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张德生 > 其他资料

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 (1950年9月22日)

张德生

同志们: 　　最近召开全省财政会议、民政会议、税务会议、贸易公司经理会议及工商科长联席会议。我今天谈谈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借以提高财经干部的积极性，并加强其责任心。 　　(一) 　　(1)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国家在军事上已取得了基本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改革，亦已奠定基础，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还仅是一个开始。经济是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因素，是各种建设的基础，如是不能在经济战线上展开胜利，则无法巩固军事政治战线上已得的胜利，并会延长社会改造的过程。 　　(2)在过去，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对我们的希望甚为殷切，希望我们在军事上迅速地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从经济上解放他们，生活上一天天的得到改善。 　　多少年来，老百姓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人民生活遭受了很多的痛苦。人民政府成立以来遏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这是符合了人民的希望，老百姓普遍是满意的。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发展胜利，则有逐渐削弱以至有失去人民信仰和拥护的危险。 　　(3)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虽是取得了一部分的胜利，但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尚未渡过。台湾、西藏的老百姓都希望很快的得到解放，而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又发动侵略朝鲜的野蛮战争，甚至不断地向我国挑衅。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解放台湾、西藏、击退美帝的疯狂挑衅。至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无不依靠加强经济建设来支援。 　　所以，财经工作在目前已成为国家建设的基本环节。 　　同志们：今后是我们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必须争取在财经工作上取得完全的胜利。今天工商业者、政府各级财经干部，必须提高警惕，多想办法，在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同志轻视财经工作。有的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作是光荣的，而不愿到私营企业中去。这是错误的，在任何工作岗位上作好自己的工作，同样是为人民服务。 　　(二) 　　掌握经济建设的总方针，端正政策，纠正偏向。 　　在工作中，常发生许多偏向。有些同志只懂得些具体政策，而忽视了总方针。有的同志只顾政策，而不结合实际情况，这完全是不对的。我们要求财经干部，掌握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具体执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①第26条规定：“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四面八方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其中最基本的是公私兼顾。如果公私不能兼顾，私人企业不能发展，劳资便不能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就会有更多困难。 　　可是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曾经发生过偏差，例如掌握贸易价格时，不照顾私人资本的合法利润，对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向缺乏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因而使有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未能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主要是有些干部缺乏与私人资本长期合作的思想，或存在着“先公后私”甚至是“公而忘私”的思想(对我们革命工作持以这样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把它当作对待私人资本的态度和政策则是错误的)，结果有意无意的妨碍了私人资本的正当发展。这是违背公私兼顾政策的。 　　我们要不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合作呢?我们的答复是“要”。因为： 　　(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上搞不好，政治也一定搞不好。我们要巩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要做好经济上的团结合作，贯彻兼顾政策。 　　(2)私人资本当然不同国营资本，但我们应该懂得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很不够的。私人资本在目前中国还是需要的。但私营经济会不会妨碍国营经济呢?不会的。因为整个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会妨碍我们创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且可以增加生产流通物资、减少失业，有利于国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对今天和将来国家工业化的建设是有益的，搞垮私营经济对国家是不利的。 　　但是以团结为主呢?还是以斗争为主呢? 　　由于阶级的存在，就必然会有斗争，但应该以团结为主，必要的斗争还是为了团结。 　　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除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适当调剂外，对于“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共同纲领第30条)“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共同纲领第31条)。 　　“节制资本”，还是搞垮资本?我们的政策是发展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适当的予以限制，而不是搞垮资本主义。但对投机倒把，操纵国营资本及其他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活动的私人资本，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与取缔。 　　团结是长期的呢，还是暂时的呢?我们的回答是“长期的”。因为： 　　在新民主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是必须合作的，只有巩固合作才能更好的创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实行社会主义，除了需要政治条件外，还需近代的大工业，而我国经济中现在工业只占10％，其余90％是小生产的个体经济，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因此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也将是长期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起过它的革命作用，今天又继续与工人阶级合作。如果一直拒绝投机，如果投资于正当的工商业，就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当然会重视这种友谊。至于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他们更是有前途的。在社会主义时代，他们交出生产手段，将会得到一定的代价，不愁生活无着，经过教育改造，都可以利用他们的原有技术和组织生产才能，从事有益的可能的劳动。 　　财政工作，均必须以发展生产为出发点，从照顾生产出发，调整工商业和税收，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增加财政收入，完成财政任务。不要拚命的强调财政收入，而影响生产发展。不能采取“杀鸡取蛋”的作法，其结果会伤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但也不可片面的强调生产，而忽视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便会延长国家的困难，实际上对生产也是不利的。要知道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建设时期，群众是需要适当负担的，所以在目前减轻民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财经会议上，我们发现干部中有简单意识，强迫命令的作风。经纠正后，有的同志又出现另一个偏向就是趋于自流，不会精打细算，实事求是，片面的强调负担重，这种现象也应当力求纠正。 　　因此，“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的。与此相违背的任何思想与行动，都是错误的。 　　(三) 　　认真学习财经工作。 　　我们这个时期的财经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正如毛主席在三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物价趋向稳定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全体财经干部不辞劳怨的努力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但我们是有缺点的。主要是执行政策不严肃，业务不精通，情况不熟悉，配合不够，作风不纯。今后我们干部要作什么?学什么?掌握政策，精通业务，主动地互相配合，端正作风。要作好这些，必须加强学习。毛主席说：“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毛主席又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洞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首先要学好政策。政策是作好工作的根据。有些同志，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政策办事，尤其是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每个财经干部，都必须熟记融会。 　　其次要学习业务。学通一切有关自己的工作规定和技术，熟悉有关自己工作的一切情况，不掌握工具是做不好工作的。 　　检查工作，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反对粗打冒算的作风，建立照顾全面的群众路线的精打细算的思想作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强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中全会报告)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善于学习，谨慎从事，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文是张德生1950年9月22日在甘肃省财经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按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①共同纲领，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