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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生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 (1936.12——1945.10)

宣德胜

从1936年12月下旬至1945年10月初，张德生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的全面建设，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关中分区的全面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下面这些材料是从有关的文章中摘录的，虽均比较简略但可从中见得张德生在期间的重要活动的一斑，故特集纳为篇并作必要的注释，仅供读者参阅暇览。 　　1 1936年12月25日，博古①在西安谢华家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等人。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恢复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张德生是西安市委书记。 　　摘录自徐彬如《回忆西北特支和陕西省委》(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2 省委已移至三原云阳②办公。西安在我们离开之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已建了市委，市委之下组织有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学生工作委员会等，分别领导工人支部学生支部及群众团体的党团③工作，并决定心余④同志暂时留西安帮助市委工作一时期。东北军工作因理治⑤有病，所以我们决定调心余去代理治工作，机关驻邠州⑥。 　　摘录自贾拓夫1937年2月12日给中共中央张闻天的报告(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3 1937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张德生、秘书长崔廷儒和我谈话，派我回渭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3月间成立了中共渭华工委，我任书记。 　　摘录自刘玉堂《组建渭华工委的经过》(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渭南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4 1937年四五月间，我给省委写信，要求建立陕东南工作委员会。五六月间我到省委参加活动分子会议，给贾拓夫、张德生汇报了安康情况并提出组织陕东南工作委员会，经省委批准，我任工委书记，刘文彬任宣传部长，刘华任组织部长，李开藩任秘书。 　　摘录自王力《回忆在安康建党经过》(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5 1937年7月，国民党想以抗日救亡名义把西安学联搞成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我们不同意。后来省委组织部长辛余同志(张德生)找我，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要我们在组织名称上向国民党作点妥协，同意用它的抗敌后援分会，但一切活动要独立自主，工作内容不能变。我们按照党的指示，于9月下旬把西安学联名称改为“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摘录自刘南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安学生运动》(载《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 　　6 陕西妇女慰劳会一直受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1938年初建立了党团，曹冠群任书记。1939年夏形势逆转被非法改组后，省委常委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汪锋等同志专门和曹冠群同志以及省委妇女部的黄葳同志进行讨论，总结经验教训。 　　摘录自曹冠群、林宣南、林野《回忆陕西省妇女慰劳会》(载《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 　　7 1938年2月，董学源通知我，省委张德生要听取我的汇报，地点在莲湖巷蒙念祖家。我找到了蒙家，家人领着走过一间挂有书画的客厅，拐进一间小房内。德生同志已先我而到，他穿了一身整齐的中山装，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和在云阳训练班见到他那种八路军指挥员的英姿，判若两人。他谈起话来沉着镇静，从容不迫，使我刚到时那点些许的不安，很快消散了。我详细汇报了这一段长安工委的工作，着重汇报了工委准备立即进行的两项工作，一是组织学生工作团，由工委委员分头带领学生深入长安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准备将西安各校的长安同学会统一为全县长安籍在西安上学的学生同学会，其领导成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⑥为骨干，包括左中右方面的人物，略带灰色，以便在这一合法组织的掩护下，筹集资金，开展工作。德生同志很同意我们的设想，并表示必要时省委可以派干部来长安协助工作。德生告诉我，今后和我保持经常联系的是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惠子俊。从1938年至1939年秋惠子俊被捕，张德生也曾和惠一起约见我谈工作，指导长安的地下斗争。 　　摘录自李浩《抗战时期在省委领导下所从事的地下工作》(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8 1938年二三月间一天下午，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共西安职工运动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委员中有胡达明、张林、张秀岩和我。西安职工委由省委直接领导，省委让我去云阳负责办一个学习班，学习和研究地下工人运动怎么做，一期大概是一个月，办了好几期。第一课是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讲的，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1939年组织派我去宝鸡，交接班后我就到了云阳陕西省委，张德生同志和我谈的话，省委秘书长张中给我一个秘密关系，还有路费和生活费，11月到宝鸡。 　　摘录自王若望《抗战初期西安地区工运的开辟工作》 　　9 1938年春，董学源被派到汉中工作，我接任西安学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向省委汇报和听取指示。在此期间，我受张德生的领导，每周和省委接头一次。多数情况，是和张德生同志单独见面。当时中心工作是大量发展党员，单独见面时，我常是把每周各校支部新吸收的党员名单交给德生同志，汇报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他曾多次讲解抓紧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对开展群众斗争中的问题作出指示。另一种形式的接头实际是开会，地点在惠子俊家里，参加会的有贾拓夫、张德生、欧阳钦，惠子俊有时参加有时在门口照应。会议主要讨论开展群众斗争中的问题，由我汇报情况，讲国民党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手段、企图，群众中的反映，我们采取的对应办法。然后，省委3位领导同志都比较系统地讲指示性的意见。这种会大致开过四五次。不论接头或开会，省委领导人都很注意了解学委各成员的工作情况，各校党支部的工作情况，对下边的鼓励多，批评很少。 　　摘录自陈煦《陕西省委领导下的青年工作》(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10 1938年4月，省委将军委改为军事部，我任军事部秘书。省委很注意秘密工作，有次安排工作专门到端履门西餐馆以吃饭作掩护，参加的人有林伯渠、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汪锋、吕剑人和我。 　　摘录自杨信《我所知道的陕西省委和省委军委的有关情况》(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11 1938年暑假，省委调凤师特支3个负责人去云阳镇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期满后，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让我回眉县开辟工作，同年秋，成立了眉县特别支部，我任书记。 　　摘录自任光烈《回忆眉县县委的活动》(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宝鸡地区党组织及其活动》) 　　12 1938年10月我来到陕西省委所在地云阳镇。不久贾拓夫在延安开完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回到省委，召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省委扩大会议后，决定汉中特委改为地委，调我去任地委书记。省委专门讨论过一次汉中工作，要我提出初步意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同意我的意见。我于年底到达汉中。春节后不久，我回到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派任自强去接替江涛组织部长职务，并介绍鲁平同志随我去汉中住机关，掩护我工作。4月上旬我回到汉中，先将鲁平安置在赵铭锦(赵寿山的女儿)家里，经王心源同志在汉中近郊找到一间房子，我和鲁平在那里住下来，作为地委机关。4月末，接到省委密信，叫我去云阳参加会议。我在省委开会期间，忽然接到瞿文德的一封电报：“大哥走，二哥得病住院。”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拿着电报对我说：“任自强被捕了。”我向德生说：“让我赶快回去处理善后。”德生说：“不能回去，太危险了，赶快写信叫鲁平回来。”不数日，鲁平回到省委，她并不知任自强被捕。随后赵铭锦来到云阳干部训练班学习，说她收到任自强从狱中写的一封信。后来得知任自强在一次日机空袭时，押解人员逃散，便砸开脚镣，逃到云阳，后又回到延安。 　　摘录自李铁轮《片断回忆》(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13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要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工委需要研究民族问题，工委秘书长李维汉同志批了一笔钱，让我去西安搜集有关的书刊和资料，还给我开了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陕西省委的介绍信，转了党的关系。我到西安后竟然买了一大摞书，能装半汽车，用八办的汽车运回延安。离开西安时，杨清⑧要我去云阳，请省委转我的党的关系。到了云阳，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同志见我，为我写了党的关系介绍信，还简单给我谈了省委的情况。 　　摘录自刘春《我参加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的回顾》(中国科学院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10月印) 　　14 1938年11月19日，我和李开藩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听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找我和李开藩谈话，传达省委关于成立安康地委的决定，指定我担任地委书记，刘华和李开藩为地委委员。张德生说：“在你们学习期间，安康各县都发展了一些党员。你们很快回去，中心任务是整顿和建立各县的党组织。”12月，我和李开藩离开省委回安康。 　　1939年7月我到省委参加选举“七大”代表的会议，接着又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1940年1月3日，省委书记杨清在会上作《从陕西与西北事件说到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报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储蓄力量，保持力量，准备在新的有利的情况下，能应付新的发展的局面。”这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省委考虑要乘寒假前把这项工作布置传达下去，没等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张德生便要我返回安康。离开省委机关前，张德生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带领汉中地区的许明月，在宁陕四亩地，建立中共汉中地委和省委之间的交通站。到了四亩地，请四亩地党支部书记在街上找妥一间房子，给许明月作交通站之用。1940年7月下旬，在我回到省委机关前几天，省委撤销了安康地委。1941年春，省委讨论过一次安康工作，张德生找我谈话，说省委决定派人去联系安康党组织，要我挑选一个联络员，我推荐了在省委保卫队当战士的李志远。 　　摘录自刘文彬《忆安康地下党创建经过》(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15 1939年8月间，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找我谈话，让我去三原工作。1940年夏，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由我负责。8月初，我接到省委密信：于8月5日到省委所在地照金。到边区后，张德生对我讲：国民党中统陕室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一天也不能让你工作下去了。我问三原工作咋办，他说另派人去。我将手续交肖江洪，离开三原。 　　摘录自陈元方《我在三原中心县委工作情况》(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16 1939年暑期，我到省委学习班学习后，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叫我去凤翔，任县委宣传部长，年底接任县委书记，1940年10月间调回省委。 　　摘录自冯和骏《回忆凤翔县委的工作》(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宝鸡地区党组织及其活动》)  　　17 1939年因我在高陵从事地下工作身份有所暴露(当时叫“太红”)，省委调我进了边区。1940年春，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给我谈话，派我去凤翔担任县委宣传委员。县委书记冯和骏走时把县委工作交给我。1941年省委调一些同志进边区，都由我通知被调人离开凤翔。 　　摘录自张贵林《从高陵到凤翔》(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宝鸡地区党组织及其活动》) 　　18 1940年6月，中央让张德生到延安汇报工作，8月18日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的目的。9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德生传达了中央决定。1941年中央西北局成立，高岗任书记。这时省委已由安社转移到照金。汪锋从延安来到照金，说中央准备将省委划归西北局领导，欧阳钦、张德生和我听了后，我们几个常委就向中央发电报，提出西北局原是边区党委，对国统区党的工作不了解，加之高岗对白区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建议陕西省委仍归中央领导。后中央回电仍决定省委归西北局领导。高岗对我们向中央发电报很有意见， 1942年整风时说陕西省委闹独立，不尊重西北局。1942年春，我离开省委被调到西北局党校任副校长。我刚到学校就开始了整风。整风未结束又开始了审干。接着康生就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康生的诬陷下，边区保安处关押了很多地下党员，如陈元方、董学源、孙作宾、曹冠群、苏一平被关在特别支部审查。这时康生和西北局研究，认为这些“红旗党”都是从云阳来的，因而对张德生也产生了怀疑，准备押起来审查。 　　摘录自赵伯平《我在陕西省委的工作情况》(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19 1940年8月，中央根据张德生的汇报作出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目的。当时陈云、李富春主管陕西党的工作，毛主席也直接抓，中央的这个文件基本上是主席的讲话，德生整理的。正式文件是张德生带回来的。 9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由张德生传达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16个字，“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省委对此进行了认真讨论，我在会上作了《集中力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发言，欧阳钦作了《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的结论》。 　　摘录自汪锋《抗战时期陕西省委工作的回顾》(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20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管辖中共陕西省委。有一次，汪锋在延安毛主席处，高岗也在，高对汪锋说：你们尽托派。汪锋回省委报告后，我很愤慨，立即让张德生起草电报，说高岗不熟悉白区工作，希望中央加强西北局领导，用常委名义发给中央，此即1941年6月13日给中央电报的由来。后来高岗以此事恨我，说陕西党是假党。 　　摘录自欧阳钦《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一段经历》(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21 1941年1月，我被省委交通员吴子玉带入陕西省委所在地照金。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让我在边区找个地方住下，仍然负责三原武字区、西阳和富平高里的党组织工作。8月，张德生对我说，目前党处在“精干荫蔽”时期，要我和肖江洪同住西梁。11月，张德生找我和肖江洪谈话，说根据中央对国统区地下党的指示，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 　　摘录自刘光远《忆富平石桥党支部和三原党组织》(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22 1942年1月中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张德生传达了中央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这是指导地下工作的重要文件，省委的部长赵伯平、汪锋、吕剑人等发了言。会后，省委派联络员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5月，张德生找我谈话，派我去渭南。交待的任务有三，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一、宣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打内战；二、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三、布置收集军事情报，向省委汇报。张德生还交待对暴露了的党员和党外朋友，估计可能被捕的，可采取3种办法处理：一、调进边区；二、多数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去异地找职业，长期隐蔽，广交朋友，站住脚根；三、对个别既不能进边区又无法到外地的，可向他们交代一项对付国民党自首政策的措施，先是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如果敌人确实掌握了证据，或被别人供出，在不暴露组织和同志的前提下，可承认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但很早已脱离。在被释放时，可办一般性手续。张德生反复叮咛，这个精神，只向个别了解掌握党的组织，了解党员比较多的人传达，不能普遍传达，这是党的一项特殊政策，应绝对保密。杨克、董学源分别布置了必须调进边区或到外地隐蔽的名单，董还布置让我选择一二名思想纯洁、机智的年轻人带到省委，准备培养译电人员。5月底我到了渭南，分别向地下党组织传达省委指示精神。传达结束后，我又选择了1名准备培养译电员的青年田同书，并带了地下党员左嘉善和一女同志常润英，于7月6日从渭南到三原，找到武字区太和堡地下关系杨春祥家。我们商定，他们3人暂留在杨家，我先化装回省委，再派交通员出来接他们。7月10日我回到省委，向张德生汇报了3个人的情况，张立即指示交通科派交通员去接。不料他们刚走一段路，敌人就盘查，交通员考虑到需要通过的关卡尚多，恐怕发生问题，便交代他们3人回渭南去，以后有机会再进边区。 　　摘录自权秉华《在陕西省委做联络工作的回忆》(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23 1942年底，从西安来的电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务名单。我到关中马栏经一两个月的调查，得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职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我们组织了一个班，通过封锁线，把杨宏超抓到边区。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杨宏超摸不着我们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职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抓住了杨宏超的第2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职田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杨被共产党逮捕，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摘录自师哲《在历史人物身边》的第7章第4节《处理关中“特务案”》) 　　24 1944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德生来电话，要我到地委开会，准备派我出去。第2天到地委，参加会议的有20多个同志。张德生作报告，一是讲形势，二是布置派出去的任务。向地下党传达形势，要求地下党作好两件事：一部分同志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一部分同志坚持隐蔽，长期埋伏。要求明天就出发，必须3个星期赶回来。这次到渭南，由于时隔两年不摸底，我是走一家问下一家，走一站了解下一站，谨慎前行。回到地委后，地委决定我从特务营到地委统战部工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德生、汪锋是“七大”代表，提前去了延安。不久，汪锋给杨克来信，通知我即赴延安，协助组织为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的渭南地下党员作甄别结论。我到延安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当时“七大”正在进行，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张德生让我看文件，从头到尾背熟，准备“七大”结束后，派我出去传达。后来又增加“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我都背熟了。7月中旬我到了渭南，分别传达了《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9月下旬回到地委。 　　摘录自权秉华《在陕西省委做联络工作的回忆》(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注： 　　①博古，即秦邦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②云阳属泾阳县。 　　③党团，即今党组。 　　④心余，即张德生。 　　⑤理治，即朱理治，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⑥邠州，即今彬县。 　　⑦民先队员，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体。 　　⑧杨清，即欧阳钦，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