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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屋建瓴谋大势

赵一平

——战略谋划的基点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刘邦 　　兵家权谋中，战略谋划居于最高层次。所谓战略谋划，即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和筹划，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战争的性质及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条件，照顾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制定战略方针、计划和实施的形式与方法。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就是说，只有精于战略谋划的统帅，才能握有到达战争海洋彼岸的通行证。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历程中，彭德怀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一直担任一个方面军的主帅，而且从红军时期开始即在最高统帅部居要职。土地革命时期任中革军委副主席(1930年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期肩负着战略指导的重任。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决策的制定和贯彻，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德怀战略思想广博精深，本章只是就其战略谋划的基本思路和着眼点作一探讨。 　　一、“深察敌我利害” 　　战争中的利害是指影响实现战争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对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敌我力量对比等利害关系进行分析判断，是战略谋划的起点。任何战略思考都是在权衡利害的基础上进行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刻的阐述：“战争领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①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出准确的战略指导”，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一)全面客观地估量敌我形势 　　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进行战争指导的基本依据。在战略谋划中，正确全面的敌我形势估量，是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场战争其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我利害关系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人口、自然、地理等方面，它们的综合力量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而这些因素的每一方面，也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如军事力量它包括军队的数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水平、军事思想、指挥官特点、部队士气等。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只有对这些因素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也就是，不但要进行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力量的综合比较，在军队力量对比中，不但要看现有军队的数量质量，而要看后备兵员的数量质量，不但要看武器装备，而且要看军队军事和政治素质。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不是全面权衡作出准确估量，就必然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彭德怀指出：“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② 　　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所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正是对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军的初创阶段，他认为必须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掌握政权而我根据地尚在创建中的客观情况出发，以盘旋式游击战争来壮大自己、消耗敌人。“红军惟一良好的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抗日战争之初他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而丧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③他在抗战的各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作战指导方针与战法，如对开辟、建设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艰巨性和必胜性分析，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一一证实，这种英明的预见性来源于全面客观的敌我力量的分析估量。 　　1939年，彭德怀在《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文中指出，由于目前敌后所处的战略位置的重要，尤其是华北将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战场。敌人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减缓，而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围攻“扫荡”将更加疯狂。敌后抗战将陷入紧张严重的局面，而且这种紧张的战争局面将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而继续发展，随着抗战相持局面的到来而更加紧张。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不易迅速改变，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之下，敌占区的面积一时有可能扩大，敌人之据点随军事之进展而有若干增多。“不仅是平原，甚至山地都可能钉上斑斑蹄踵。”但是，敌后地区辽阔，敌人兵力不足的基本弱点不易克服，其对敌后各地的围攻，一般只能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扫荡”的办法。如此我们在被围的根据地反对敌人围攻的同时，未被围攻的根据地可以从四面围攻敌人。敌人因消耗过大，疲劳过度，困难增多，形势不利，不能不被迫退出围攻区域。我便可乘此间隙整理、巩固各种被摧残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各种工作，扩大根据地，配合邻区，打击敌人，生息新的力量，准备迎接敌人的再次围攻。这种持久的、艰苦的战争，是造成全国战局转入相持阶段的重大因素，也是构成从相持阶段过渡到反攻阶段并夺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此后敌后抗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彭德怀的分析预见。也正是据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空前规模的破袭战(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敌进我进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建设的全面加强，粉碎敌人的“总体战”。从而使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围攻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最终战胜日军的主要战场。 　　(二)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认识敌我战争潜力 　　彭德怀认为“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的进程中，敌我双方各自的力量都将随着战争潜力的不断发挥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变化。“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 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下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④。因此在进行力量对比时，不仅要看到现有军事实力，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对战争潜力作出估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他还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存在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潜力。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从而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彭德怀还指出，在对一个战略区的敌我力量作出估量时，也不能只从现有军队数量看问题，而看到其发展趋势。1948年11月12日，他在给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警四旅的指示电中分析当时西北敌我力量对比时，即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虽然从兵力上看，“胡、马军现在还比我多两三倍或还稍多一些”“敌大我小，从西北(陕甘)战局全貌来看还暂时存在，但从放弃延安时来看，从第一次歼灭三十六师来看，从歼灭刘戡时来看，从西府陇东战役时来看，从此次荔北战役前后来看，形势与内容均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而且一次比一次不同，变得于我们有利。全国各解放区胜利更大，益见接近全国胜利。对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看不清楚，或者看清楚了而产生等待友邻胜利来帮助西北，或者忽视西北当前具体情况，均是不对的”。并具体分析指出，胡军第一线防御部队九个师，除两个师未遭歼灭外，其余七个师均被消灭一至三次“胡军屡遭败及全国影响，士气益见低落，虽防守能力不算弱，但攻击精神一般都很差，故利于我阻击分割，集中主力各个歼击”⑤。 　　(三)辩证地认识敌我利害关系 　　权衡利害是为了趋利避害。而战争中的利与害，既有绝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一面。在某一个具体的军事行动中，针对双方的胜负结局，利与害有着绝对的意义，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必定有害，反之亦然。但在发展变化的对抗过程中，利与害只具有相对意义。比如，在战斗范围内出现的利，对于战役、战略任务来说，未必都有利。在许多情况下，一味地争夺小利，反而会影响战略大局。相反，有时因战略大局的需要，则要主动放弃战斗乃至战役的利益。同时由于对阵双方相互示形用诈，常常在战场上出现许多害中有利，利中有害，利害相杂的复杂情形。因此，辩证地认识利害关系，善于从不利中看到有利因素，坚定信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在发展顺利时看到不利条件，不为敌所算，乃是深察我利害的关键所在。彭德怀在其战略谋划中，处处闪现着辩证思考的光辉。他特别强调在胜利的情况下，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敌人的实力和自己的弱点。“军事上先胜后败，多半出自骄傲轻敌。骄傲轻敌的原因：一是对战争局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二是在胜利后，不易看出自己存在的弱点，忽视敌人的优点，因而产生轻敌情绪”⑥。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打过许多在战争史上称之为奇迹的胜仗，而绝少有指挥上的失算，因素很多，能够辩证地认识敌我利害，在胜利后仍然客观而缜密地察彼度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一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上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歼敌5.1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土，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进行防御。这时朝鲜领导人和我军一些同志产生了速胜的思想。但彭德怀看到，敌虽遭两次打击，但主力未受大的削弱，敌人占有制空权、制海权，志愿军的运输车辆和物资被毁严重。因此于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对敌我双方情况及对策作了报告：“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很不利。……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⑦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退至汉江以南，并放弃了汉城。中朝军队8昼夜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在举国和全军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冷静地分析认为，我军只歼敌1.9万人，敌人主力不战而退，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7日断然命令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对此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感到困惑不解，认为只要中朝军队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半岛。中朝军队内部轻敌速胜的观点也在增长。1月10日，金日成到中朝联军司令部讨论继续向南追击的问题。在听取了彭德怀对敌情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以后，金日成赞同了彭德怀的看法。战局发展的态势很快表明，彭德怀的决策是正确的。“联合国军”诱志愿军南下未成后，即于1月25日发动了反攻。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部队后撤15至30公里，休整再战。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未同意这一意见。并要求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坚决地执行毛泽东的决策。第四次战役虽歼敌2.2万人，但志愿军伤亡亦较大。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而第二番轮战部队还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此种局面深感忧虑，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说明敌我现实情况，阐述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看法。毛泽东在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分析之后当即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正确方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二、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 　　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战略指导方针的根本依据。在彭德怀的战略思想和他所作出的战略指导中，这一特点也十分鲜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阐述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巨大的战争潜力，对赢得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一系列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方针和方法。为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群众优势是革命战争的根本优势，依靠这一优势取胜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战争也是这样，它是敌我双方综合力量的竞赛。在这种竞赛中，优势的一方必然战胜劣势的一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就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而言，革命势力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也是民众人心的对比。彭德怀认为：“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向背。”⑧从这一点说革命战争也有它特殊的优势，这就是人民群众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完全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战争，它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这一点是我们的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因此革命战争的根本战略就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优势，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来弥补军力经济力的不足。通过“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⑨ 　　首先，人民群众中有着战争所必须的巨大的人力资源，能为革命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战略谋划中，发掘兵员潜力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无论任何形式的战争，都直接表现为人与人的对抗，其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当战争进行的时候，能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兵员补充，就成为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一切非正义战争都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获得战争所需的兵员和其他人力资源，兵员不足是这种战争中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当战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也为其所认识时，人民群众就会积极参加到战争中来。彭德怀指出：“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需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⑩。 　　其次，人民群众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民众中蕴藏着用之不竭的物力和财力资源。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是物质力量的竞赛。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连最原始战争也无法进行。中国革命战争是在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弥补物力财力不足，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彭德怀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仍然是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源源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11)彭德怀作为一位统管全局的战略家，从来都是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谋划的。如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作为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而且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将增强抗日战争经济力量的着眼点放在调动民众的农、工、商积极性，开发人民群众的财富创造力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战略和措施。1942年，他在《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针对日军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卡扣，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经济阵地”的七项战略措施：坚持正确的贸易政策；执行正确的保护税制；巩固根据地自己的货币；认真注意发展工业；积极增加农业；广泛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组织敌后武工队。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不断扩大的八路军的供给。自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人民群众“异常艰苦地开展了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粮食，克服了空前严重的灾荒”(12)。华北抗日根据地屹立于敌后。 　　再次，人民群众是克敌制胜新的战法的创造者，是产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源泉。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精神力量中，除了民心士气等政治道德因素外，人在战争指导上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军力、客观条件上的优势只是具备了打胜仗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有先进军事思想理论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指导。可以说，在既定的物质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将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彭德怀认为，人民群众是先进军事思想和战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指出，我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来自人民，又为了人民的”(13)。1943年他在《关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所能想象。”(14)革命战略家应该把眼光投向群众，集中他们的智慧战胜敌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战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发展”(15)。彭德怀曾分析说，我们的敌人就个人才智而言，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将领的文化和军事专业理论水平总体上说比我们高，然而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前，再高明的对手也一筹莫展。根本原因他们依靠的只是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则是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关心、解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是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 　　发挥全民战争伟力，是建立在战争与人民群众利益追求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彭德怀认为“蕴藏在群众中极其丰富的战斗力量”的发挥程度，除了取决于战争本身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还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与战争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战争领导者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等现实利益的关心和解决程度。 　　首先，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代表着他们的根本利益。彭德怀认为，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具有战略意义。从总体上说，作为革命战争主体的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战争与自身的关系，最终是会认识清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人们在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之前，不可能有彻底的阶级觉悟，也不可能对战争的本质有彻底的认识。特别是在敌人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欺骗宣传的情况下，使一些人一时难分真伪。因此，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向人民群众揭示战争的胜负与其利益息息相关，才能使他们把革命战争看成是自己的战争。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组织宣传的责任。”(16)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反复强调只有进行全民族的动员，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论在敌占区或我占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深入地动员和适当组织起来”(17)。 　　其次，只有尽最大努力去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彭德怀认为，这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如果只要求人民为革命战争作出牺牲，而“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就必然失败。(18)彭德怀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只有承认战斗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积极性”。而与农民利益联系最紧密的是土地问题，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因此，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杠杆。正确的土地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彭德怀认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是在于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19)。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张暂不搞土改，但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要求这一原则不能改变。对此彭德怀指出：“进行人民战争，必须使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应有的改善，即是说，抗日斗争必须与民主、民生密切结合，而民生的改善，又成为抗日斗争、民主运动的基本环节。因此，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中心问题了。”(20) 　　第三，只有军队的一切言行都替人民利益着想，才能真正实现军民一体，同仇敌忾。人民群众对战争与自身利益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民关系来判断的。彭德怀认为，军民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有无严肃的纪律，他一再告诫部队：“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部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不但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而且要能处处为群众打算，为群众利益着想。以资军民融成一家。”(21)1947年，他在《亲密军民关系，开展群众战》一文中，就如何改善军民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论述，认为它关系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能否得到最有效的贯彻。 　　(三)发展群众性革命武装，建立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 　　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战争伟力的重要途径。在战争中，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以间接的方式参加，他们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需要军队这个中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而建立群众性的武装，使人民群众本身就是现实战斗力的一部分，可以直接作用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直接弥补军力的不足。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加强地方武装》等论著中，对这一战略思想作过系统的阐述。 　　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中，已初步提出并实行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早在1929年，他就认识到：“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的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22)在抗日战争中，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完善和发展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性，逐步把军队建设从过去偏重于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转到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性游击武装的建设。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发表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演说，提出的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设想。对三者各自性质、任务和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正规野战军完全脱离地方性，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和很强的战斗力。它主要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集中主要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术集团。同时，帮助、培养、训练地方武装也是它的经常性的任务之一。 　　地方军是地方正规兵团和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它的基本任务是坚持地方斗争，执行区、县区域内作战任务，保卫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利益。配合正规野战军在本地区的作战。并创造使之逐步发展升级为野战正规军的条件。 　　民兵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组织。其基本任务是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掩护群众，配合主力作战。民兵应成为义务兵役制的基础。 　　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这一武装力量体制。这一体制成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形式。 　　三、在积极防御和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现势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发生的，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战略谋划必须着眼这些客观条件。“积极防御”和“持久战”，就是从这一客观条件出发而采取的正确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彭德怀作为我军重要的战略谋划和决策者之一，对此有着极为深刻而精辟的见解。“积极防御”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贯穿在他战略指导的全过程之中。 　　(一)积极防御是防御一方改变战略形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必然选择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敌之进攻的防御，亦称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当用于战略指导时，通常以各种积极的手段，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转化力量对比，以便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古今中外的一切军事家都十分重视积极防御。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首次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认为防御不应该是消极的，“迅速而坚决地转入进攻是防御最光彩的部分”。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最有效的防御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彭德怀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为中国革命战争积极防御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彭德怀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决定了我军只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认识到，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必须执行“防御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在这一错误的战略方针提出之初，彭德怀于1933年10月24日、25日两次致电中革军委，要求红军仍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诱敌深入，集中主力，发挥机动作战的作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可惜这一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深刻指出：“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己而抗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的。”但若采取消极防御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因为我们兵器远不如敌人，国防设施又极其微弱，因而应采取积极防御。应在运动中求得战机，以积极的战役和战术攻势；行动打破敌人的进攻。“至若单纯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于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必要性、重要性进一步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规定我国在国防和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但这种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就是“战争在爆发之前，我们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敌人发动侵略战争后，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不但要在设防地区依托坚固的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而且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组织反攻和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24)。 　　在战争进程中，如何正确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彭德怀认为，坚持积极防御，要求将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巧妙结合起来。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指出：“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只有在运动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25)1963年，他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文选时，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防御战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是辩证的指出防御与进攻两方面的相互关系……防御是手段，进攻是目的，只有进攻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以很小的兵力牵制对方很大的兵力，适时转入外线，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股，再歼另一股，达到各个击破敌军的进攻和‘围剿’，这是最积极的防御。”(26) 　　(二)持久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 　　战略上的持久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长期作战，逐步削弱敌人，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时曾深刻指出：“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27)彭德怀作为毛泽东为首的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忠实和创造性的执行者，而且也是这一战略思想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在领导红五军和红三军团开辟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就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有相当明确的认识，他多次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同王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对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抨击了“弱国牺牲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及实行持久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 　　彭德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制胜的战略，这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他指出：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都远不如日本，拒敌于国门之外或一下子把敌人赶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惟一正确的结论。因为只有在持久抗战中，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彭德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揭示了敌我强弱对比在持久战中演变的趋势。从政治上看，向来被认为一盘散沙的民众，将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反之，战争越持久，敌人内部的矛盾越加剧，军队士气越低落，人民的反战情绪越高涨，不啻于为自己挖掘坟墓。从经济上看，我国虽很不发达，但资源丰富，在持久战中我们的民族经济将得到发展，将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我们有长期支持战争的能力。反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从军事上看，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质量，加强战术素养，改善武器装备水平，我们的军事力量将不断增强，敌人的力量将不断减弱。从国际关系上看，敌人将遭到愈来愈多国家的反对，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我们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总之，“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8)。 　　彭德怀在这篇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六条战略战术原则： 　　第一，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彭德怀指出，持久战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彭德怀指出：由于在战争全局上的敌强我弱，所以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是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第三，持久的消耗战。他指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欲达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惟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以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决不是同敌人对拼消耗。 　　第四。争取主动。他认为，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的各个击破，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战役战术上则应该以主力用于突击方面，以大步进退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第五，节约防御兵力。他指出，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其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同时控制强大预备队，适时实施反突击。 　　第六，统一指挥与机动。他强调，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均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是不能因此而限制兵团指挥员的机动，相反，应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及促进这种转化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四、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 　　谋划运筹的目的，在于主动创造一种有利于已的环境、格局和态势。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如何分布、使用自己的各种战争力量。因为在力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它所处的空间、时间位置不同，而可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或衰减。如在战斗中双方都力争夺取制高点，就是因为处于高位势在对抗中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威力而又制约对方力量的发挥。这就是说，军事对抗不是交战双方实际力量的直接简单撞击，而是转化为势能后的功效比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力量在运动中要改变其形态。实际力量虽小，但处有很好的“位势”，所产生的力量会倍增；实际力量虽大，但占据的“位势”不利，只会产生小于原来力量的战斗力。因此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即占据对战略全局有利害关系的空间位置，把握对战争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的有利战机，是战争指导至关重要的一环。彭德怀认为，把握战略布势的关节点，最集中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选择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战争全局胜负的作战方向。无论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都有一个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选择问题。其正确与否，将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战争中的“一招不慎，全盘皆输”，集中地表现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因此彭德怀认为，战略谋划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战争指导者必须深思熟虑，务求透过复杂而多变的战争风云，找出利于争取战争全局主动的用兵方向。总体上说主要进攻方向应选在利于我一举突破、对战争进程能产生决定性的方向，主要防御方向则应选在对整个防御体系安危相关的方向。选择战略方向的基本着眼点是： 　　第一，着眼于最有利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实现以劣胜优。选择作战方向(地区)，是对战争空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一支军队无论就其实力还是战法上都会有其所长和所短，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攻击敌人的短处，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长、短”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战地域、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选择作战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说，即是选择最有利于发挥自己长处的地域和环境。彭德怀认为，在敌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依托根据地与巩固的后方作战，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条件。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在中央红军中发生过一场战略方向的争论，即是红军去进攻长沙、南昌等大城市，还是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来打，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表现出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已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着眼于避实就虚，以打乱敌之战略企图，改善和转换战场形势。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敌人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致电中央，提出了一个极具远见的具体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29)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析当时应采取作战方针时指出“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30)可见彭德怀的主张与毛泽东的见解完全一致；可惜这个正确战略出击方向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还被斥为“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结果使蒋介石得以分而治之，先镇压了福建事变，回过头来再调集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最终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完全丧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第三，着眼于占领和坚守战略要点。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中，在战略区域内，都存在若干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地点。在战略进攻中，它表现为我之最有利的进攻出发地域和敌之最薄弱而又最核心的防御地带；在战略防御中，它表现为关系安危，能控制敌人主要进攻方向的地域。战略要点的得失，往往关系到战略布势的成败。清楚地认识战略要点所在，先于敌人占领它或从敌人手中夺取它，并尽最大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是任何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战争指导者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敌后开辟战场，不断扩大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因为朱德、彭德怀早在抗战之初即着眼于敌后战略要点的夺占。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重建了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共同对日作战。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只以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主力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共同支持华北，万一国民党军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要拖住日军，坚持华北抗战。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思考着如何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出师之初，他在提出并组织八路军配合山西友军侧击平型关之敌的同时，同朱德一道，在五台山地区实地考察。1937年9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建议：“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浑源、繁峙、五台、孟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根据地，与晋西北相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31)朱、彭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赞同。一个月以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这个地区诞生，它在战争实践中的作用正如朱、彭所预见的那样，成为华北敌后战场一个主要的支柱。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线两侧大举南下，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第一〇八师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企图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面对敌人的三面进攻，朱德、彭德怀又作出一个极具战略胆识的重大决策——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后方挺进。指挥中国军队利用太行天险，建立新的抗日支点。这一举动使日军惊恐不已，即调集重兵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可在朱德、彭德怀的精心对应下，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歼敌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直到胜利。 　　(二)适时实施战略转折 　　战略转折是战局发展中由一阶段转变为另一阶段的战略步骤。适时正确地实行战略转折是战争指导中的重要环节。它是建立在对战争力量对比变化的判断、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等综合权衡谋划基础之上的。彭德怀认为，对战略转折的筹划和决断，既需要有对战争全局的发展状况、趋势的深刻了解及时机成熟时的果敢决断，更需要有为实施转折提前“埋下伏笔”的预谋和远见。 　　第一，善于预见可能出现的转折，努力为其创造条件。任何一场战争的战略转折都是其敌对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能否从其趋势中预见到战略转折，并以自己的主观努力促成其转变的实现，是在战略转折上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前提条件。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根本转折点。这一伟大的战略转折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我军的战略主动权，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驾驭这一战略转折的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其时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也为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实现作出过极其重要贡献。早在1946年11月，彭德怀就开始考虑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1月3日，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并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中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多预先筹备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你们可否筹十万至十五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1947年1月12日，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势，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再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即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32)并从提高地方兵团战斗力使之脱离地方性升级为野战兵团，粮食准备和弹药准备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后来出击中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在推进战略转折的造诣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二，把握战争进程中开始出现的转折，适时进行战略指导上的转变。当着转折时机已经来临或转折已经开始的时候，能否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则是正确实现战略转变的关键。彭德怀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中，充分表现出了他在战略转变上英明与正确。战争第一阶段，由于志愿军入朝后所面临的敌情与出国前所预计的有很大的变化，彭德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而果断地修正了原来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以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积极寻找战机，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作战，将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战争已转入相持、敌人表示愿意停战谈判的情况，将战略方针适时地由战略性的反攻转到“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到打阵地战为主。在决定战与和的关键时刻，采取坚决的战略措施，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和战后的相对稳定。即在敌人叫嚣扩大战争，准备进行侧后冒险登陆的时候，指挥志愿军全力以赴进行反登陆准备，得以不战而胜，打破了敌人的冒险计划。在停战协议即将签字，而李承晚集团在释放战俘问题破坏协议的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推迟签字，发起金城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胜利地保证了有效的停战和战后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三，以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来促进战略转折的实现。在战争进程中，交战双方的战略企图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战役行动来实现的。而持续不断、不同规模的战役作战，不断地改变着双方的力量对比，到了某种程度，一次或几次重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往往会成为战略上的转折点。因此，当战局发展此种态势时，战略指导者应集中全力，筹划和组织这种具有战略转折性质的战役，将战略转折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刘戡、钟松两部敌军南北对进，相距只有百里左右，如南北之敌会合，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将被敌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然而，正是在这种严峻时刻，彭德怀却看到实现战略转折的时机。他分析认为，只要在钟松与刘戡会合之前，集中我之主力将钟松的三十六师吃掉，不但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可以脱离险境，而且可以实现我之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变。因此彭德怀将这一仗称之为“陕北战局的转折点”。为此他向西北野战军部队发出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动员令，指出：“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正如彭德怀所判断的一样，当8月20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在沙家店全歼三十六师之后，整个陕北的军事形势为之改观。为陈(庚)、谢(富治)集团渡河南进创造了条件，我军开始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8月22日，陈、谢集团相机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地区。8月26日，绥德以北地区敌军主力开始南撤。毛泽东高度评价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折。 　　(三)建立正确的战略联盟 　　在战略布势中，选择和争取最佳的联盟对象，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彭德怀指出：“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这对于革命是有决定的意义的。”(33) 　　第一，注意研究敌人营垒中矛盾与斗争，从中选择与争取同盟军。彭德怀认为分化敌人力量与扩大自己力量，是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目的。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从敌人的营垒中寻找可能分化的对象与之达成同盟，化敌为友，常常是改变不利战略态势的关键之着。对于这一点，彭德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就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卓识。如1933年，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东征时，其对手是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九·一八”事变后，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一月余，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当年底，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与红军作战，以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内部主张抗日势力的目的。彭德怀分析认为，十九路军存在着成为红军同盟军的可能性，因此主动开展了对十九路军的争取工作。《彭德怀自述》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34)十九路军在与彭德怀的东方军交战时连吃败仗，也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彭德怀又亲自和十九路军派来的代表谈判，并给蒋、蔡写了亲笔信对他们的主张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直接同中央谈判。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立反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浙江地区抽调10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通过进攻十九路军。这是红军联合十九路军截敌歼击，以打破敌第五次 “围剿”的最好时机。彭德怀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35)针对中央“左倾”领导者反对与十九路军联盟的观点，彭德怀强调指出，如果“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就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36)。但中央“左倾”领导者否认“福建事变”积极意义，不愿派红军支持十九路军。使红军失去了一个最有力量的同盟军，陷入孤军作战，以至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时机。 　　第二，依据不同阶段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积极主动地促成统一战线的实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军能否与别的军事力量结成军事上的联盟，取决于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只有依据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对国内外各种军事政治力量在斗争所处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分析，才能认清战略上的同盟者，并努力促成与其实现战略上联盟。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同盟者，并推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成为可能。彭德怀认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红军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一样重要”，“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37)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彭德怀积极贯彻中共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全力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宁苏区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彭德怀还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的动员工作。红军在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作战中俘虏了一一〇师的一个主力团团长高福源。高原系北京大学的学生，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彭德怀决定以做好高的工作为突破口推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找高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抗日节目。还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做高的工作，使高对红军心悦诚服。在此基础上，将高送回东北军，让高去做张学良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工作。1936年1月16日，彭德怀派李克农同高一起会见了张学良，第一次会谈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后又与前线对阵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口头协议，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为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进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所有这些对于促使张学良采取劝蒋抗日、以后发展到逼蒋抗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积极主动与盟军协调战略作战思想与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盟战略的作用。首先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向友军宣传我之战略战术思想与作战方针，为双方的协同作战奠定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利用与上至蒋介石、下至国民党军基层官兵接触的一切机会，宣传阐释持久战战略方针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彭德怀作为第二战区东路军的副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外，还指挥着十几个师的国民党军队。针对国民党将领从没有打无后方的游击战争，对敌后游击战争十分惶恐的情况，1938年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等高级将领，阎锡山、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与八路军的将领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总结了太原、南京沦陷的教训，阐述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于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并深入讲解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与会国民党将领都感到受益匪浅，经过会议的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后方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邀请，八路军总部由左权副参谋长主持为友军办了游击训练班，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授课。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一次以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联合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五、时变法移 　　战争是人类社会最为剧烈的活力对抗，多变则是活力对抗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之中，但战争进程的敌我力量对比、战法和战局的变化，不仅比一般事物的变化更急速、更突出，而且更难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更好更快地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谁就可以驾驭战争的进程。这就要求包括战略谋划在内的一切谋略思考，都要以对手的转移为转移，以时间的转移为转移，以条件的转移为转移，以地点的转移为转移。即便是自己过去成功的战略方针和战法，也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赋于新的内容。古人云：兵形似水，“水无常势，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彭德怀在战争指导中，无论是战略谋划还是战役战斗的指挥，都极为强调“时变法移”，他在论述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时说：“指挥员必须从死背操典中解放出来，必须认真从当前的具体环境里，从中日战争的规律性里，研究出真正主动灵活的抗日战略战术来。”(38)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其精要正在于此。 　　(一)因敌而变 　　彭德怀历来强调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激烈角逐的战场上，对阵的双方都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作战方针的。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当对手的实力和作战指导发生变化之时，也要随之改变自己的对应之策。 长达20多年的中 　　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战争，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有着明显的不同，原因很多，但首要的是作战对象的变化。彭德怀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的各个革命战争阶段，都负有战略指导的重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研究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手段，亦是彭德怀战略谋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他在论述我军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时指出，我军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集中统一指挥的运动战，转变为分散的游击战，从战争形式来看，是降了级的。没有这种形式的改变，就不可能适应敌后形势的发展”(39)。原因何在?1942年他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今天我们是处在敌后，敌人武装力量的顽强，是超过中央第五次围剿时的敌人的。那时阶级敌人的军队，武装配备虽也是现代化的，但士兵在政治上的顽强性，则远不如日本士兵。苏区时期敌军的许多士兵同情土地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则受武士道的麻醉相当深。”(40)用基本的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的旧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坚决地实行了这一转变，敌后抗日根据地才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使之成为团结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中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敌实施战略进攻、沿交通线长驱直入时，彭德怀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在敌翼侧和后方以伏击和袭击的形式，歼灭运动之敌，切断敌后方补给线，配合正面防御作战。当敌为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初创根据地实施多路围攻时，朱、彭则采取内外线结合，以内线歼敌为主的作战方针，即以一部兵力于内线消耗、疲惫和牵制敌人，为主力机动歼敌创造条件；主力则转移到围攻之敌侧后隐蔽待机，尔后抓住其孤立突出、疲惫沮丧的一路，予以歼灭或歼灭性的打击，再转移兵力击破其他各路，以粉碎敌之围攻。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由战略进攻转为以保守其占领区为主，并企图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对我根据地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围攻，变为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然后分割清剿的“扫荡”时，彭德怀则将以内线歼敌为主，转为以外线歼敌为主，即在敌分进合击逐步推进时，主力适时转入外线对“扫荡”之敌的后方交通线及据点展开积极的广泛的攻势，迫使进入我根据地之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之“扫荡”。当敌利用点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实行“囚笼”政策时，彭德怀则指挥八路军对敌占交通线发动不同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以打破敌之分割封锁和变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的企图。在战略相持阶段中期，敌为巩固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我根据地采取了“铁壁合围”、“辗转抉剔”，“拉网式扫荡”，并配合以“蚕食”、“治安强化运动”。对此，彭德怀对策是：在敌展开合围时，采取“化整为零”，以分散对敌之集中，避敌锐势，保存力量；在敌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则“化零为整”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给敌以有利打击，挫败其“扫荡”。尤其是针对敌之“蚕食”与“强化治安”，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大量的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把斗争的焦点引向敌占区，变敌之后方为前线，变我之被动为主动，从而有效地挫败了敌人企图，扭转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在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当敌人取守势时，彭德怀则指挥八路军转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广泛采取围困战的形式，迫敌撤退，并在其撤退时歼灭之；同时集中较大兵力，对边沿区敌之城镇据点展开攻势，以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正是因为彭德怀善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总方针，依据敌后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敌变我变，才使八路军和根据地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二)因势而变 　　彭德怀认为，任何高明的军事家，在战前对战争发展态势的分析都只能是较为原则抽象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方针、战役乃至战斗的决策，不完全适合实际情况在所难免。战争指导者的高下之分，不仅在于对战争进程的预见性，而且在于战争进程中的应变能力。这就是说战争指导者必须清楚认识和把握战局发展的客观情况，并适时调整自己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彭德怀强调指出：“当时情况确实有了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的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也不要误虚为实，自失战机。”(41)在彭德怀参与指导和直接指挥的战争中，无不体现着因势而变的战争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抗美援朝战争面临着与国内战争相比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战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战场的主动权，更依赖于因势而变的高超艺术。 　　志愿军入朝前，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实行阵地战，即先敌赶到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组织阵地防御，稳定战局，“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优势条件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42)可是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已先进占了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据此彭德怀果断决定放弃原定作战方针，决心以运动战歼灭冒进之敌。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目前美伪军北犯中，所遭人民军抵抗甚微，仍无顾忌地分途北进中，……敌在未发觉我行动前，将仍会向北冒进，因而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可能的。”提出了改守为攻，即以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方针。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连续进行了5次以运动战为主的战役，以积极的攻势行动，将敌人一直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敌人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彭德怀又适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由战略性反攻转入“积极防御”，从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在策略上则采取打谈结合，以战促和。正是由于适时实行了上述转变，才使志愿军愈战愈强，不但粉碎了敌人的一系列局部进攻，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我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增强了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技能。 　　(三)因地而变 　　军事对抗对自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同的地理条件，对军队的作战行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彭德怀十分强调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并认为研究地形特点，不仅是战役、战斗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略谋划时，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思考对策，制定因地制宜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的许多新战略战术原则，充分反映了因地而变的思想。 　　早在志愿军入朝前夕，彭德怀就根据朝鲜是一个狭长半岛，三面濒海，北部多山，回旋余地小，不便于大部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运动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彭德怀指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43)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西线实施进攻时，在东线即实施了防御。在第四、五次战役中，志愿军也均将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种方式的配合，为运动战阶段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着眼于朝鲜的地形特点，彭德怀还提出了在运动战中保持战线的稳定和连续的问题。在过去国内战争中，我军以流动性作为组织运动战的重要手段，通过机动调动敌人来创造战机，因而战线很不固定。可是朝鲜战区地域狭窄，使我军无法在敌人腹地开辟战场。同时我军主要靠徒步运动，机动力远不如敌人。因此彭德怀指出：“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过去我所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44)从第三次战役起，志愿军改变了无固定战线的大步进退方式，进行运动战时也保持一条战线。在进攻时，依托这条战线进行准备；在防御时，依托这条战线节节抗击。创造了有限地域条件下运动战的新理论。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3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5页。 　　⑦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439页。 　　⑧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⑩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1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14)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1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19)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2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2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2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2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590页。 　　(2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2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2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8页。 　　(29)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3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3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3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3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3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3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3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3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3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5页。 　　(4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4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4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院1993年版，第122页。 　　(4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4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