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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新中国 把民兵工作落到实处

江英

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又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国防体制。1958年，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1961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了国防部拟制的《民兵工作条例》。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1.6328亿人，武装基干民兵达456万余人，基干民兵7580万人。工厂、农村、大专院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民兵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1962年，毛泽东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各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军委提出，贯彻“三落实”，是民兵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七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1963年12月，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正式任命徐向前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后，即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认真搞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他不仅看材料、听汇报了解情况，还到各地调查研究。1964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1965年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 　　在民兵工作中，徐向前发现，在“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一些地方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做法。他认为农村以村为单位，应“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徐向前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他认为，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他强调，劳武结合是民兵建设的重要原则。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这是它与正规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民兵不能离开生产，一切要服从生产，一个省有好几百万民兵，不好好抓生产为国家生产财富、创造价值那还了得，谁也养不起! 　　在徐向前等的领导下，民兵工作健康发展。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得到纠正，好的经验得到推广，一些全国驰名的老典型有了新的发展。如河北无极县郭庄的“红旗民兵营”；河南济源县留庄的“英雄民兵营”；广东惠阳县港口区的“港口英雄民兵连”；江苏海安县角斜的“红旗民兵团”。经过整顿，全面民兵组织落实或基本落实的达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1965年5月，徐向前在军委召开的作战会议和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兵工作的原则。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成果，保证持续稳定地发展。他说，要有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他对一些单位民兵工作脱离生产的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民兵主要是把生产搞好，要把这个摆在第一条。他提出民兵训练的原则：注重季节性，农忙时不搞，农闲时再搞；尽量分散、就地、小型化，一般以班、排、连为单位；各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派人当教官，分片包干；立足现有装备，内容少而精；不再搞大比武。他要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经常注意蹲点，搜集材料，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他要求总政治部为省军区、军分区配备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鼓励民兵利用假日搞点义务劳动，建点简易仓库，把民兵武器保管好，加强民兵轻武器的生产和维修，这类军工生产要落实指标、规划、品种、经费。要求各地办好报纸、刊物和广播，搞好民兵的宣传工作。 　　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12月，又到广东等地视察民兵工作。1966年3月，广州军区召开省军区系统四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情况。徐向前到会作了指示。他指出，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就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抓基层，刻样板，点面结合，从点带面，这是最高明的领导。这些思想，保证了民兵工作的健康发展。徐向前认为，这一时期的民兵工作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加上林彪的“突出政治”在全国推行，致使民兵工作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未解决，“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