。”德生同志果然振奋起来，含着泪拉着我的手说：“但愿能有这么一天!”在医生的多次催促下，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德生同志依依不舍地松开我的手，我也含着热泪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了北京医院。 　　把略钢卖给四川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当然没有卖成，而且早已投产。后来又几经周折，于1992年在定军山建成了汉钢。现在，全省年产钢铁已近百万吨，一直到病危时仍很关心陕西钢铁事业的张德生同志若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很欣慰的。 　　(五) 　　德生同志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他对党无限忠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直到病危的时候还不忘党的事业。他对干部无亲疏之分，唯贤是任；他无狭隘的地域观，大胆使用来自五湖四海的有作为的人才；他甘为人梯，培养提拔大批青壮年干部走上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自觉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他清正廉明，两袖清风，过世后妻子连台冰箱都买不起。德生同志还很重视陕西的戏剧工作，极为关心秦腔的推陈出新，他支持新编陕西地方剧种的历史剧，尤其大力倡导创作陕西地方剧种的现代戏，并且支持文化部门把长期演出皮影、木偶的碗碗腔、线腔、弦板腔、长安道情、商洛花鼓等搬上了大戏舞台，为陕西戏剧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不朽! 　　(1996年3月15日于西安)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