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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张德生同志

白瑞生

1954年10月张德生同志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我是省委潘自力书记的秘书，潘书记调任驻朝鲜大使后，我担任了省委办公厅综合组组长，这时我和德生同志开始认识，而接触较少。1957年初，省委成立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朱平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从此，我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常委会议，和德生同志的接触不仅多了，而且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直到德生同志不幸病逝。他那纯正的党性、高尚的品德，既有言教，也有身教，给我以深刻的教育，铭记不忘，终身受益。 　　德生同志的组织观念特强，在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上，堪称典范。他一再叮咛我们：中央、西北局文件，一收到首先送他一份，不得压误；凡是中央、西北局指示要办的事项，办公厅要认真登记催办，任何单位不得擅自不办。1961年2月23日西北局办公厅送阅件《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决议事项执行情况的检查》中，讲到陕西未按时办的三件事：总结虢镇公社牲畜瘦弱死亡问题和解决办法，长安整社试点经验，铜川退赔中三榜定案经验。德生同志当日批示：“这个办法极好，请转告守一同志把这种检查催办制度认真建立起来。指定专人将已定未办问题，定期开出，印发各有关同志，并在书记处会议或常委会议提出。这个报告中所提要陕西省委办的，均请转告守一同志。凡没有办的应向西北局说明理由，并立即去办。”我多次随从德生同志去中央开会，会议期间，德生同志总是聚精会神地阅读会议文件、参加小组讨论；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他都亲自笔记，并要我们随行人员将西北五省区省委书记的笔记本放在一起核对(有时还找其他大区一些省委书记的笔记来对)，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稿。他在会上谈计划报数字，总是先要我们多次同省上有关部门和省委分管书记电话联系，反复研究计算，做到言之有据；他在会上的发言稿，回来后送省委常委同志传阅，互通声气，把自己置于常委集体领导之中。机关党员大会，他有时也参加，是以一个普通党员参加，不是坐在台上，而是坐在台下，坐在群众之中；他的党小组，是和他的秘书、警卫员、公务员等在一起的，党小组开会他总是挤时间参加，把自己置于基层党组织的监督之下。 　　德生同志常说“要吃透两头”，即一头要吃透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头要吃透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对党中央、西北局的决定、指示，他自己认真阅读领会，还组织省委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例如，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他在一次省委会上确定，“省委领导至少以一两个月时间学习《正处》，在理论上弄通”，并亲自听取西安市委和省级一些部门的学习情况汇报。凡是中央会议上带回来的文件、简报，在传达之前，德生同志总是采取把全部文件、简报都放在常委会议室，让常委同志和省级有关负责同志先行阅读，以加深理解。在“吃透”下情方面，德生同志也是以身作则。在他未患病以前，经常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在全省农业基本合作化时期，德生同志十分关注农村工作动向，1956年上半年(5月底到6月初)，省委抽调省委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赵守一、严克伦、唐方雷等同志，分赴陕北、陕南、关中地区调查了解农村工作情况。6月9日，德生同志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下乡同志的工作汇报，会上综合各地反映的问题共56条，德生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讲：各地提出的56条意见，各有关部门在本月15日前答复各地，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省委讨论解决。并指定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李经伦负责需要省委解决的这部分问题。1956年年底，又抽调了一些负责同志到各地调查了解情况，德生同志也带了一些人亲自到沿西兰公路的几个县调查农村情况，并向省委写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一些问题向省委的报告》，省委于1956年12月30日将德生同志的这个报告批转各地，纠正了当时农村合作化中出现的一些强迫命令、急于求成、歧视单干户等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他的“吃透”下情、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带动下，陕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总结了人民公社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问题。会后，德生同志于3月下旬即带了一个工作组，到长安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工作组驻在长安杜公祠，德生同志也住在杜公祠的殿堂里，早出晚归，历时近两月。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问题，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德生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抓得更紧了。1961年3月4日省委常委会议上，德生同志讲了一段关于调查研究问题，规定“省级各部门，能有一人专管调研工作。党委一年专门讨论一至两次调查研究工作，最近(3月)各地党委都要讨论一次……在下礼拜内，各委、办党组，专门讨论一次调研问题，下礼拜内，部厅长以上干部把自己的调研题目报来。”1961年4月，德生同志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在长安县的蒋家村等生产大队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报告。1963年还亲自到延川县贾家坪蹲点调查，此时他的身体已有病(当时诊断为肝炎)，他是带病坚持工作的，这种全身心的奉献精神感人至深。 　　德生同志的求真务实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不论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还是各项建设事业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在布置检查工作时，他总是具体交代做什么、怎样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工作中出了缺点或错误时，他总是严以责己，自己首先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就是在“大跃进”、“公社化”的年代，也闪烁出他那求真务实的高贵品格的光辉。诚然，在这一时期，陕西也有高指标、“共产风”的错误，正如德生同志在1961年6月2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的两段自我检讨中说的，“回忆陕西，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但根本原因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观念淡薄了。高、大、平、调。省委苦战3年奋斗目标20条，指标过高，要求过大。粮食要求1958年180亿，1959年要求翻一番。看来民主集中制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即是党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没有调查研究也会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主要是一平二调，指标过高，任务过大。大办，就是给农民打主意，出现三少三瘦(耕地少地力弱，劳力少劳力弱，牲畜少牲畜弱)，粮食产量自然下降。这个严重情况发现的迟，见事迟、抓得慢，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办法不对头。吃亏就吃到这上边。”这两段话讲得很中肯，陕西在全国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和“左”倾思潮泛滥的时期，是执行了当时错误的东西，带来相当大的损失。但陕西比较起来还是稳当的，这与德生同志的求实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时，到处“卫星”满天飞，陕西“右倾保守、是“黑锅底”等舆论，对陕西压力很大，德生同志顶着压力，一边执行上边的指示，一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发现一些做法不切合实际，在有的问题上大胆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公共食堂问题。1959年他住杜公祠在长安农村调查时，就发现食堂有问题，他于1959年4月21日在杜公祠召开的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就明确提出：“食堂可否采取临时措施，有人愿在食堂的，在食堂吃；有人愿意回去的，回去吃；愿什么时候回食堂吃，什么时候回。”又强调说：“食堂里愿回去的可以允许。”5月21日省委常委会上，德生同志在会议作结论时说得更明确：“食堂，根据群众自愿，坚持自愿原则，愿意回的回，愿在食堂的在食堂；愿办农忙食堂的办农忙食堂，愿大的大，愿小的小，一般说小些好，农忙中提倡办农忙食堂。”当时公共食堂被誉为“人民公社的心脏”，德生同志敢于这样说这样做，是大有风险的。他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不哗众取宠的高尚品格，是令人尊敬的。再如，关于陕西民主革命问题，有人认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说什么基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封建势力没有彻底打倒，提出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于1963年10月，在张德生同志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的安排意见和若干政策问题(草案)》中指出：根据试点情况看，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不彻底的是少数地区。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网地富分子工作。除个别情况特殊的外，都不要重新划阶级。历史证明，当时省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符合陕西实际情况的。 　　德生同志坚持了省委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一再强调，重大问题要经常委会讨论决定，不能事无大小都上常委会。1959年2月5日的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德生同志提出：书记处一月安排一次无题会，研究提出每月省委常委会议的议题。这次会上还确定：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文件，省委办公厅预先列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管部门汇报情况时应介绍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这就要求省委办公厅和业务主管部门，会前必须认真做好常委会议议题的准备工作。德生同志还要求办公厅在处理文书、组织会议等具体工作中，能体现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起到保证作用。为此，省委办公厅从事文书、会议工作的同志，作了认真讨论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办法。例如，在省委文件的印制上，凡省委上报下达的正式文件，在印发时要注明“经XX会议讨论，XX同志签发”或“XX同志签发，XX、XX……同志审阅”等字样(印够存档、上报和送常委的文件份数后将加注的铅字去掉，下发的文件上看不到这个加注)。还规定，召开常委会力求多数常委到会，个别会议常委不过半数的，会后办公厅必须逐一个别征求来到会常委的意见，以补不足。最初，常委会议不印发会议纪要，后来虽有纪要但极简单，只列几条决定事项，看不出会议参加人员情况，以后逐渐改进完善，纪要上标明出席常委姓名、缺席常委姓名和列席人员姓名，纪要内容也较充实，印发常委同志以起通报情况和监督作用。为了使省委书记已签发的文电及时印发，办公厅负责文书传阅催办工作的同志很辛苦，他们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传阅完毕，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风雨无阻，有时到剧场找领导同志，有时深更夜半将领导同志叫醒，请他们审阅文件电报。这些做法，在实践中逐步健全完善，并一直坚持下来。 　　德生同志很重视省委领导班子的团结。我在列席省委书记处会议和常委会议时，多次听德生同志说：常委同志在原则问题上要严肃认真对待，在非原则问题上要互相谅解，不要耿耿于怀，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搞好陕西的工作，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大意)。甚至在他身患不治之症、生命垂危的1964年冬，在和省委常委同志最后一次谈话时，还语重心长地讲：“我希望省委领导核心进一步取长补短，加强有原则的团结。”“常委十几个人，来自四面八方，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我希望常委同志互相学习，特别是原来在陕西工作的同志，要向基平、舒同、章泽、肖纯、天琦等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从其他地区带来的好作风。”“总之，我希望我们书记处的同志、常委同志，以至省委委员同志，更好地亲密合作。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又要在非原则问题上提倡互相谅解。要在加强有原则的团结方面，为全省各地作出榜样。”德生同志不只一次地叮咛我们：要教育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注意维护领导集体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团结的话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这是秘书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也是秘书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品德。他还教育我们，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特别是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待人接物或打电话，一定要注意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要口大气粗、盛气凌人，这会影响省委的形象或领导同志的形象。在这方面我是受益颇深的。 　　德生同志很重视机关建设，特别是办公厅机关建设。他要求：第一，机构必须精干，各处室任务明确、配合密切，像如一部精密的机器，运转灵活自如；第二，建立一套健全的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使大家有章可循，工作有条不紊；第三，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作风，这反映一个机关的精神面貌。他还说：秘书长是省委的秘书长，不是办公厅秘书长，要协助省委抓大事、抓调查研究、抓省委决议的贯彻执行，办公厅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由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去管。根据德生同志的指示，秘书长和办公厅进行了多次研究，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群策群力，研究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守则、细则等各项比较健全的制度，改进提高了政务、事务方面的各项工作，使机关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省委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省委办公厅的广大干部职工，政治觉悟是高的，素质是好的，工作确实是紧张、严肃，运转灵活。要求当天完成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完成，指定几点几分送到的公文信件保证准时送到，每天晚上，办公厅楼上灯火辉煌，同志们自动加班加点，热气腾腾。这是德生同志对机关工作关心重视的结果。 　　德生同志是在陕西工作岗位上与我们永别的，整整30年了。在他临终时，还念念不忘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忍受着极大的病痛，多次找省上负责同志和地市委书记谈话，询问各项工作情况，叮咛他所关心的问题，为党的事业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5年3月)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