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徐向前 > 全文图书 > 徐向前画传

第七章 老帅风骨 风云突变的时刻

江英

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他说，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在人民民主专政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谁也没有想到，竟会冒出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持续那么久的时间，造成那么严重的危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1966年秋，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红卫兵“造反”，学生大串联，闹得天下大乱。在林彪的主张下，10月5日，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此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不断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造反派”还冲击了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对此很不理解。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他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徐向前的意见没被采纳。 　　1966年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周恩来、陶铸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稳定军队的重要性。徐向前在讲话中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老帅们从稳定军队的大局出发，对到会人员进行了耐心的引导。这时，有人递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是否经过林彪批准。叶帅严正指出，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是经集体讨论过的，是光明磊落的。11月29日，全军“文革”小组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讲话的大标语。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表示：“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然而，这是毛泽东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一次徐向前见到毛泽东，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和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徐向前表示了三条意见：第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第七章 老帅风骨谢镗忠、李曼村。14日开始在三座门办公。 　　这时，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领头夺权，全国掀起夺权浪潮。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军队院校纷纷“夺权”，总部机关出现战斗组织，各级军事机构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徐向前任职后，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要求军队不准大串联，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海军司令萧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萧劲光送回来，“造反派”不得不照办。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小组来。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小组，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而被纠缠不休。各处告急电话不断家里四部电话，五个工作人员日夜值班，还是无法应付。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周恩来关心地对徐向前说：“和他们打交道，你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一次会上，徐向前提出五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他的讲话印出来，江青立刻命令“收回”。 　　1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陈伯达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的会上，说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1月19日，军委召开碰头会，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次日会上，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向前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要徐向前对批判北京军区杨勇表态。徐向前说，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在全军“文革”小组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小组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再报告他。徐向前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就决定直闯林彪的住地。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林彪不得不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经讨论，后改为七条。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照发，并指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洛区别两类矛盾。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军委发布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军委还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的任务，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须分期分批进行。 　　军委这些文件规定，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批。然而，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1967年1月的一天，总后勤部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小组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待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回答：“我用不着你保。”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一伙，污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小组，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