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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顺施诱惑而纵其错”

赵一平

——“让敌人听指挥”的奥秘 　　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敌欲进，赢柔示弱以至进；敌欲退，散开生以纵其退；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恭图实以俟其惰。致而掩之，纵而擒之，骄而乘之，惰而收之。 　　——《兵经百篇·顺》 　　战场上致胜的关键在于调动敌人就我所范。然而在两军对垒中，双方都在力争“致人而不至于人”，采取一厢情愿、强加于人的办法，敌人是不会接受的。高明的军事家常常能做到让敌人听指挥，其奥秘何在呢?彭德怀的“妙诀”是：“顺施诱惑而纵其错”。他指出，要“深察敌人企图，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尽力隐蔽自己的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制胜。”①“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顺着敌人的思路，“投其所好”，因势利导，把敌人的行动引向极端，使他犯错误，不知不觉地为我所左右。 　　一、示弱纵骄，佯北引追 　　面对骄狂之敌，如何调动其步入我之圈套?古兵法中有 “两军对垒，不宜夸其所长，当匿其壮夫肥马，而以羸老弱，见短伏奇，以争一击之利。”彭德怀认为，最管用的招法是“抓住敌人的傲气”，先给点甜头，“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它打下马来”。“示弱纵骄，佯北引追”，正是这种“招法”的具体运用。在彭德怀的对手中，败在此招之下的不乏其人，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了。 　　麦克阿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的高级统帅立下了赫赫战功，号称是“常胜将军”。二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多了一顶“联合国军”司令的头衔，更使他踌躇满志，渴望为自己的战功簿上再记上一个光辉篇章，特别是他制定的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在力排众议而获得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过并取得了成功之后，更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麦克阿瑟的骄狂，正是彭德怀所希望的。彭德怀还在入朝前与十三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时就指出：“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②不出彭德怀所料，我志愿军十三兵团4个军和3个炮师共25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竟不为敌人所察，结果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5万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虽然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以南，但歼灭美军主力不多，没有把麦克阿瑟打痛，因此第一次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命令部队后撤隐蔽。美军从空中和地面侦察，在朝鲜境内未找到志愿军的踪影。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自信地说： “他们已离开了朝鲜，……我早就说过，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麦克阿瑟判断我只派少数志愿军象征性地出兵，认为中国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百废待兴，无力支持这场战争，断言“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会结束”。③随即倾全力发起了“圣诞回国总攻势”。为了阻止志愿军增兵，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力量摧毁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与此同时，命令所部从11月6日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 　　可就在美军每天出动1000多架次飞机对鸭绿江大桥和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地域进行狂轰滥炸之时，志愿军后续部队第九兵团15万人于11月7日、12日、19日先后巧妙地由辑安、临江秘密渡过鸭绿江，担任东线作战任务。此时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达9个军30个师约40万人，为“联合国军”一线兵力的1.7倍。 　　在此种情况下，如何部署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在志愿军常委全会上提出了一个“示弱骄敌，佯北引追”，“牵牛进屠场的作战方案”。他分析认为说：“麦克阿瑟虽然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会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30至50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④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开始试探性进攻后，彭德怀即命令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主力转入敌侧翼隐蔽待机。把清川江、德川、戛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一线部队由于有了上一次分兵冒进的教训，开始行动比较谨慎，前进速度缓慢，到15日，总共前进仅9到15公里。为解除敌人的顾虑，16日彭德怀电令各军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反击，以诱敌放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各军在后撤时沿途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 　　麦克阿瑟果然中计，判断志愿军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并认为“空袭战役”已封锁了战场，中共的后续部队已经被阻止，不能进入战场。断言志愿军的兵力“最多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命令部队加快前攻步伐。到21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已进至了麦克阿瑟规定的战役展开线。麦克阿瑟十分得意，自信他的“总攻势”就要大功告成了。命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于11月24日8时在全线发起总攻势。几乎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公报，向全世界宣告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了，“联合国军对在北朝鲜作战的赤色军的庞大压缩与包抄行动正在接近它的决定性努力”。他还给联合国安理会写了一份报告，得意宣称：“空军部队已经控制了纵深地区，左翼部队向前推进只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右翼部队在海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支援下，可以充分发挥其有利地位，当两翼完全汇合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战争的结束。”并对部队广播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 　　当彭德怀决定志愿军后撤诱敌作战方案刚提出的时候，朝方领导人十分不理解，询问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在彭德怀的说服和坚持下，双方达成了共识。此时，面对敌军的强大攻势，又有人对志愿军能否顶住飞机、坦克加大炮的敌人表示担忧时，而彭德怀却成竹在胸。他说：“要诱鱼上钩，你必须先给鱼尝点甜头。麦克阿瑟吹嘘说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看这次战役究竟谁把谁吃掉。”⑤为了进一步给敌人造成错觉，彭德怀命令继续以小部队边打边撤。到25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完全进至西起定州，经云山、球场，东至宁远以北一线我之预定战场，“联合国军”翼侧暴露，后方空虚。 　　11月25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麦克阿瑟的“圣诞总攻势”发起全线反击。彭德怀指挥各军乘敌立足未稳，分割包抄，断其退路，将敌军几个师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攻势之猛烈，战法之高明，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全线崩溃，陷于欲战无力、欲逃无路的境地。美国人小克莱·布莱尔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20万中国人穿插进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即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在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10军——奥利佛·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局势很快明朗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的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后撤。⑥ 　　此役，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仅西线就缴获各种火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台。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自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转为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危为安。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十分震惊。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说： 　　“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麦克阿瑟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12月2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承认：“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以往那种成功地用来指导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行了。” 　　“示弱纵骄，佯北引追”作为一种诱敌轻兵冒进，以达到在运动中歼敌的谋略手段，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示形”功夫是否到家。彭德怀认为，其要诀有三： 　　(一)严密伪装，隐蔽实力 　　彭德怀曾深刻指出：“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的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⑦因此在战役的计划和组织中，必须把部队的隐蔽工作摆在首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示弱诱敌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彭德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隐蔽实力的措施。早在志愿军进入朝鲜前，彭德怀就对志愿军出国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以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⑧在第一次战役中，当敌逃至清川江以南后，他果断命令各军停止进攻，结束战役。因此尽管敌人挨了打，却并不未摸清志愿军的实力在为第二次战役作准备的行动中，又命令后撤部队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正因为如此，敌人虽在空中和地面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进行侦察，竟然没有发现志愿军几十万人马的踪迹。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惊叹：“这在当代战争史上可称为是一件奇迹。” 　　(二)假戏真做，“佯败”得法 　　“佯北引追”的目的，是将敌诱至预设战场，然而，敌人也是有头脑的，他们也在对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只有当确信自己掌握真实情况之后，才会做出决断。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佯一方所制造的假象是否足已达到乱真的程度。这就要求“佯败”各种迹象都要合乎一般战场败退的常规，否则就可能被敌人识破天机，反为所乘。彭德怀曾批评有的部队不会假戏真做，“常常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这就等于告诉敌人你想干什么。⑨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为了让麦克阿瑟将志愿军的主动后撤视为败退，彭德怀采取了节节抗击，“战”而退之的战术，并适时地举行小的反击，如对于位于价川东北，瞰制平壤至满浦公路的飞虎山，是敌人向球场、江界进攻的必经之路，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我三十八军一一二师自11月6日起在这一地区抗击敌人5昼夜，击退敌人百人以上进攻57次，到10日方撤出战斗。困此，在麦克阿瑟看来，志愿军是经过苦战，实在顶不住了才败退的，丝毫没有发现志愿军诱其深入的蛛丝马迹。 　　(三)选派主力迂回敌后，断敌退路 　　诱敌深入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歼灭，而要做到这一点，要害在于当敌人进入我之预设战场之后，迅速断其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如果切不断敌人的退路，到了嘴边的肉还可能溜掉。因此，彭德怀在部署和指挥此类战役中，最关注的问题是迂回部队是否能按时插到指定地点，是否能把口子扎紧，抗住敌人的突围与增援。他总是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最善打硬仗恶仗的指挥员用于执行迂回任务。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他让在历次战争中屡建奇功，而在上一次战役却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击任务的三十八军再次执行西线的迂回阻击任务。并派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前进指挥所，直接指挥三十八军作战。临行前彭德怀对他说：“我听说三十八军过去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直插交通要道三所里，这是我军断敌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插到底。”“在占领三所里和龙源里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像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⑩三十八军在韩先楚的直接指挥下，坚决执行彭总的命令，27日夜派一一三师一夜长驱70公里，于28日8时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必经交通要道三所里，使几万军乱成一团，全线动摇。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和引导下实施突围，一一三师在三所里和龙源里顽强坚持了50多小时，使南突北援之敌，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蘑菇”战术，扰敌待机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避免与敌决战硬拼，以保存实力；又积极主动创造和把握战机，各个歼灭敌人，从而促使敌我力量的转化，这可以说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最高境界所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在陕北战场上以2万之众，迎战胡宗南的20万大军，且武器装备也远远落后于敌军。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连吃败仗，整旅、整师、整军的被歼灭。许多有影响的军队高级将领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其因素是多方而的，就其谋略手段而言，最令胡宗南头痛的是彭德怀的蘑菇战术。 　　胡宗南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后忘乎所以，认为西野不堪一击。可就在其主力被西野部分兵力引导扑向安塞之时，彭德怀却在青化砭为胡宗南的三十一旅准备了一个“口袋”，3月25日，当自川口、拐峁至青化砭的三十一旅钻进“口袋”后，西野以排山倒海之势，仅一个多小时，就将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多人全部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此时距胡宗南占领延安不足一星期，此地离延安只有50里。 　　青化砭一役，给了还沉浸在“大胜利”中的胡宗南一记闷棍。他急忙从西安赶赴延安，召集各路高级将领总结初战失利的教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遇伏击不能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11)于是采用国防部为其策划的“方形战术”。就是把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只走山头，不下川沟”。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遭各个歼击，又可以在发现西野主力后不使其乘空隙而转移。 　　胡宗南的宽大方阵，对于只有2万人的西野来说，看起来确实成了一块难以啃动的硬骨头。在敌兵力集中，不利于我分割围歼的情况下，彭德怀审时度势，很快找到了破敌之策：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前后左右不断袭扰，长时间疲惫消耗敌人。我主力则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形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分散再行聚歼。彭德怀形象地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一样赶着走。 　　3月26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 　　4月初，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西野副政委)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了电文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就敌人改变战法后敌我态势特点及我之对策进一步向中央作出报告，他与习仲勋等商量后，在4月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 　　“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的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它、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人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力量守备交通，以达成打击分散之敌与打援敌之机会。此法试行，妥否盼示。(12)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深为赞许，即复电：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胡宗南的大兵团在彭德怀所派“导游”的牵引下，在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一带兜了一个大圈，在千山万壑之间转了十几天，“武装游行”400余里，也未找到西野的主力，其部队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遭我小股部队袭击，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严重困难，士气沮丧。第一师师长罗列在给胡宗南的电报中报告了所处的困境： 　　“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13) 　　此时，陈赓部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便以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4月5日南下蟠龙、青化砭集结补充。彭德怀趁敌南撤之机，于4月6日在永平地区对刘戡的第二十九军打了一次小伏击，歼敌600多人后撤出战斗。这时胡宗南判断西野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李家川(子长县)地区，遂集中8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调一三五旅南下策应。 　　彭德怀经过对敌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第二十九军靠拢。决定抓住这一战机，来一个“虎口夺食”，在其同第二十九军汇合前予以歼灭。他分析一三五旅沿路程短、离主力近的瓦窑堡、蟠龙大道行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敌主力前进态势显示敌一三五旅行动完全符合这一判断时，彭德怀当即决定，将南面进攻之敌主力吸引到蟠龙西北，把一三五旅歼灭于瓦窑堡以南。为了不暴露意图，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就范。 　　佯装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在“每天只让敌前进5至10公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顽强抗击，以2个旅的兵力拖住了董钊和刘戡8个旅的主力。胡宗南根据我抗击部队的坚强阵势，断定西野主力在蟠龙以西地区，命令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猛进，同时命令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以便围歼野战兵团主力。 　　4月14日上午，奉命迅速南下的敌一三五旅进入彭德怀设定的伏击圈，西北野战兵团以4个旅对1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其发起围攻。一三五旅成为笼中之鸟，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可董钊、刘戡8个主力旅在一纵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至下午4时，一三五旅4700余人被全歼，董、刘距此尚有50多里。 　　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将彭德怀的这种战术形象地称之为“蘑菇战术”。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的办法，“将敌人磨得精疲力尽，然后消灭之”。强调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 　　彭德怀作为“蘑菇战术”的实际“发明者”和实践者，认为运用此谋有三个要点： 　　(一)诱扰结合，让“磨盘”转起来 　　对于强敌，我之无力与之硬抗时，先退一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防御思想所要求的。对于这一点，稍有军事头脑的指挥员都是可以做到的。但要把“待机”变成创造战机，则非高明的军事指挥员不能办到。彭德怀认为，在我一时难以找到其弱点时，要通过“磨”来为“打”创造条件。而要“磨”出战机，则首先是想法使敌人像“毛驴拉磨”一样不停地转起来。对此，彭德怀采取了两个招法：一是用“诱”的办法牵着敌人走，即抓住敌人急于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令部分兵力装成主力，与敌若即若离，领着敌人在塬峁沟壑之间大游行，拖得敌人精疲力竭。二是用“扰”的办法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宁，即以连为单位各带电台，分布于敌主力周围，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办法，与敌纠缠，磨得敌人坐立不安，锐气顿消。敌人由于战线拉长，补给困难，兵力损耗，不得不抽出一部分兵力驻守要点。这样一来，其弱点就必然暴露出来。 　　(二)善于发现并及时把握战机 　　“磨”的目的在于创造战机。而这种战机往往稍纵即逝，特别是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说变色龙，是指它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以极其机敏的眼光审视战争进程中的每一个新的情况和变化，及时捕捉住敌人暂短的失误而加以利用。就在西野与敌人“推磨”的过程中，4月11日中央军委收到了西安地下党组织的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1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中央即将这个情报电告彭德怀。这个动向引起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根据野战兵团司令部侦察报告董钊、刘戡2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二十九军靠拢，感到这正是歼敌的良好战机。于是，果断作出集中野战兵团主力歼灭敌一三五旅的决策。并结合地形对敌之可能行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一三五旅南下有三种可能，一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向南，与其主力会合；二是向西南，经安定窜安塞；三是向东南，经永平或清涧南下。但从敌人企图和地形看，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遂决心阻南打北。乘敌一三五旅南下之机，在运动中歼灭之。 　　(三)抓住将胜机转变为胜利的关键环节 　　在战场上，战机只表现为一个方向性，当战争或战役指导者朝着这个方向走向自己的目标时，常常会发现前进的道路上还是障碍重重，要把胜利的可能转变为现实，就必须从中找到破除障碍的关键环节，开辟出通向胜利目标的途径。在此次战役中，当彭德怀定下抓住战机歼灭敌一三五旅的决心之后，在兵团司令部驻地四野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人行动企图，研究歼敌方案。讨论中，大家普遍担心我军兵力有限，将要两面作战，弄不好会遭到敌人夹击。彭德怀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指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要部署得当，就可以避免这种局面，并认为歼灭该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阻住敌人主力，不使其与一三五旅会合；二是速战速决。如不把敌军主力8个旅阻住或调开，不仅难以歼灭一三五旅，我军确将腹背受敌；如歼敌一三五旅用时太长，会增加阻击部队的困难，亦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据此决心以第一纵2个旅将敌主力吸引于西，集中4个旅歼敌一三五旅于东。为确保将敌主力阻住，彭德怀还亲临独立第一旅指挥阻击作战。在一纵的顽强阻击下，敌主力8个旅虽离一三五旅只有数十里(最近的只有数里)之隔，但也无法靠拢。彭德怀在指挥阻击敌军主力的同时，为速战速决歼灭敌一三五旅，决定首先集中3个旅歼灭该旅1个团，然后转用兵力，集中4个旅向一三五旅旅部和另一个团发起攻击，从而大大加速了歼敌的进程。此役，彭德怀针对敌众我寡的实际和敌人行动态势，紧紧抓住阻敌援兵和速战速决两个关键环节，从而确保了全歼敌一三五旅。 　　三、顺详敌意，将计就计 　　“顺详敌意”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详”通佯，意思是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向，因势利导，欲擒故纵，把敌人的行动引向极端，然后乘机而战胜之。彭德怀深谙此法，他强调在作战中要善于从敌人的思路中寻求为我所用的途径，善于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让敌人在自以为得计的情况下，上当受骗，就我所范。他在指挥西野于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之后不久，又克敌之重要补给重镇蟠龙，可称得上是顺详敌意、将计就计之佳作。 　　1947年4月下旬，国民党空军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解放军多路小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因此敌统帅部断定“共军主力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命令榆林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南下米脂、葭(佳)县策应。企图南北夹攻，围歼西北野战兵团，或逼西北野战兵团东渡黄河。胡宗南依计而行，除留1个旅部带1个团、1个保安总队留守蟠龙外，命刘戡、董钊率9个旅于4月26日从蟠龙、永平北进。 　　董、刘主力开始出动之后，彭德怀判断敌人的企图认为，敌算定此举定能逼我与其决战或东渡黄河，自以为得计，但它的补给基地蟠龙却成了孤立之点，我可将计就计，攻歼蟠龙之敌。 　　蟠龙镇位于延安的东北，是胡宗南部集散地，同时又是战区枢纽和前方补给基地，储备着大量的军用物资。胡军每次出动之后，都要到此补给粮弹。守敌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且蟠龙四面环山，只有三条隘路东达永平、清涧，南下延长，北通瓦窑堡、绥德。地势险峻，并修了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在胡宗南看来，西北野战兵团重武器少，火力弱，还不具备攻打蟠龙的能力。而彭德怀对敌我双方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认为，只要敌人主力远离蟠龙，能至少有4天的攻击时间，就可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为此，彭德怀顺详敌意，投其所好，以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各旅各抽出1个排，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胡宗南的几十里方阵，果真紧紧咬住了彭德怀为它准备的“主力部队”，向北疾进，岂不知正中了彭德怀的声东击西之计。 　　4月27日19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 　　“(一)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 　　(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妥否望即复。” 　　毛泽东当即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 　　4月29日，彭德怀发出了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一纵独四旅、新四旅攻歼蟠龙守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30日，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镇。5月2日晚进攻蟠龙的战斗打响，激战至4日，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敌一六七旅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 　　在蟠龙战役打响之后，胡宗南极为震惊，急电主力从绥德日夜兼程回援蟠龙，当5月9日疲惫不堪的援军赶到蟠龙时，镇上已空无一人。 　　从上述战例中可以看出，“顺详敌意、将计就计”运用之妙，精要在于： 　　(一)悉心研究敌人作战心理，窥破敌人的行动企图 　　了解敌人的意愿，识破敌人的计谋，这是顺详敌意、将计就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必须研究敌人的心态，从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用意在哪里，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介石给胡宗南下的命令，彭德怀并不知道，但他却从胡宗南放弃原抽兵援晋的计划，集中9个旅的兵力从蟠、永坪出发北进的行动中，准确地判断胡宗南认定我军主力已退向绥德方向，企图与榆林守敌南北夹击我军于绥德、米脂地区或逼我过黄河以东。正是由于彭德怀识破了敌人这一企图，才决心将计就计，调虎离山，趁敌主力劳师远涉、回援不及之际攻取蟠龙。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判断，也就不可能有下文。由此可见，军事指挥员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敌人的真实意图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掩盖，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辨能力，是很难看透的。 　　(二)因势利导，不露声色 　　顺详敌意、将计就计，贵在一个“顺”宇，妙在一个“就”字。但也难在这两字上。说它贵与妙，是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它难，是因为既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反措施，又必须顺着敌人的思路去表现自己，一定要装出正中敌人下怀的样子，决不能露出半点破绽。为了达到调离敌人主力远离蟠龙的目的，彭德怀投胡宗南所好，一方面，以一部兵力装成主力，采取节节抵抗，使其与胡宗南关于“共军主力正向绥德方向败退”的判断完全吻合，另一方面，以一部兵力在绥德以东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虚张声势，从而更加深了敌人的错误判断。而我军之主力却在蟠龙附近的永坪东北地区待机，不露半点行踪。因此当彭德怀指挥其主力开始向蟠龙运动，蟠龙之敌将其有“受到共军主力包围迹象”的情况报告胡宗南时，胡仍认为“共军主力已被‘咬住’”，蟠龙方向可能是“共军游击队的袭扰”，直到彭德怀指挥我军对蟠龙发起攻击之时，胡宗南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 　　(三)随机应变，立于不败 　　这一谋略手段作为一个过程，是由许多环节和因素构成的。由于它和一般的作战行动相比，更具隐蔽性，要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而客观上，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指挥员和部队只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保证作战意图的实现。按原定计划，我军应于5月1日发起攻击，但因雨天行动不便，不得不推迟时间。为了有足够的时间保证攻取蟠龙，彭德怀命令执行诱敌任务的第三五九旅，于5月2日将敌诱至绥德地区，配合主力作战。以更大的空间来保证攻击所必须的时间。从而保证了作战的顺利进行。5月2日黄昏天气转晴，彭德怀命令部队发起攻击，各攻击部队先后攻占了敌外围阵地，但在继续向敌主阵地攻击时，由于我炮火弱，加之我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攻击受阻，部队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暂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攻坚准备。3日15时，指挥部队再次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阵地。试想，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一味硬攻，很可能招致更大伤亡而不克，如果放弃，那就会前功尽弃。在9个旅的援敌向此逼近时，没有非凡的应变能力，是不可能做出先停下来总结经验准备好再攻的决策的。 　　四、有意暴露，诱“鱼”上钩 　　在两军对垒中，双方都在尽力获得对方的作战企图和兵力部署等情报，以确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可以说，敌情判断准确，即是成功的一半，而情报判断的失误则没有不失败的。因此，尽力隐蔽自己的实力及行动而不为敌察，同时以假象使敌产生错误的判断，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前提。然而，经过精心谋划的“暴露”，往往是达到隐蔽自己而引敌上钩的最佳途径之一。彭德怀指出：“有时故意采用许多方法，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兵力、驻地或企图，但又要适时地隐蔽起来，这样，就可以使敌神经错乱，而造成我主动消灭敌人的条件与机会。”(14)特别是在敌人急于获得我之行踪的情况下，这种有意暴露所产生的错误信息，更容易使敌人如获至宝，深信不疑。作为陕北战局转折点的沙家店战役，就充分体现了彭德怀有意暴露引敌上钩的艺术。 　　1947年8月，为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过无定河，为陈、谢部渡黄河创造有利条件，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组织围攻榆林战役，相机打援。由于敌三十六师走长城外沙漠而绕过西北野战军的打援部队，在敌进抵横山以北地区以后，为争取主动，彭德怀决定撤围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来也不打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机会再钓他上来。”其后不久，彭德怀果真钓上了三十六师这条大鱼。他所采用的谋略手段就是“有意暴露”。 　　从榆林撤围之后，彭德怀将主力集结在榆林东南、米脂西北地区。并根据胡宗南逼西北野战军东渡黄河的企图，将中央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葭(佳)县移至黄河以东，而且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抽出部分电台过往河东频繁活动，同时以一部兵力掩护，显示大军将要过河的样子。 　　彭德怀故意暴露给胡宗南所提供的“情报”果然生效。胡军的情报部门根据其电台测向及实地侦察，向胡宗南报告“共军正在仓皇逃窜”，并说共军到了佳县已弹尽粮绝，把重武器都埋了。胡宗南因此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千载良机”。令刘戡的5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合。其意图是“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将西北野战军围歼于该地区。 　　此时钟松的三十六师刚到榆林不到一天，经过沙漠长途行军，人马均已极度疲乏。但自恃解榆林之围有功的钟松看来，这是再建奇功的良机。因此马不停蹄，率两个旅经归德堡南下。对彭德怀来说，这正是吃掉敌三十六师的良机。他分析认为，这个师是胡军的主力，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且钟松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为再立战功，已远离主力孤军冒进。根据其前进的态势，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经沙家店东进，决心在其与刘戡靠拢之前歼灭它。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两个团)以部分兵力吸引钟松的前梯队，以主力抗击刘戡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歼灭三十六师。19日戌(19 ~ 21)时，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明号(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22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全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俘旅长刘子奇，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化装逃脱。 　　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我在西北战场由被动转入主动，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整个陕北的军事形势为之改观。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一)运用多种“暴露”方式以产生综合效应 　　故意暴露，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隐真示假，所暴露的我情往往是诱使敌人上当的假象。乘隙取利，捕捉战机，是每个指挥员共有的主观愿望。故意暴露，示以有利战机而诱其就范，正是利用了这一常理。然而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决不会轻易相信对方“暴露”行踪的真实性，都在时刻提防步入对手的圈套。只有当他们综合各种因素，反复权衡利弊，断定确实捕捉到了有利战机之后，才能定下决心，为之一搏。那么，如何才能使隐真示假的“暴露”让敌人信以为真呢?彭德怀认为，其要诀在于方式的多样性和巧妙性，以及产生的综合效应。特别是这种暴露应该是通过敌人最为可靠的情报手段获得的，而且为其他各条渠道的迹象所证实。在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为使敌人相信西北野战军主力准备渡江，不但以部分兵力摆出掩护大部队渡江的架式，而且真的将中共北方局和各后方机关转移到黄河以东，不仅如此，还让晋绥联防司令部的电台到黄河以东频繁联络。因此，敌人无论是空中、地面侦察，还是电台测向分析，都得出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的结论，这对于苦于找不到西北野战军主力的胡宗南来说，确实没有理由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二)选用适合敌将口味的“诱铒”，使其见饵忘钩 　　故意暴露，是一种示利诱敌之策。军事对抗的双方无不是为利而战，趋利避害。然而战场上利害相杂，稍有头脑的军事指挥员都会懂得这个道理，敌人的指挥官也是如此。所以对战场上“利”与“害”的判断都不是轻易做出的，而权衡各方面情况后的结论。由于每个指挥员的经历、个性、认识能力、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同样的情况，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研究了解敌人将领的特点，使“故意暴露”的“诱饵”对其口味，“鱼”才能上钩。在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之所以钓上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这条“大鱼”，是因为对其师长钟松的“口味”有了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西北战场上，彭德怀连续打了几个歼灭仗，胡宗南手下的多数将领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吃“故意暴露”的“诱饵”了，但彭德怀认为钟松例外。一是他对自己这支“主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自认为彭德怀“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二是他解榆林之围有功，受到蒋介石、胡宗南的奖赏，有些忘乎所以；三是其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因此见到有歼灭西野的“千载良机”肯定会争先抢功。果然不出彭德怀的分析，钟松扬言要“一战解决西北问题”，孤军冒进，结果全军覆灭。 　　(三)反常用兵，化险为胜 　　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称赞道：“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取得了空前胜利。”因为这一仗的作战地点不但离两支劲敌会合的地点只有几十里，而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的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处境十分危险。但彭德怀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反常用兵，不但能化险为夷，还能化险为胜。因为越是险，就越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常常能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确是这样，即便是在8月18日敌三十六师与野战军主力开始交锋，因天下大雨而退至沙家店地区之后，钟松虽发现野战军的主力并未渡河，而在他的主力附近之后，仍未判断出野战军的意图，而彭德怀从敌两支军队的态势分析得出结论：敌军并没有摸清我军意图，因此仍决心按原计划先行歼灭敌三十六师，二天后(8月20日)向钟松的三十六师猛攻，将其全歼。 　　五、攻其必救，张机设井 　　在进攻作战中，阵地攻坚比运动中歼敌需要有更强的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因此，变攻坚战为运动战，将战场摆在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地形上，就有可能把难啃的骨头变成好吃的肥肉。“攻其必救，张机设井”正是实现这一作战企图的谋略手段。在孙子兵法中论述了“攻其必救”的谋略思想，特别是在孙膑活用这一谋略原则，创造了“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之后，这种避实就虚、敌进我进的“攻其必救”谋略，成了历代战略家转换战场局势的常用到之策。 　　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将“攻其必救”谋略思想创造性地用到运动战中，创造了“围点打援”、“攻城打援”等新战法。宜川战役，就是彭德怀运用攻其必救，张机设井谋略的杰作。 　　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决策，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当时西北战场的态势是：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的作战，歼灭敌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而西北野战军已增加到7.5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原来的10﹕1变为5﹕1，虽然敌人数量上仍占优势，但主动权已开始转移到西北野战军的手中。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了被动地位。胡宗南以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西南的二纵西渡；以二十四旅守宜川；以整编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由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并保护其后方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进攻的第一着棋应该如何走呢? 　　对此，彭德怀召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会议进行分析研究。会上彭德怀提出了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南出陕中。究竟哪个方向更有利于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更能对战略全局产生重大影响?他让大家各抒己见，讨论中，有的主张打延安，认为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觉得应该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捣关中，掏胡宗南的老窝。彭德怀集思广益，分析认为，延安既有坚固的工事，又有重兵防守，现在直接攻打延安，必然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向陇东出击，同“二马”骑兵作战，很难打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没有消耗掉，如胡、马两头夹击，可能造成被动局面；而陕中方向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同时这一地区的地形便于我们对敌援兵进行伏击。因此，向延安以南黄龙山进军，插到敌后，在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实施战略进攻是最佳的选择。彭德怀将这一作战部署生动概括为：“打宜川，调洛川(之敌)；歼灭刘戡，收复延安。”(15)大家认为还是彭总全局在胸，棋高一着。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的战略要地。彭德怀料定打宜川胡宗南一定会派兵救援，确定第一步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攻宜川。即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然后夺城。彭德怀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则应勇猛果敢，速战速决。这一作战方针报中央军委后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围点打援的作战意图，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同一天，第二纵队自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的作战。为了不暴露西北野战军的企图，彭德怀将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预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敌作出错误判断上钩后，再令各纵队以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的任务为“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于24日完成对宜川的包围。27日，占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准备打援的第一、第四纵队也于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的出发位置。同日夜，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从禹门口强渡黄河，集结于宜川以南约50里的圪台街附近。彭德怀根据这一带的地形条件，决定把歼灭敌援兵的“陷阱”设在瓦子街一带。在包围了宜川之后，彭德怀及各纵队的首长前往伏击地域察看地形。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的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公路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行，两侧遍布梢林，便于部队隐蔽集结，进行野战。彭德怀十分满意地说：“敌人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当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城并开始对其外围据点发起攻击之后，宜川守敌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连连向西安绥署胡宗南急电求援。胡宗南一面令张汉初凭借宜川的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一面急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七、第九十师4个旅2万多人火速前往解围。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军的5个纵队，可能有3个纵队的兵力用于攻宜川城，二纵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用于阻援的只有一个纵队。因此，命刘戡走经瓦子街这条最近的路线。刘戡按到命令后，连作战会议都没有召开，就下达了出发命令，于26日，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日夜兼程，增援宜川。27日到达瓦子街地区，进至瓦子街后，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认为前方隘路，有遭我军伏击的危险，建议从左向观亭绕进，刘戡也有此顾虑，但不敢自作主张，遂请示西安绥署。胡宗南回电：宜川紧急，按原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28日，刘戡率部继续东进，当日，其所有部队均进入瓦子街以东隘路。 　　28日晨4时，彭德怀下令于次日拂晓对敌援军发起攻击。并适当调整部署，除第三、第六纵各留1个旅继续围攻宜川外。集中野战军9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南北侧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电令二纵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9日晨，负责扎口袋的一纵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时攻占瓦子街。到当日黄昏，西北野战军已紧缩包围圈，将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约5公里宽的狭小区域内形成的合围态势。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总攻命令，一纵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攻击，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六纵一部由东南向西北、三纵一部由东北向西南对敌发起总围攻，激战至下午5时，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全部被歼。敌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在其回忆文章中对3月1日的惨败作了这样叙述： 　　“在解放军强大压力和勇猛攻击中，刘戡全军的阵地逐渐缩小，伤亡继续增加，特别是各级干部的伤亡更加惨重。整编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和整编四十七旅旅长李达相继阵亡，其他中级与下级干部阵亡者更是数不胜数。此时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各级指挥已失去作用，士兵一批一批地后退，阵地相继失守。午后，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见战局无法挽救，乃自杀。就这样拖延到黄昏时分，刘戡见大势已完，再无任何希望，于是下令各单位，焚烧机密文件秘本，并毁坏了电台，至此战斗已至尾声，全部陷于混乱状态。刘戡在解放军围攻该军部时，眼看危及自身，遂跳出战壕自戕身死。”(16)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至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和二十四旅，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全歼了胡宗南集团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七、第九十师2个师部，5个旅共3万人，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对这一战役的分量，双方的最高统帅都作了评价。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写道： 　　“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蒋介石则在给胡宗南的“手启电”中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灭，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于4月下旬放弃了苦心经营了1年零1个月，构筑了坚固工事的延安。彭德怀“打宜川，调洛川；歼灭刘戡，收复延安”的作战意图全部实现。 　　“攻其必救，张机设井”作为转换战场态势的战略战术，其运用和实施有着很深的学问。彭德怀在其军事论著中，对此有许多极为深刻、精辟的见解，总的来说，是要处理好攻城与打援的关系，将作战的着眼点放在“张机设井”上，诱使敌人往我设置的“机关”、挖好的“陷阱”里钻。 　　(一)选择目标，务使“必救” 　　彭德怀认为，在运用这一谋略时，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点的得失，将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或较大的影响。只有这样，敌人才必救无疑。在西北战场上，宜川正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对于胡宗南来说，宜川是把守关中的屏障，如宜川失守，关中门户洞开，将危及自己的老巢。而对于解放军来说，宜川像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因此彭德怀在考虑战略进攻方向时分析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正是这一正确的分析，奠定了宜川战役胜利的基础。 　　(二)掌握节奏，攻而缓克 　　在战场上，任何一个指挥官从主观上说，他只能采取他认为可能成功的行动。因此，在攻城时，要把握好“度”。既要将敌人打痛，使其觉得岌岌可危；又不可过早攻破，要给敌人造成我已尽全力攻击的错觉，使其觉得救援有望。但是如果只围不打，或打得不猛烈，就会暴露打援的企图。这就是彭德怀在宜川战役中所采取的“攻城部队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的道理所在。 　　(三)“张机设井”，必置于敌援兵的必经之途 　　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实战中却很难把握。因为从敌援兵出发地至被围地，往往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军事指挥员的高下之分，就在于能否正确判断敌人驰援的路线选择。刘戡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且距离近，增援速度快，但有遭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经土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彭德怀分析认为，如敌从后两条路救援，“我军则不易将其全部歼灭”，刘戡从自身安危想，也可能选择走小路。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他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到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主观成性，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路线驰援。且刘戡在1947年10月延清战役中，因增援清涧来得慢受了处分，这次他要走得快，也只有走公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彭德怀才决定在第一条路上“张机设井”。战役的实践证明，敌人完全是按彭德怀预料行事的。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②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③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④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⑤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⑥ [美]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⑦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⑧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⑩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1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1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5)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16) 《文史资料选集》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