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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生三十年代在汉中的革命活动调查

刘朝汉

1．张德生在中共陕南特委的任职。1933年11月，张德生到汉中，参加中共陕南特委工作，先任组织部部长，主管地方工作。1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刘顺元经西安到汉中，接替汪锋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又改任特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8月，陕南特委派张德生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他于8月9日向中央局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10月返回，衔上海中央局之命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系。离汉中时与分管陕南工作的中共西安中心市委委员孙作宾商定由白耀卿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张德生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傅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等，率领中共川陕省委干部大队，在宁强、勉县、南郑县领导新苏区的建政和扩编军队的工作。张德生在汉中工作期间改名张仲房、张心诚，又名老关。 　　2．巩固发展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关系。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的罪恶阴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北线出现了较为平稳的军事态势，从而使得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同时也使三十八军在同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抗衡中增强了实力。为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同年10月，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高级参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到汉中做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思想工作，劝其莫为流言所左右，不为蒋介石的威胁而改变初衷，应将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巩固下去。为了使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联系的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能及常取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杜与同行的中共地下党员常应黎(常黎夫)商量后，由常写信调时在甘肃的张德生来汉中。张德生到汉中后即与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取得联系，并经杜斌丞先生介绍认识了孙蔚如及其高级参议王宗山和武志平，由武志平安排了张的住宿生活。张德生住在南城根禹王宫胡同2号，武志平住在伞铺街7号，相距百十步远，往来很方便。杜、常返回西安之后，张德生把巩固发展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当作中共陕南特委的一件大事来抓，与武志平保持经常联系，大力支持武志平建立从汉中到川北的红色交通线，壮大红军之友社，发动各界人士为红军募捐，建立了两个交通站，组织运输，不断将各种军用物资运往川北。 　　3．培训提高党的工作骨干。1933年底，中共陕南特委先在汉中东关的小关子举办了一期训练班，1934年春又在勉县相继办了 3期训练班，参加的学员，3期是农民同志，每期5人，一期是在十七路军当兵的同志，3人。刘顺元、张德生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和地下斗争方法，在勉县办的几期每天还在汉江河坝和武侯墓等地进行军事训练。为了给训练班选拔学员，张德生到党的工作活跃的南郑、褒城①西南区调查了解情况，根据工作需要，选拔杜启安、杜正武、杜正清、柴俭生、杜顺明等5人参加培训，后来这5人都成为坚强的工作骨干，杜正清担任了中共陕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杜启安担任南郑县红军独立团团长，并曾奉刘顺元、张德生指示，到上海向中央局汇报过陕南的工作情况。 　　4．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洋县的党组织是陕南地下党两大支柱之一，1934年1月中共陕南特委派特委委员席中瑶担任中共洋县县委书记，不久1个区委被敌破坏，支部由93个减少到26个，10余名党员被捕，席中瑶被捕后惨遭活埋。刘顺元、张德生十分关注，亲往指导，继于3月、4月、10月帮助洋县县委调整和充实了县委的领导成员，不断整顿和纯洁党的基层组织，使洋县的革命斗争不断发展，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1934年春季以后，南褒西南区的党员和赤色群众不断增加，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刘顺元、张德生在进行考察之后，于7月在中共西南区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南郑县委，由原区委书记白耀亭担任县委书记。特委机关驻杜家湾期间，张德生亲自召开杜家湾党支部会议，决定开辟新的工作区域，派杜启安等同志到苇池、元坝、华山、大河坝等山区去进行此项工作，之后他又在汉中虎头桥召开会议听取杜启安等同志关于开辟新区工作情况汇报，热情地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后来他又去那里进行具体帮助。张德生对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杜启安去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未能按行前约定时间返回汉中，在此期间，张德生每天到青龙观等候，直到接上了杜启安。张德生还善于团结同志，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善谅他人之过，常念别人之功，他于《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中，对光荣牺牲的同志进行了满腔热情的赞颂，写道：“特委巡视员赵景泰同志，三队队长老徐同志，4月在西南区被捕，牺牲时都非常英勇。王建英同志在安康兵变时被捕，牺牲时沿途高喊口号，在刑场上作了几分钟的讲话，给汉中一般同志非常好的影响。”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牺牲后，张德生对其夫人唐素珍关怀备至，一方面支持和鼓励她继承陈军长的遗志，更好地为党工作，安排在一度设在汉中东关的陕南特委机关留住，从事交通联络工作；另一方面，热情主动地帮助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经常去看望，使唐素珍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顽强地坚持地下斗争直至汉中解放。解放后张德生几次把唐素珍接往西安，亲自陪同参观市容、文物和工厂，每次走时都要给一些钱帮助唐安度晚年。张德生不忘革命情谊，热心乐于助人的良好作风，在汉中广大干部党员中被传为佳话。 　　5．大力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4月红二十九军失败后，中共陕南特委决定继续沿用红二十九军的番号，建立红二十九军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刘顺元、张德生到陕南后继续坚持实行这个决定。1933年深冬，张德生到勉县中梁寺召开了有部分中共陕南军委委员和附近游击队队长参加的会议，了解情况进行动员。会后不久，张德生与汪锋一起，把分散在宁强、勉县等地的游击队员百余人，集中在勉县马超庙训练近一月，成立了勉县垦荒游击队(又称黎坪垦区游击队)，开赴黎坪，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武装，并把从四川来的一股土匪击溃，积极活动在勉县东、中、南区和宁(强)勉(县)、南(郑)勉(县)、褒(城)勉(县)边。1933年11月20日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在城固县大木场被敌重重包围，团参谋长曹日昌等多人被俘遇害。1934年1月8日该团突出重围转移到勉县南区脚草沟集结，在刘顺元、张德生的指导下与红二十九军勉县第十游击大队合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有队员150余人，长短枪70多支，继续投入新的战斗。陕南特委机关移驻南褒西南区杜家湾后，在刘顺元、张德生的直接指导下，游击组织蓬勃发展，不断开展武装斗争，处决了群众切齿痛恨的豪绅杜甫周、王团头，并两次捉拿国民党褒城县县长刘明斋(未成)，震慑了地方的反动势力。 　　6．机智勇敢地同敌斗争。1933年冬张德生到汉中不久，前往城固县毕家河游击区与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进行联系，行至洞阳宫，与“围剿”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的国民党部队遭遇。张德生向道长魏成新说明身份和来意，得到道长的保护。张德生扮作小道士，穿上道士衣帽，低头跪在道长的面前接受训斥。道长拿着小扫帚，做出要打“小道士”的样子说：“楞在这干啥?还不去挑水。”“小道士”一边装出欲哭的样子，一边挑起水桶向山后的黑虎泉走去。张德生见四周无人就趁机钻入树林中，脱险而去。国民党的兵见“小道士”一去未回，发觉上了当，在庙内搜查了许久无获，将道长毒打一顿。后来，张德生又多次到此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并在庙内墙上写诗作念。诗曰：“拔剑问天谁该杀?帝国主义和军阀。吃人制度消灭尽，千万人民笑哈哈。” 　　7．中共陕南特委对张德生的评价。1934年7月10日，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在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汉南工作报告提纲》中，对张德生当时在汉中进行革命活动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写道；“张心诚同志的履历：陕西人，父亲是制革匠，中学毕业，曾在陕北及甘宁青工作，汉南特委宣传部长，对党非常忠实，经济观念很好，学习虚心，积极性创造性都有”，“从多方面考查起来，是陕西现存干部中最好的一个。”委托张德生补充汇报陕南及陕西其他地方的情况。 　　注： 　　①褒城县1958年撤销，其辖区划归汉中市和南郑、留坝、勉县。 　　(作者单位：中共汉中地委党史研究室)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