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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堂堂之阵非堂堂

赵一平

——阵地攻防的要诀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岳飞 　　阵地战是军队在相对固定战线上，进行阵地攻防的作战形式。它是一种典型的正规战，因此有人称之为“堂堂之阵”。在人类战争史上，它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作战形式之一，受到历代战争指导者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许多“规范”式的作战指导原则。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装备技术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作为大量歼灭敌人、用以解决战争命运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阵地战多为运动战创造条件的辅助作战形式。只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阵地战才成为歼灭敌人和夺取大中城市的重要手段。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防御阶段，阵地战则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彭德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战争经历最为丰富者之一，对阵地战的作战指导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性。他既善于从兵家熟知的阵地战的“规范”和原则中吸取精华，又敢于突破习惯的思维定式，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法。本章前三个问题探讨彭德怀关于阵地进攻作战战略战术思想，后三个问题探讨其阵地防御作战思想。 　　一、隐蔽接敌，攻其不备 　　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不意和无备是夺取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彭德怀认为，在阵地进攻作战中，隐蔽接敌，攻其不备，同样是较为容易突破敌之防御的有效之着。这就要求在战前隐蔽作战企图和部队行踪，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接近敌人阵地，以超常的战斗行动实施突然猛烈的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破坏其心理平衡、动摇其战斗意志、打乱其防御体系，以削弱和限制敌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的效能。使我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一)出敌不意地选择作战目标 　　在战争进程中，敌我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行动企图有基本的估计和判断，都会在对方可能进攻的重点方向、地区或部位加强力量，充分准备，而这又势必影响其他方向的作战力量和准备工作。因而，彭德怀认为，在对敌防御阵地的进攻作战中，要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首先在于出敌不意地选择作战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切实了解敌之对我行动的判断，反其意而行之，而且要成功地实施战役欺骗，采取各种战役伪装措施，制定各种诈敌计划，组织战役佯动，隐真示假，迷惑和麻痹敌人，使之产生错误的分析判断。如1930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对岳阳城的进攻，即是这一谋略的成功运用。岳阳原有13个团的重兵防守，而当时刚刚成立的红三军团尚不足1万人，公开把攻击方向指向岳阳，显然是难以攻克的。为此彭德怀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调动部分部队迅速占领鄂城、金牛，虚张声势，佯攻武昌。鄂城、金牛距武昌百里左右，是长江南岸的重镇，武昌的南大门。我军兵临城下，敌人甚为惊恐，急调岳阳钱大钧部12个团星夜赶往武汉保卫城池。此时岳阳城内只有正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守城，彭德怀立即命令攻占鄂城、金牛的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挥师南下，围攻岳阳。从而一举攻克了岳阳城。 　　(二)出敌不意地选择或转移主攻方向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当敌我双方都预有准备的情况下，隐蔽接敌，出其不意，功夫应主要下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阵地防御一方，在其防御部署中，包含着对进攻一方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对对手主攻方向的判断错误往往会导致整个防御部署的致命弱点乃至失败。在一般情况下，有利我进攻的地形，都是敌的防御重点。然而，有利和不利总是相对而言的，在敌人防御的重点方向上，有利的进攻地形将变为不利，而在易守难攻的方向，敌军往往兵力相对薄弱，而作战指挥上及作战心理注意力亦不在此，难攻之点反而变得相对好打，在这种情况下，将主攻方向选在敌意想不到的部位，往往可以一举突破敌军阵地。在对敌人较宽防御正面的攻击中，也可根据战役发展的态势，隐蔽而迅速地将主攻方向转移到敌之新出现的薄弱部位上，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县里围歼战，就是彭德怀精心谋划和指挥的以转移主攻方向而达成作战胜利的典型战例。 　　志愿军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主攻方向是西线。志愿军集中了九个军和人民军的一个军团于西线汶山至春川段实施主要突击，战至28日，“联合国军”主力撤至汉江、昭阳一线构成新的防线，整个战线呈由西南向东北倾的态势，全部由南朝鲜军防御的从麟蹄西南自隐里、富坪里至东海岸襄阳里一线阵地突出出来了。彭德怀当即决定抓住敌人这一弱点，迅速转兵东线，以南朝鲜军为主要歼击目标。为给敌人造成我主攻方向仍在西线的错觉，他命令“十九兵团(附人民军一军团)于高阳经议府至清平川之宽大正面内寻找两三个目标(每点一个营左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特别是炮火，彻底消灭之，以积极行动牵制住美军主力于西线。”①由于第十九兵团在西摆出了一副攻击汉城，渡江南下的态势，使敌人心惊胆寒，美英军部队全力加强了西线汉城和汉江沿线地区的防御。而就在此时，志愿军第九、第三兵团，在第三十九军的掩护下，隐蔽地进入东线春川至兰田里之间的北汉江、昭阳江两岸地区完成展开，在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于5月16日黄昏，突然向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发动猛烈攻击，由于完全出乎敌军预料，各路迅速突破了敌人阵地。战至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第五、第七师大部分割歼灭。同时歼灭了美军第二师2个营、法国营大部，共歼敌2.3万余人。 　　(三)出敌不意地选择突破口和攻击手段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将突破口选在哪里，攻击部队采取何种方式运动到进攻和冲击出发阵地，以何种方式实施突破，不但直接关系到部队的伤亡代价，而且关系到能否迅速在敌阵中打开突破口。为此彭德怀特别强调阵地进攻战要周密侦察、精心准备，讲究战术和技术的密切配合，尽可能地将突破口选在利于我隐蔽接敌的部位上。尽可能地采用敌意想不到的攻击手段。他说：“弹药器材等必须事先有准备。开进、展开、分进的道路，敌阵地工事的强度、火力、兵力配备之诸情况，必须有周密之侦察。根据敌我条件加以客观的研究，决定攻击手段，选择突破口。总之，敌人既已占领阵地且有防御设备，就必须采取阵地进攻的打法。”如果“善于组织火力，不讲究战斗队形，……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隐蔽接近敌人，单凭勇敢，蜂拥冲锋”，就必然造成不应有伤亡，乃至进攻受挫。②彭德怀一生打过许多攻坚战，不管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隘口，还是“堡垒林立，固若金汤”的重镇，他总是攻无不克，其要诀之一就是“根据敌我条件加之以客观研究”，出敌不意地“决定攻击手段，选择突破口”。在我军缺少炮兵等重武器攻坚作战中，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打的沙县县城攻坚战，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次反“围剿”前，红三军团包围了沙县城。县城由敌卢兴邦部2个团把守，装备精良，蒋介石给他们下了死守命令。沙城有又高又厚的城墙，只有四个城门可以出入。敌人凭借高墙堡垒，顽强抵抗。他们欺红三军团无重武器，十分骄狂，在城头挂起了一盏盏汽灯，不断狂呼：“有本事你们飞上来!”许多干部战士为敌人的嚣张气焰所激怒，纷纷请战攻城。可彭德怀认为，硬攻势必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他在前沿察看地形了解敌人的城防工事后，精心地制定了一个挖地道炸城的计划。并亲自目测了距离，严格规定了挖多深及长、宽、高的尺寸。部队很快将地道挖成，将准备好的装满炸药的棺材抬至城墙底下。彭德怀一声令下，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的缺口，就在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爆炸吓得魂飞天外的时候，早已做好冲击准备的红三军团官兵飞速从缺口冲进了城内，敌人的两个团全部被歼。 　　二、由小到大，稳扎狠打 　　在敌人拥有绝对技术装备优势、坚固防御阵地和先进防御手段的情况下，如何对敌实施阵地进攻，这是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遇到的新问题。在过去国内战场上，我军的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一般都力争在野战中消灭敌人而避免阵地攻坚。解放战争中虽然也打过一些大阵地攻坚战(如兰州战役)，但技术装备的差距较之朝鲜战场要小得多，敌人的防御手段亦比较落后。而在朝鲜战场上，敌我火力和技术装备相差空前悬殊，运动战期间在敌未构筑坚固防御阵地的情况下，志愿军对美军营的单位有野战工事依托的阵地，都难以攻克，因而主要靠在运动中歼击敌人。但在第五次战役后，敌人在“三八线”附近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拥有空、炮、坦相互配合的立体防御手段，我军要想争取主动，大量歼敌，就必须解决阵地进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断总结全军上下创造的新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对拥有技术装备绝对优势的先进防御手段之敌的阵地进攻战的理论和原则。1951年6月彭德怀在志愿军常委扩大会上作了《关于持久作战方针和今后作战的指导原则》③的报告，在论述坚持持久作战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作战的11条指导原则： 　　1.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要冒进。 　　2.不断轮番，各个歼敌。 　　3.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4.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 　　5.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 　　6.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 　　7.机动灵活，量力而行。 　　8.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 　　9.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斗上的速决战。 　　10.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 　　11.大力开展敌军工作，切实做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 　　上述11条是整个阵地战阶段作战指导方针。就其阵地进攻战而言，其主要之点是：我军实行阵地进攻作战时，要实行由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的过渡，需要依托坚固的阵地同敌人进攻，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同时，必须集中优势火力，并且有效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 　　(一)由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 　　歼灭战，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方针，也是实现战争目的的重要手段。阵地进攻战中同样必须贯彻这一指导方针。然而，歼灭战的规模则必须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战场态势的实际出发。同样数量的兵力兵器，对于一定数量的运动中的敌人或立足未稳之敌有可能达成歼灭战，而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就难以实现。因此，由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这是我军在技术装备严重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实施阵地进攻战的重要指导原则。彭德怀在五次战役结束后，当“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附近组成坚固阵地防御时即提出了“量力而行”，“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步发展到大打”的指导原则。在1951年秋季和1952年秋季志愿军举行的战术性反击时，对连排级目标攻击大多能迅速攻占阵地并完成歼敌任务，而对营以上阵地的攻击则往往发生困难。因此，志愿军更进一步具体确定了“寻找敌之弱点，……整排整连消灭敌人”的原则。虽然这种攻击在各个地区都采取以战术动作为主的作战形式，却是在统一计划下于一定时间内在全线实施，因而在全局上具有战役性质和规模。如1952年秋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9月18日至10月5日实施了第一阶段作战，志愿军的6个军和人民军的2个军团在准备好后，不整齐地向“联合国军”的18个目标反击19次，都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共打退敌人排至团规模的反扑160余次。至10月5日，巩固占领阵地6处，其余主动撤离，共歼敌8300余人(其中美军2000余人)。从10月6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开始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这一天，志愿军的7个军，共组织了1个团另13个连又23个排和35个班的兵力，在760门火炮的支援下，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向“联合国军”防守的23处阵地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勇猛地突入敌人阵地，先后占领敌人阵地21处，其中除2处阵地因敌人惧怕而先行逃跑外，有16处阵地敌人全部被歼，有3处阵地敌人大部被歼。第二阶段反击原定23日结束转入正常防御，因“联合国军”开始了“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志愿军阵地猛攻，为配合上甘岭防御作战，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战术反击延长至月底。23日以后志愿军一线各军又先后攻击了14个目标，除3个目标未克，1个目标守敌撤逃外，其余均全歼守敌。3l日，志愿军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术反击作战，共巩固占领阵地11个，歼敌1.89万余人。由于此次反击是统一计划，同一时间在宽大正面上组织实施的，使“联合国军”顾此失彼，全线告急。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法，达到了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我军则越战越强，积累了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作战经验，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53年夏季反击战开始后，随着我军军力的增强和攻坚能力的提高。逐步实现由小到大的过渡。第一阶段(5月13日至25日)对“联合国军”20个连以下目标攻击29次，除1个阵地未克外，其余均按预定计划攻克并歼守敌4100余人。第二阶段(5月27日至6月15日)对敌营团一级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攻击目标共51个，其中团的阵地3处，营的阵地9处，在64次攻击中除4次未克或敌人撤逃外，60次均获成功，全部或大部歼灭守敌，共计歼敌4.1万余人。第三阶段金城反击战(7月13日至27日)则集中了5个军兵力对敌四个师的坚固防御阵地发起总攻，取得了歼敌大部并攻占敌防御阵地的胜利，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攻占金城以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成为我军兵团(集团军)规模的阵地进攻作战最成功的范例。 　　(二)依托坚固阵地向敌进攻 　　对敌阵地的进攻，我军本身亦必须有坚固的阵地作依托，这是彭德怀在对拥有现代化装备之敌实施进攻作战中所得出的又一个结论。通常，进攻一方拥有较大兵力特别是在优势火力的情况下，只需在进攻出发阵地构筑一般的野战工事即可，但在敌拥有大规模杀伤兵器、而我又无法与之抗衡的情况下，我之野战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在敌阵地前集结兵力都非常困难。1951年，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后，彭德怀当时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④从这年秋天起，志愿军在前沿普遍修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并在后方建成了网状运输线，从而为我军的阵地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我军在发起进攻前，一般都利用前沿坑道和屯兵洞隐蔽地集结兵力和机动地调集火炮，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如在1953年夏的反击战中，我攻击时利用前沿坑道和夜暗，隐蔽地接近敌前沿挖修屯兵洞，有的屯兵洞距敌前沿仅80米，部队提前进入这些工事隐蔽潜伏，战斗发起后即能迅速突入敌阵。这样，在敌拥有大规模杀伤手段的情况下，我军仍能以较小的损失完成攻击任务。 　　(三)集中优势兵力的同时达成火力上的优势 　　彭德怀认为，在阵地进攻作战中，火力战是歼灭敌人最主要的手段，“在攻击区域内，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向预定攻击线猛烈突破缺口，达到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之目的”⑤。强调“要精密地组织火力，使所有火器同时发挥作用”⑥。在对拥有现代化生武器装备之敌的阵地进攻中，仅仅形成兵力上的优势是不够的，只有同时也达成火力上的优势，才能较有把握克敌制胜。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之后，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是炮兵得到了加强。虽然同敌军相比，在质量和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通过适时的机动，却可以在某一地段或某一点上形成局部的火炮优势。因此彭德怀要求部队在战术性阵地进攻作战中，注意尽可能集中战役集团拥有的火炮，加强和支援阵地进攻部(分)队的作战，以达成火力优势。实践证明，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如在1953年夏季的反击作战中，进攻敌团的阵地，集中火炮250—400门，火力密度每公顷面积平均落炮弹200～400发，有的达800发。在金城战役中，志愿军司令部给二十兵团加强火箭炮兵、高射炮兵各1个团，榴弹炮兵1个团另1个营，反坦克炮兵3个连，工兵4个营。加强后的金城正面5个军，共有八二迫击炮以上的火炮1094门，平均每公里44.8门，还有坦克20辆。当面之敌南朝鲜军与志愿军兵力对比为1﹕l.3，火炮对比为1﹕1.7。7月30日夜，志愿军出敌预料，突然发起攻击，1000余门火炮一齐向敌阵地猛烈袭击，经过7～28分钟的炮火准备，共发射炮弹1900吨，各作战集团的主要突破地段平均每公顷落炮弹250～400发，破坏敌地面工事平均达30%以上。在开辟通路的地段，破坏障碍物达80～90%。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步兵的顺利突破。在火炮准备之后，各作战集团同时向南朝鲜军展开了猛烈突击，1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其前沿阵地。 　　(四)有效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作战 　　彭德怀指出：“在现代战争中，任何一个兵种都不能单独解决战略、战役任务，任何一个兵种也不能代替另一个兵种，这就使得诸兵种的协同动作，成为现代战争中最关重要的问题。”⑦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军基本是单一的步兵，在各种形式包括阵地进攻作战中，协同比较简单。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才刚刚开始以新组建的炮兵、坦克兵等专业技术兵种配合步兵进行攻坚作战，协同作战水平还很低。即使在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我军的专业兵种也比较少，炮兵的机动能力又差，因而未能与步兵很好协同，造成我军支援火力不足。进入阵地战阶段后，我军的装备日益改善，炮兵、工兵都大大加强，装甲兵也开始参战，依托既设阵地作战行动也日趋复杂，从而也要求组织有效的协同作战。因此，彭德怀将成功地组织各兵种的协同，作为取得阵地进攻作战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加以强调。他在《关于几个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战场观察、射击指挥和通讯联络这三项工作好坏，是直接影响战斗胜负的”。如在谈到步炮协同的重要性时说：“不善于组织火力的指战员，单凭步兵突击与高度技术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欲取得战斗的胜利是困难的。”他批评有的部队对“如何组织火力，测量距离，炮火目标观察，弹着点修正偏差，严格执行射击纪律等，常执行得不具体或不重视。特别不注意将自己观察的所得情况，及时通知炮兵”。指出：“火战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具备良好的射击技术、良好的射击指挥和良好的射击纪律，只有组织好各项火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适合战术要求。”⑧1951年11月，志愿军对马良山、正洞西山等地的反击战，首次成功地实施了步、炮、坦、工兵和高射炮兵的协同作战。以后，我军的协同作战水平不断提高，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时，成功地组织了兵团规模的协同作战。实践证明，对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实施进攻战，必须在统一指挥下使各兵种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克敌制胜。 　　三、决战攻坚，务求全歼 　　在阵地进攻作战中，最为难打的是带决战性质的攻坚战，因为它所进攻的目标一般都是敌人的重兵集团且有完整防御体系和坚固防御工事，它的成败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彭德怀认为，进行决战性质的攻坚战，其着眼点必须是只能成功，务求全歼。带有决战性质的阵地攻坚战，在我军历史上为数不多，解放战争中彭德怀指挥兰州战役是较为典型的一个。充分体现了彭德怀攻坚作战的指挥艺术。 　　(一)着眼战略全局，敢于攻坚决战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我军一直依靠落后的装备与强敌作战，因此，一般避免进行城市攻坚性质的决战，而争取以运动战来与敌作决战性较量。但当战争进程发展到以攻坚战的形式与敌决战对战略全局更为有利时，即要毫不犹豫地定下攻坚决战的决心。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西撤至平凉地区。胡马联盟被粉碎，彭德怀决定抓住二马孤立的有利时机，歼击二马。二马原想在平凉合力阻止我军西进，但由于它们各自都想保存实力，其“平凉会战”计划流产。分向兰州、宁夏退却。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彭德怀分析，敌人必定死守兰州。在兰州与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拖住青马在兰州决战对我军有利。西安解放之后，解放西北这个第二大城市和反共中心，就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问题。如果让青马跑回他的老窝青海，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就将增加我军作战的困难，势必延长解放大西北的时间。他阐述进军西北作战的作战方针时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它消灭的时候了。”⑨ 　　正如彭德怀所料，青马确实把兰州看做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部署兵力，以其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即第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5万多人据守城区；另以第九十一军、一二〇军等3个军3万余人为左翼，于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布防，相机侧击西北野战军；以新组成的骑兵军2万多人，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以保障右翼安全。青马企图依托兰州坚固工事正面抗击，由宁马、胡宗南军两翼包抄，歼灭西北野战军于兰州城下。青马之所以敢在兰州与野战军决战，还因为其自信兰州固若金汤。兰州北有黄河天险、白塔山作依托，南有险峻的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各主要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联。外面有环形人工削壁1～2道，高6～10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3～6米深的外壕，各壕之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还设有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其凭借坚固工事，既利于发挥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宣称：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对兰州攻坚作战的艰巨性和可能付出的牺牲代价，彭德怀亦有足够的认识。但他更认为从战略全局出发，利大于弊，决心发动兰州战役。8月4日上午，他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8月20日，攻城部队进抵兰州城郊，包围了兰州。 　　(二)前后夹击，侧翼包抄 　　在阵地攻坚作战中，夹击与包抄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手段。一般情况下，单纯的正面攻击，对敌防御体系构不成根本上的动摇和威胁，敌可以按其防御部署组织有效的抵抗。我即便是能突破敌之防线，敌亦可组织有序的撤退，我只能达到击退敌人占领地方的目的，而难以达成歼灭战，因此，夹击和包抄是历代兵家推崇的作战手段。“兵家夹击，欲分其势也。彼势既分，其阵自弱。御前则后不支，御左则右不支，无所不御则无所能支，所以胜也”⑩。因此彭德怀主张在阵地进攻作战中，应尽可能地采用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作战部署。根据不同的敌情和地形，其具体部署或侧后迫胁、正面突击；或正面佯攻、侧后突破；或侧翼钳制，前后对攻。彭德怀所指挥的许多著名的攻坚战，如土地革命时期我军惟一一次攻克省城的战役——1930年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战役，长征路上攻克黔北军事要隘娄山关的战斗，第二次遵义战役等，均是采用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攻击部署而得手的。彭德怀认为，带有决战性质的攻坚作战，欲达毕其功于一役，更是必须采取前后夹击、侧翼包抄的部署。而且这种部署，既要体现在战略上，又要体现在战术上。据此，在兰州战役中，彭德怀作出了周密计划，其整个战役总的部署是： 　　以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附一兵团第七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的残部； 　　以十九兵团之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马鸿逵军； 　　以第一兵团附六十二军向临夏、西宁挺进，切断兰州之敌退路： 　　以主力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合围兰州。 　　其具体攻城部署亦形成了东、西、南三面包围。并部署一个军从西南过河，以从北面侧后攻击堵敌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在战役进程中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战役发起后，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受到钳制，不能按照他们战前所计划的那样向兰州驰援。特别是在兰州鏖战之际，西北野战军左路一兵团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从兰州分兵回西宁，并急电国民党政府，火速分催陕署和宁夏友军行动。并叮嘱其子马继援，如马鸿逵、胡宗南部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从兰州撤守青海。但慑于彭德怀的部署，一个援兵也没有来，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青马坚守兰州的信心与士气，对我军更快攻克兰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先行试攻，投石问路 　　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作战，要取得胜利，不但在于总的作战部署得当，而且在于担任攻坚任务的部队具体进攻部署及战术技术准备充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本部队当面之敌工事设防包括每个火力点的位置都确切的了解。但在战斗发起之前，我军的侦察只能作出大致的判断。彭德怀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是有的，这就在正式发起总攻之前，先进行带有侦察和摸索经验性的试攻。 　　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抵达兰州外围后，即对外围阵地进行试攻。由于在前阶段追击作战中的顺利进军，部队中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轻敌思想，准备不足，在外围攻打了一天，未夺得一个阵地，双方均有不小伤亡。为此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认真总结试攻经验，深入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反复夜摸道路，挖壕接近敌人阵地。试攻受挫，部队震动不小。彭德怀分析说：“部队试攻虽然受阻，但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要教育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经过试攻后三天的再准备，于8月25日拂晓对兰州发起总攻，敌人的坚固阵地一个个被突破，使战役按照预期的进程得以发展。 　　(四)倾力于“制高点”与“致命点” 　　一个坚固阵地的防御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支援的要点组成的。但每个阵地在全局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准其中最要害的部位并倾其全力攻击之，方能迅速瓦解其防御体系并达成全歼。彭德怀认为，一般情况下，只有攻占敌借以阻击我军重要屏障(通常是敌阵中的“制高点”)，才能掌握打开防御体系之门的“钥匙”；全歼敌人的致命点则是敌之退逃必经之点。战略和战役指导者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两点上，并以此来分配兵力。 　　在兰州战役中，彭德怀分析敌人的布防后看到，敌人主力在南山。敌东西两翼虽兵力不强，但两侧都是悬崖绝壁，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惟一的退路。因此认为，攻占南山是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并以此部署兵力。集中5个军由南向北进攻敌之南山主阵地，同时由一个军进攻西关，全力夺取铁桥。这样，一方面，在我绝对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敌之南山核心阵地和各制高点在总攻的当日下午即被我所攻占，兰州的全部“钥匙”已掌握在野战军的手中。当敌人看到防御被突破，决定撤离兰州时，担任夺取黄河大桥的第三军于26日凌晨攻占西关，抢占了黄河铁桥，堵死了敌人的惟一退路。经过激烈巷战，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兰州全部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宁马主力基本被歼灭。 　　由于取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剩下的仗就基本上是“走路问题”。彭德怀命令野战军猛追穷寇，左路直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然后进军新疆。9月5日，一兵团解放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至9月下旬，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亦被消灭。可见，攻坚兰州与敌决战的决策对战略全局的作用之大。 　　四、阵地防御“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 　　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使整个防御阵地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抗击敌人进攻的物质基础。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彭德怀即指出：“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11)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又依据我之阵地防御作战的规模和作战对象特点，对阵地防御体系提出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一)纵深配置兵力，组成完整防御体系 　　彭德怀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武器的杀伤力和突击力不断增强，线性阵地防御体系和防御兵力配备是经受不住敌人的攻击的，防御阵地必须有相当的纵深。也就是说，针对现代进攻之敌的作战，防御部队须组成全纵深、全方位、有重点的稳固而积极的防御体系。基本要求是：实行纵深、立体、防反结合的兵力部署，控制机动力量；构成以营防御为基础的防御纵深、环形的防御体系，并适应于反冲击、反突击和伏击的行动要求；组成全纵深、全方位、有重点的火力配系，既能有效地突击敌之进攻目标，又能为我之进攻行动机动火力；设置针对敌不同目标的障碍，同时又不能妨碍自己的兵力兵器机动；组织全面的保障和防护。总之要既利于坚守，又利于反击等攻势行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要求志愿军担任坚守防御部队的防御纵深一般为，师7—9公里、团4—6公里、营2—2.5公里、连0.5—1公里。在整个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的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成为最后赢得战争的基础。 　　(二)火力配系坚持“分散配置、火力集中”原则 　　火力在阵地防御作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也是压制敌人火力使自己阵地少受敌人打击的惟一途径。当然自身也是敌人火力打击的重点目标。而火力在作战发挥作用的大小及损失轻重，不仅取决于火器本身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它的配系部署是否得当。即是否将各种火器按性能、任务作适当的配置与分工而构成有组织的火力体系。彭德怀强调，阵地防御中“尤须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12)。火力配系应“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为原则”，“火器配备必须分散隐蔽，阵地必须多准备、多变换，火力必须集中”(13)。通常以炮兵、防空火力为骨干，统一规划各种火力，从远接敌地域、空域开始，到防御后方，组成全方位、全纵深、立体而有重点的多层火网，抗击敌人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攻击。如地面火力配系，一般由防步兵火力配系和反坦克火力配系组成，按照火力的密度由远至近越近越大，远、中、近结合，曲直结合，明暗结合，正射、侧射、反射结合，以打坦克为主的原则配置。基本要求是集中火力于主要防御方向，充分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协调一致地打击主要目标；火器疏开、隐蔽配置，适时实施火力机动，能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快速的火力反应。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防御作战中，尽管我之重兵器远不如敌军，但由于配置合理，特别在作战过程中能机动调集和集中火力，从而超常地发挥其威力，在有计划有准备的反击作战中，达到了在主要作战方向和目标上形成压倒敌人的火力优势。 　　(三)“少摆多屯，前轻后重” 　　在与拥有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阵地防御作战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敌人的火力杀伤，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彭德怀的对策是少摆多屯，前轻后重。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时彭德怀就强调：“在阻击兵力配备上，应采取前轻后重，尽量多控制机动力量。”(14)“各担任机动防御、阻敌进犯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特别加强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15)。当志愿军进入坑道防御作战阶段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少摆多屯”的兵力配备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志愿军将大部分人员都隐蔽于坑道防御工事之内，表面阵地只“摆”少量人员甚至在敌炮火最猛烈时表面阵地不留人员，全部退守坑道，从而大大减少了伤亡，保持了阵地稳定。 　　五、依托坚固的工事抗击敌人 　　进行阵地防御作战，首先必须有坚固的阵地作依托。特别是现代条件下大规模杀伤兵器的发展，对防御工事结构形式和强固程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彭德怀在指挥作战的实践中，注意根据不同时期敌之装备和进攻手段的特点，研究探索既能有效防敌杀伤以保存自己，又便于发扬火力打击敌人的阵地防御手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阵地防御作战的奇观——被称之为“地下万里长城”的坑道防御战。 　　(一)野战工事“应避免线式的”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彭德怀在论述防御阵地时就指出：“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求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又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因我工事是圆周形，敌人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因之而恐慌。”(16) 　　在入朝作战前他在谈到阵地防御指出：“关于阵地战，应采取纵深配备，每班为三四个小组，每小群堡垒挖成梅花形的，距离以二三十米为宜，构成火网。互相交叉支援。这种工事在敌人轰炸与炮击时，可以减少伤亡，并可有意识地做些伪工事，吸引敌人火力，消耗敌之炮弹。敌人坦克前进时，可使用爆炸手段，多做隐蔽工事，待敌人接近时，突然出击，进行近战，可以歼灭敌人。炮兵亦应构筑隐蔽工事，不要使之暴露目标。”(17)在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防御作战阶段，均按照这一要求进行阵地构筑，在阻击敌人和稳定阵地上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依托坑道实现坚守防御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5月，敌我双方经过5次战役较量，双方沿“三八线”形成了阵地对峙局面。1951年下半年，我军依靠野战工事进行防御，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其基本原因是：在敌炮兵、航空兵、坦克兵密集火力的猛烈轰击下我军依托野战工事作战，很难做到有效保存有生力量。 　　在此期间，志愿军士兵在实战中创造了加深的、拐弯的防炮洞(亦称猫耳洞)，并逐步发展成为马蹄形的小坑道。这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初级坑道的出现即对我保存有生力量、巩固阵地起到了明显作用，引起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飞机火炮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指示志司在全军推广。1951年冬，我军在朝鲜前线掀起了修筑坑道的高潮。彭德怀还根据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地道战的经验，指示各军设法解决坑道通风、伪装、防毒、防炸、防淹、防困等问题。1952年4月26日至5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总结交流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确立了坑道工事必须是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并统一了工事规格标准。要求坑道顶部一般厚度在30米以上，坑道出口顶部的厚度10—15米，能承受重磅炸弹的轰炸；每条坑道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坑道内幅宽1.2米，高l.7米；第一线的坑道与野战工事——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相配套。 　　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志愿军的阵地防御作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解决了在敌人强大火力下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大大提高了防御的稳定性。4月间，“联合国军”以小部队向志愿军攻击60余次，志愿军阵地无一丢失，在五六月间防御作战中，坑道工事经受了较大的战斗考验，我三十九军在190.8高地防御作战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8昼夜，大量杀伤了敌人，巩固了阵地。在10月至11月间的上甘岭战役中，3.7平方公里2个连的狭小阵地上，敌军先后投入兵力6万余人，我军投入了4万兵力，我军依托总长度为769米的2条连坑道、3条排坑道、和18条班坑道，与敌反复争夺43天，共歼敌2.5万余人，我军伤亡1.1万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对于坑道阵地防御，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18) 　　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依托坑道实行防御作战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整套坑道战的战术思想和独特的战术方法。主要是，构筑阵地时要将保存力量的坑道和打击敌人的野战工事紧密结合，在敌人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时，多数守备人员进入坑道隐蔽，待敌人接近时，再以少而精的兵力逐次跃出实施短促的反击。在敌人火力过于猛烈，我军表面阵地无法立足时，防守部队也可以暂时全部进入坑道，坚持坑道战斗，然后和纵深部队相配合实行反击尽快恢复表面阵地。在依托坑道隐蔽或退守坑道时，基本手段又是积极的战斗活动，以此粉碎敌人对坑道的攻击和破坏。志愿军采取了这种防御战术后，迫使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只能实施重点进攻，无法进行宽正面突破，我方则可以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前沿吸引敌众多的兵力、兵器，使每一阵地的防御战都成为消耗敌人的“无底洞”。在朝鲜战场上，坑道阵地的出现和坑道战术的完善，标志着我军防御作战水平大幅度提高和阵地防御战战术思想的成熟。我军有了坚固的阵地作依托，还大大节约了第一线的兵力，加强了纵深的机动力量，使整个防御体系更加完善和巩固。 　　(三)战略要塞的坚固工事设防是贯彻积极防御方针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身负着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对敌军事斗争战略指导重任的彭德怀，注意总结朝鲜战场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设计规划国家战略要塞坚固工事设防。1957年，彭德怀在论述我军积极防御作战方针时指出：“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在实施这个战略方针的时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保证我军第一线和纵深的部队能够适时地投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19)为此，彭德怀亲自踏遍了万里边海防，实地勘察战略要塞设防的地形，指导国防前线和战略纵深要点的国防工程建筑。并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肯放弃侵略计划，我们的国防工程就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坚信，这种国防工程与掌握现代武器的人民军队相结合，任何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都不可能达到他们所幻想的目的。”(20) 　　六、防中有攻，以积极手段巩固阵地 　　彭德怀历来强调，阵地防御必须和积极主动的反击结合，即防中有攻，以积极消灭敌人的手段来达成防御目的。他说：“防御方面为了节约兵力用于进攻方面，以劣势兵力钳制敌人优势兵力……在相等的兵力下造成歼敌的优势。因此担任防御任务的部队，不仅要坚决阻击敌人，还须灵活的进行反突击。吸引敌人于自己当面愈多愈好，愈容易使进攻方面奏效，所以我们的防御，无论从一个战役、战斗或战术来说，都是积极防御的动作，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21) 　　(一)反复争夺，短促出击 　　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地对峙的第一阶段彭德怀采取的防御作战的重要战法。1951年6月中旬以后，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随后交战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此时，彭德怀即预计到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向部队提出要求，“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他命令一线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相应提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大量杀伤敌人，配合谈判。” 　　8月，“联合国军”在东线对人民军防御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西线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对敌第一线阵地开展战术反击，攻占了许多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改善了中朝联军中部战线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东西线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彭德怀估计敌人还会发动新的进攻，要求各军指战员学会打阵地战。他强调指出：防御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进行反复争夺，用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这一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各部队在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以坚决阻击和连续冲击，英勇地同敌人战斗，每一个阵地均经过10余次的反复争夺。10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各军：“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兵力，每次以消灭敌2个连至1个营为目的”，连续打几次这种小反击，具体时间自行决定。各部遵照这一指示，自10月30日至11月底，均分别在各自的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防守薄弱的营以下单位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共歼敌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21处，经过与敌反复争夺，巩固占领了9处。通过这种反复争夺，迫使敌人因伤亡过重而停止进攻。 　　(二)冷枪冷炮，狙击袭扰 　　在阵地对峙中不断袭扰和消耗敌军，也是志愿军为保持阵地稳定而采取的重要战法。进入阵地对峙以后，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司令部即提出了“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占地方”的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指战员把我军在游击战中袭扰疲惫敌人的战法创造性地运用到阵地对峙作战中，广泛开展了小分队出击和狙击活动(当时称冷枪冷炮运动)。部队一方面以阵地前伏击、偷袭、侦察等活动不断袭扰对方，一方面各部都挑选优秀射手和炮手，灵活巧妙地消灭暴露的敌人，并组织游动火炮，实施机动射击，对付运动中的敌坦克和车辆，摧毁敌炮兵阵地。狙击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一线部队仅5—8月份的狙击作战，即歼敌1.3万余人(不含游动火炮阻击效果)。同时，大大恶化了第一线敌军的生存环境，有效地限制了敌人白天在其阵地的活动自由。转入阵地防御之初，敌人白天三五成群地在阵地前晒太阳、打扑克、跳舞。经志愿军开展狙击活动后，白天躲在工事内不敢露头。敌人疲惫沮丧和厌战，对我军前沿阵地的威胁大大减轻。 　　(三)控制强大预备队，适时实施反突击 　　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我对敌人主攻方向、进攻规模和时机只能作出基本的判断，我之防御部署也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进攻的主动权毕竟是在敌人手中，战场情况出现预计之外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我之某个防御阵地被突破、发现敌人在运动中转移兵力等。而要对变化了新情况作出正确的处置，手中就必须有可供使用的力量。因此，彭德怀认为，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战役指挥员必须掌握有强大的预备队。他指出：“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佯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22)在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阶段，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敌人每发起一次新的攻势后，都能进行战术乃至战役规模的反击，并取得胜利，均是与各级都控制着强大的预备队分不开的。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④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⑦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⑧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8页。 　　⑨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⑩ 《草庐经略》卷十一，《夹击》。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1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1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7页。 　　(1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页。 　　(2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8页。 　　(2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2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