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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反相成

赵一平

——武装活力对抗中的辩证关系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结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 　　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活力对抗：体育场上的竞技、经济领域内的竞争、政治舞台上的搏击……，战争，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力对抗中最激烈、最残酷、最惊心动魄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力对抗，是两个武装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在这种武装活力的对抗中，双方都以消灭、战胜对方，或迫使对方就范，服从自己的意志为目的。构成战争力量的各种要素——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等等方面在这种对抗中相互作用，呈现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和态势。彭德怀认为军事指挥员要驾驭战争，就必须懂得军事对抗中各种力量使用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又是以准确把握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为前提的。 　　一、优势与劣势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战争胜负的基础。战争的运动发展及一切变化，都是战争力量诸因素相互作用及由此决定的战争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彭德怀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战争进程中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判断；特别强调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敌我双方的优与劣；特别善于创造由弱变强、以劣胜优的条件和战机。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战争力量优势与劣势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驾驭之上的。 　　(一)战争力量的优劣决定着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地位及其战略战术 　　战争力量的优劣即敌我双方战争力量诸因素综合对比的差异性。战争中，双方战争力量的综合比较，总是表现出一方强一方弱，或暂时处于平衡。正是这种力量的对比决定着战争态势。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在战争中的主动或被动地位的物质基础。彭德怀指出：“战争双方兵力优势或劣势，是决定主动和被动的客观物质基础。”①在战争全局上，战争力量优势的一方，一般占有主动地位，而劣势的一方，则处于被动地位。前者往往采取战略上进攻，后者往往采取战略上的防御。这种战略态势与战争指导有关，但主要是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分析指出：土地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半年时间内对红军能够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是因为他在各个方面——兵力、人力、物力、财力都占有优势。”② 　　战争力量的优劣是决定交战双方作战形式的根本因素。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进攻和防御。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进攻或防御，也主要是由战争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古代军事家孙子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就是说，在力量上不能胜过对方时则可防守，在力量上胜过敌人时则可进攻。战略上如此，战役战斗也是如此。战役战斗中，力量弱于对方的进攻，只能是失败。因此彭德怀强调：“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③在作战样式上，是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还是阵地战，在作战时间上，是采取速决战还是持久战，在作战效果上，是歼灭战还是击溃战，这虽与作战指导有关，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仍是由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彭德怀指出，由于红军的力量太弱小，不具备打运动战、阵地战的实力，因此“盘旋式游击”是“红军惟一良好的”作战样式。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论述抗战为什么只能实行持久战时指出：“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在这样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惟一正确的公论了。”④他在论述抗日敌后战场作战的基本样式时指出：“由于战斗力上的敌强我弱，产生了战争的游击性与根据地的游击性”⑤从主观上说，我们是多想争取一些运动战的歼敌机会，但“由于敌我装备悬殊，敌寇广泛采用堡垒主义，……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已不可能，游击战的比重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 　　战争力量的强弱，是作战双方确定其战略战术运用的基本依据。战争中交战双方战略战术的确定和运用，从表面上看完全是战争指导者主观意志的体现，但任何主观意志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作战中，指挥员之所以采用某种战略战术，其基本的依据是敌我双方的战争力量的强弱对比。凡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都是正确分析估量当时敌我战争力量对比的结果，反之，错误的战略战术，大都源于对当时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判断的失误。如大踏步地进退，是我军国内作战中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成功经验。而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一至五次战役中，则均只作相应的有限进退，对败退之敌不作深远追击。这一作战方针的决策者彭德怀指出：“在朝鲜战场敌有大量飞机、坦克和美英军的机械化部队，而我无飞机和战车的配合作战，只靠徒步追击实有困难，追击效果亦不大。”⑥同时敌军凭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不但对我战场后勤保障造成极大困难，我军每次战役进攻，都靠自带粮弹，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而存在着敌在我后方海上登陆及空降的可能。“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⑦。 　　(二)优势与劣势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势和劣势，同其他任何事物矛盾性质一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彭德怀指出：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力量对比优劣既要有总体上的估量，又要作具体的分析，特别“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⑧。这是因为，综合力量的优势不等于一切方面均占优势，具有现实的优势不一定具有潜在的优势，在战略全局上占有优势不等于每个战区、战役都占有优势，弱军亦存在优于敌人的方面。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对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历来坚持两点论，既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去研究和指导战争，保持清醒的头脑；又看到敌人强中有弱，我军弱中有强，努力实现强弱转化。 　　1941年彭德怀在分析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力量的对比时指出，一方面，敌人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经济力量：华北人口，我占四分之一，敌占四分之三。华北面积，乡村我占十分之六，敌占十分之四；城市我占百分之二(华北四百三十七座县城我占十个)敌占百分之九十八。我占区贫穷；敌占区富庶，人烟也较稠密。军事力量：敌华北有九个师团另十四个独立旅团，计32.5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1.7万人。我之兵力与敌数量大致相等，但由于技术装备极不相称，因此在战斗力上表现为敌强我弱。这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不易迅速改变，在一定阶段之中，敌占区面积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产生了今后必然遇到的更大的人力物力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也存在着“胜利地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国际形势于我们有利：“目前已经没有‘东方慕尼黑’”，“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正在严重的发展着，美国援华较前积极”，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地理环境对我有利：“敌后根据地的地区广大，各根据地可以互相配合”，“华北有利山地大部为我控制，敌人兵力始终不敷分配”。政治上于我有利：“全国配合作战，中国抗战阵容之各组成部分，在抗战积极程度上虽不能一致”，“但全国基本的抗战形势却是不会变更的”；“民族革命战争有广大的民族社会基础，敌虽控制主要人口，但这只是军事上的、形式上的控制，敌占区绝大多数人民是拥护抗战，反对日寇的”；“有共产党、八路军成为团聚人民的核心，有我党正确政策的领导”。 　　“从总的方面看，敌在目前虽占优势，但仅是相对的优势，并非绝对的优势。即此相对的优势，亦仅是军事上及经济上的优势，而在政治上，在国际形势上，在得人民的拥护上，我们均占优势。” 　　即使是军事上的优势，也只是从总体上说的。敌人的兵力有限，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集中兵力对我某一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扫荡”，在这里我军力量处于劣势，而其他根据地，则敌军的力量就相对减弱，只能防守其要点而无机动兵力，我在兵力上就能处于优势。在这些地区我就可以优势兵力对其后方交通线、据点实施进攻。通过长期的消耗敌人和发展壮大自己，敌强我弱的形势就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最终我将在综合力量获得优势而战胜敌人。 　　(三)运用强胜弱败的规律，实现以弱胜强的目的 　　在战争中，强胜弱败，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以弱胜强，不是对这一规律的否定，而运用这一规律，在总体弱势的情况下，通过局部以强胜弱的积累，逐步在总体上取得优势，以最终战胜敌人。就其战争开始的力量对比与结束胜负来说，是以弱胜强，而就其每一次战役、战斗以及最后的力量对比来说，却是以强胜弱。 　　第一，扬长避短，以长击短。由于强军不是一切方面都强，弱军不是一切方面都弱，而是强中有弱，弱中有强这就为弱者辩证地运用强胜弱败规律，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实现的基本手段即是扬长避短，以长击短。 　　在战争全局上的扬长避短，主要是发扬和发掘我在战争力量诸因素的比较中，优于敌军的因素，以确定促进强弱转化、实现以劣胜优的战略。在任何一次反抗阶级压迫的国内革命与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的军队在综合力量的对比中一开始总是处于劣势，然而亦有自己的优势。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拥有军事力量的优势，而我拥有人民群众支持这一人心对比的优势，实行人民战争，就可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拥有现实的军事优势，而我之战争潜力则比敌人深厚，实行持久战战略，就可以在我之战争潜力不断发挥的过程中“改变强弱现势”，最终战胜敌人。 　　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的扬长避短，则主要着眼于采取适合我军装备技术水平特点的战术。因为任何一种具体优势与劣势的本身，同样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每一个强的因素之中，亦包含着其对立的否定因素。如军队的机械化程度高，占有火力、突击力、防护力、机动力强的优势，但它同时存在着目标大、消耗大、后方补给难度大和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大的弱点。而无重型装备的部队虽火力、突击力、防护力等方面处于劣势，但它有行动灵活、对地形、气候条件适应性强，对后方勤务保障依赖性小的优势。对自己的优势运用得当，同样可以达到以弱击强的目的。彭德怀在分析八路军同日军作战的战术时指出：“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如深入敌人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⑨彭德怀在敌后抗战中，正是以这种战术与敌军作战，使八路军由弱变强，使敌后战场成为抗击1／2以上的日军、2／3以上伪军的重要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美军，敌我技术装备的差距更为悬殊。对此彭德怀指出：“对敌军的装备优势应该如何估计，如何对付?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⑩为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彭德怀十分重视近战、夜战和断敌退路。在第一次战役我军与敌初次交锋之后，他及时总结经验，分析敌人的长处和短处指出：敌人“怕近战、夜战和切断后路……应该发扬勇猛精神，迅速捕捉战机，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随后，他又指出：“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是可以歼灭敌人的。”近战夜战可以大大限制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在五次战役中，彭德怀为充分发挥我军善于夜战的优势，进攻时通常是白天准备，黄昏出动，夜间攻击，拂晓前基本解决战斗。每个战役，一般利用一两个夜间，从战役上实行大胆穿插迂回包围，割裂敌战役布势后，再用几个夜间在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完成战役任务。如第一次战役中的云山战斗，我三十九军于11月1日17时发起进攻，激战至2日凌晨，攻占云山，歼灭美伪军各一部，并在云山以南堵住由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直属队及其第三营的退路，将其压缩包围于诸仁桥地区。2日至3日昼间将该敌围住不使其突围。3日夜，我再次进攻，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彭德怀针对敌人机械化程度高，对道路和后方依赖性大的情况，十分强调迂回、断敌退路。五次战役均派主力部队穿插迂回至敌后方，从根本上动摇敌之战役部署，以达成歼灭敌人的战役目的。 　　第二，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争取局部优势。可以说，战略上的以劣胜优，是通过战役、战斗中的以强胜弱来实现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强弱的转化。如就战争中的兵力而言，在全局上优劣，这是一时难以改变的，但在全局处于劣势兵力的情况下，通过灵活的兵力机动，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以造成局部上的相对优势，则是能够做到的。彭德怀指出：“怎样才能实现以强攻弱的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人一百人，敌已由均势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的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11)如1947年的陕北战场上，敌我兵力之比是10﹕l，我处于绝对劣势。而在彭德怀发动的每次战役中，均形成了3倍以上于敌的兵力优势。如三战三捷的青化砭战役，彭德怀以2个纵队、2个旅伏击敌1个旅直属队及1个团，兵力对比是5：1；羊马河战役以1个纵队、2个旅(共4个旅)伏击敌之一个旅，兵力对比是4：1。在蟠龙攻坚战中，亦是以2个纵队2个旅攻歼其1个旅的守敌。正是因为成功地实现了由全局上的劣势向局部优势的转化，才创造了以2万兵力战胜敌之20万大军的奇迹。 　　第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彭德怀指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12)战争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的现实，要把主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经过人的努力。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是主动与被动的决定因素。毛泽东曾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13)作为战略处于劣势的军队，以劣胜优，必须经历一个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的过程。 　　彭德怀认为，在劣势情况下争取主动，是一件难事，但只要主观指导的正确，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在论述争取抗日战争主动权时指出“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14)。这就是说，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是靠战役战斗的优势和主动来改变的。因为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存在着获得战役战斗上优势的可能性，这就为变被动为主动提供了可能性。而通过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从而摆脱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 　　二、全局和局部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全局和局部，是标志着战争的整体和部分的一对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驾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彭德怀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既善于着眼全局，争取总体上的主动与优势，又善于从局部突破，用一个个局部的胜利去实现最终解决战争总目标。 　　(一)战争是局部与全局的对立统一 　　战争的全局与局部，从横的方面看全局是战争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的总和，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就是局部；从纵的方面看，全局是指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各个阶段对全局来说就是局部。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的全局是没有的；局部隶属于全局，局部也不能脱离全局而独立存在。 　　战争中的局部和全局具有相对性。它们的界限在特定范围内是确定的，全局就是全局，局部就是局部，不能混为一谈。但在一定范围内的全局，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局部，反之，一定范围内是局部，在更小的范围内则是全局。如世界性的联盟战争，这是最高一层的全局，各国战场是局部；如一国的战场作为全局，那么各战区、战役又是局部。一次战斗，也可以作为一个全局，构成战斗具体作战行动和单兵就是局部。因此，除了最高层次的全局不能转化为局部和最低层次的局部不能转化为全局之外，中间层次的全局和局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战争全局对局部起着支配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统帅和隶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全局决定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全局规定局部的任务和行动、全局的主动和被动从根本上影响局部的主动和被动。局部作为战争全局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受全局的支配，但它本身并不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而总是以自己的活动方式和效果，积极影响和反作用于全局。首先，局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局的强弱。如战争中各级指挥员的素质，只是战争全局中的一个因素，是局部，然而这个局部的强弱，对全局强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当局部变化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全局的变化。彭德怀在论述每一个战斗与解放大西北这个全局的关系时指出：“要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要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要解放大西北，就要先从一个村、一个乡做起，然后才能扩大到东府、西府，到全陕西。”(15)再次，关键性的局部对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战争要点的得失、战略方向的选择等等，都对战争全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着眼全局。驾驭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16)人类战争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战争全局关照得好，战略指导正确，战争就一定取得胜利，如果对全局关照不好，产生战略指导上的失误，就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彭德怀之所以能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许多至今仍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来，善于从全局出发筹划和指导战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一，善于从全局出发确定战争行动。彭德怀认为必须首先对战争的全局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防则防，当攻则攻。”(17)如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出兵朝鲜，并侵占我国台湾。我国要不要出兵参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当时中共政治局在讨论这一决策时，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其主要考虑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都不能和美国抗衡，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彭德怀认为，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出兵朝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他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不及时给他以打击，好些动摇的国家和阶层就会倒向美帝国主义方面去。同时他从全局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时指出，美军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他战线太长，从柏林到朝鲜，侵朝兵力有限，“这个力量我们是能抵抗得住的”；美空军、坦克和炮兵占优势，“这是敌人比我们强的地方”，“但在战术方面我们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美军“远涉重洋作战，补给运输困难，来回一次，即需三十八天”；美军进行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民反对，兵心厌战”，“我们是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是正义的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18)。因此从全局上看，我们不但应该积极出兵，而且能够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彭德怀之所以能够指挥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首先源于其高屋建瓴，从战争全局出发分析判断形势，做出行动决策。 　　第二，关照好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协调与衔接。彭德怀认为，着眼战争全局，还要求战争指导者把战争全局中各个局部周密地组织进来，关照好各个战略集团、各个战略阶段之间的关系、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我方全部活动与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等，使之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达成总的战略或战役目的。抗美援朝的一至五次战役，彭德怀在考虑当前战役发展时，就为下一次的战役埋下了伏笔，即在何种态势、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战役行动，不仅着眼于本次战役的得失，更重要的着眼于怎样才能最有利于下一个战役的作战行动。如第二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奠定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彭德怀从全局出发，关照好两个战役之间关系的高超指挥艺术。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将敌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以南，而正当敌全线溃退时，彭德怀却果断地下达了结束战役的命令，并指示各军后撤30～50公里。打了胜利仗，不乘胜追击，反而后撤，这在那些只从战役局部看问题的人觉得不可理解。对此，彭德怀的考虑是：“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了三十至五十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被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乘胜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19)战局的发展正如彭德怀所分析的那样，麦克阿瑟不断收到来自前线的电报：“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因此决定发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他发表广播讲话说“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结果不是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而是被志愿军歼灭2.3万余人，并打退到“三八线”以南。 　　第三，掌握好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关节。战争的全局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而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在驾驭战争的进程中，认真分析比较各个部位和各个阶段在全局中的作用，根据轻重缓急区别对待，把注意力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关节上。只有对这些重要关节把握住了，才能实现其作战方针，达成战略和战役目的。反之，重要关节局部的失利，将对全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乃至招至全局的失败。如在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都特别强调要打好入朝第一仗，确保首战必胜。因为我军面对的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的敌人，与这样的对手较量，还是第一次。因此，夺取初战胜利，这不仅关系到稳定朝鲜战局、利于下一步的战略展开，而且对于树立敢打必胜信心、取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需要全局各个方面精心准备，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节是什么呢?彭德怀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因此，要利用敌判断我参战可能性极小的错误，“在战斗打响之前，绝对保密……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20)。明确规定：“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日4时即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必须有切实检查”，确保不被敌人空中侦察发现。部队入朝后，要“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现”。志愿军派出的侦察部队一律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由于我军伪装措施运用得好，从而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不但赢得了入朝首次战役的胜利，而且为第二次战役中再次出敌不意创造了条件。 　　后来接替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李奇微对此评价说：“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利用隧道、矿井、丛林和村落进行隐蔽。……因为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运动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中国的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还写道：“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很多部队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21) 　　第四，为全局的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利益。战争中，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从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全局形势有利，局部也将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矛盾的时候，突出表现在，为了全局的胜利，需要局部作出更大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局部的指挥员，要从全局利益出发来认识利害得失，坚决服从全局利益的需要，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以局部利益的牺牲换全局利益的重任。在处理局部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坚持团结互助的方针，主张从整体利益出发，从利害与共的原则出发，积极主动地帮助别的部分，反对本位主义。各部分必须在上级和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主动与别的部分取得配合，以保证平时工作的协调。战时的协同动作。片面强调自己方面的重要性，忽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各自为政，互不关照，都是十分有害的”(22)。 　　(三)从局部突破，将局部的胜利扩大为全局的胜利 　　彭德怀认为，无论战略指挥员还是战役、战斗指挥员，在胸有全局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从局部突破。因为任何全局都是由局部组成的，没有一个一个局部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全局的胜利。他指出：“领导人要有全盘工作计划，要有步骤地去进行，要从局部开始。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是全盘的，都要先从消灭敌人一个地碉及一个排一个连开始。接近了前沿才能发展到纵深，部队是不能不经前沿就飞跃进纵深去的。所以作战时不能只看全面而忽视局部。但在作工作计划时应以全局为主，不应先考虑局部而延误全盘计划。而在工作时就应以局部为主，只有有计划地突破点，突破局部，然后才能扩大到面，到取得全局的胜利。”(23)因此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中，要着眼于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他联系西北战场的实际指出，一个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几个军，首先都是从消灭敌人几个伏地碉，几个连，几个营开始的，尤其是消灭胡宗南几十万人首先是从青化砭消灭他一个团和一个旅部开始的。争取大西北的解放，也要从一村、一区、一县做起。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几百架飞机都毫不可怕，但只要有一架飞机飞临我的头上，一个伏地碉、几个敌人在我面前，就得注意。我打不下拦在面前的伏地碉，就不能继续去攻击消灭全部敌人。 　　从局部突破，体现对每一次战役、战斗的高度重视和周密组织。不但要定出正确的作战计划、部署，而且要一项一项检查落实。彭德怀指出：对敌人一个连，一个排，一个机枪手，单独一个伏地碉，都是不应当轻视疏忽的。从局部开始，这个问题虽简单，但常常被忽视。计划的检查、快与慢均须很好的结合。计划了，会开过，方针也定了，但是不检查，工作常常流产。“忽视具体情况与具体准备，更不细心研究取得每个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那只是空喊胜利的官僚主义者。我们要把全局胜利与一个一个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革命力量联系起来，去处理问题”(24)。他特别强调在全局形势有利和部队士气高的情况下，同样不要忽视充分的准备。“军队情绪高是打胜仗的根本条件，但不应把这看成是惟一的条件。士气高，还要看战斗准备、计划、部署及战术、技术的配合，才能打胜仗。情绪高、士气高时就容易疏忽大意，领导人要仔细检查，不要疏忽”。“梁周村战斗士气很高，领导上粗心大意，不看地形，不作具体部署，结果就打不下来。独二旅的领导人曾说：我们的战士似泰山，准把它压碎。但结果就没有压碎，因为我们的战士并不是‘泰山’，而是肉。这就是因为情绪高而疏忽所造成的结果”(25)。 　　三、集中与分散 　　集中与分散，是兵力部署与使用的两种形式。战场上的活力对抗中，战略战术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通过不同时空的兵力集中与分散来体现的。自古以来，没有呆板使用兵力而获胜的。彭德怀认为，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是一种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为战略指挥员不懂得运用兵力中的集中与分散的艺术，就不可能实现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也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一)集中兵力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原则 　　所谓集中兵力，就是把我方分散在各处的兵力在一定时间内调集或使用于一定战场，并在兵力对比上取得对敌优势。古今中外的一切高明的军事家都强调集中兵力，把它作为用兵的根本原则。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认为：“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用兵应“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26)西方著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27)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在决定性的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28)中国革命战争的统帅毛泽东认为，集中兵力，“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彭德怀在指挥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对这一原则有着非常深刻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由弱到强，从战略防御中取得胜利，基本上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此“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29)。 　　集中兵力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根本方法。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它们是歼灭战的中间环节，形成作战形式、用兵原则的有机统一。歼灭战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战法，而集中兵力是达成歼灭战的首要前提。彭德怀指出，在兵力对比上拥有数倍于敌的优势，是打歼灭战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在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没有兵力上绝对优势，要达成歼灭战是不可能的。他一再强凋，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争取在每一次战役、战斗中，都能集中优势兵力，即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30)。 　　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有效途径。毛泽东曾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主动地位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是不能分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战区、一个战役、一次战斗，谁持有力量的优势，就等于握有战场主动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长期处于内线作战的防御地位。只有善于集中兵力，才能将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从而改变敌我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彭德怀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一至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指出，三次反“围剿”作战“白军都占绝对优势，红军绝对劣势”，“白军主动，红军被动”，“但由于红军善于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原则，对于每一次战斗，红军都优于白军几倍。因而在战斗上红军主动，白军被动”(31)。 　　(二)一定条件下的分散兵力是实现集中兵力的前提和保障 　　分散兵力是指根据作战的客观需要，把兵力分为几个部分，用于不同的战场和作战方向，即“化整为零”。彭德怀认为，兵力的分散使用大体是依以下几种情况实施的：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之可能，需要对敌进行普遍的袭扰和破坏时；在敌大兵团进攻面前，由于敌之兵力集中而我之兵力有限需要分散敌之兵力时；遭强敌围攻，一时无法打破其围攻，为着减小目标转移兵力以脱离敌包围时；为保证我在主要攻击方向上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需要在其他方向上对敌进行牵制和阻援时；需要在广大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帮助地方政权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时。显然，这里所说的分散，是指与集中兵力相辅相成的分散，而不是与集中兵力相背离的那种分散。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没有集中，就没有分散，另一方面，没有必要的分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分散保障于集中，服从于集中，是指挥员兵力使用上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 　　应该以我之分散破坏敌之集中。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各个击破才能实现强弱转化，而各个击破的前提是要造成敌人的分散。因此，当敌兵力相当集中时，我要求得战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我之部分兵力分散袭扰敌人进攻部队和袭击敌之供应基地、后方战略要点、交通枢纽要害部位，从而迫使敌分兵加以防范，使其难以集中更多的机动兵力，或迫使其把已经集中起来的兵力再分散开来，为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条件。彭德怀将战争中的这种对策称之为“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即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小组，配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在日军前进或宿营时，进行袭击扰乱，达疲劳削弱敌人。集中主力，采取敌进我进，从敌间隙转换阵地，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32)。 　　在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的同时，还要分散兵力于次要作战方向。无论是在防御作战还是在进攻作战中，没有主要方向上的兵力集中，就难以达成作战的胜利，而要保证主要方向上形成兵力优势，就必须分散部分兵力在次要方向上牵制敌人的兵力，把敌军力量吸引到次要方向上来，以减轻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压力和阻止敌人向我主要作战方向上增援。彭德怀指出：“在突击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劣势兵力，保证以多胜少的原则，切忌平均使用兵力。战斗的胜负决定于主要的方向，到处顾虑，结果没有一处打得好。”同时他又指出，这种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优势，则是要通过我用一定的分散兵力牵制敌人来实现的。“牵制，是以少数兵力吸引敌人多数兵力于自己的当面，而使敌人误认为是主攻。因此，牵制的队伍必须积极动作，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的当面，使突击方面易于奏效”(33)。 　　应该把握集中与分散的“度”。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战斗上，兵力使用上的集中与分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防止绝对的集中与分散。在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战役、战斗时，必须有适当的分散兵力去关照其他与之有关的方向。在主要以分散兵力行动时，亦应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在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平均分散，以应付可能的事变。因此集中兵力并不是集中的数量越多越好，分散兵力也不是越分散越好，总的要求是要从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作战态势出发，以有利于达成作战企图为着眼点。从集中兵力来说，由于作战目标、作战企图(歼灭战还是击溃战)、作战地形、作战形式(攻进还是防御、运动之敌还是驻止之敌)的不同，兵力集中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优势也是不同的。同时，战争力量不仅是一个兵力对比问题，而包括武器装备、军队士气、指挥能力等在内综合因素。兵力集中的多少，应以在综合力量上占有作战企图要求达到的优势为“度”。分散兵力亦应根据敌情和任务以确定适当的规模。彭德怀在论述红军游击作战中的分散时指出：“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类穿山甲，倘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抵御，……以三四十人一股为适宜。”但“有特殊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适宜于一二十人枪为一股，方能行动敏捷迅速。”(34) 　　(三)从客观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指出：“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要根据战争进程的发展，当利于集中则集中，利于分散则分散。1940年9月，他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从兵力集中与分散的角度，对百团大战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回顾，深刻阐述了八路军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兵力集中与分散的高超艺术。他指出，百团大战以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曾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战略时期——平型关的胜利到粉碎九路围攻。基本上集中兵力、协同友军打击敌人。基本上是有后方的正面作战。但仍有相当在一部分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这个时期是处在整个抗战第一阶段的开始及其进行中，是敌人疯狂进攻的时期。当时我们基本上集中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 　　(1)友军缺乏与兵器精良的敌军作战的经验，形成严重混乱与恐慌，尤其是在华北方面被敌截断交通的兵团更甚。因此，我们集中力量协助友军，争取某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打击惟武器论和亡国论，提高抗战情绪，减少友军恐慌和混乱情形；特别是要帮助后方被截断的友军，使之安心，不为敌算。 　　(2)我们要在战争第一阶段(敌进攻我防御阶段)中，尽量削弱敌人，造成第二阶段条件的到来。 　　(3)在华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是我们党对八路军确定的任务。协同友军，多削弱敌人，是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利的。 　　第二战略时期——粉碎九路围攻到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这个时期华北敌人有某种程度的削弱，交通破坏亦未完全恢复，敌占据战线亦不巩固，敌需一个时期消除疲劳，补充部队，恢复交通，巩固战线。我八路军全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但还进行了部分运动战。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分散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 　　(1)利用敌人力量削弱的时机，放手分散，猛烈扩大，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消灭伪军，瓦解会道门和土匪，打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 　　(2)在广大敌占区，如不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巩固敌后抗日基础，任听敌人安稳占领，则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毒计可能成为事实。 　　(3)徐州英勇会战、长江两岸坚决抵抗，使敌寇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与打击，华北敌军有部分南调。武汉失守后敌亦有相当严重的疲劳，均有利我放手分散，猛烈发展。 　　第三战略时期——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到百团大战的开始。这一时期是敌人占领武汉后，已受到我游击战发展之威胁，虽在疲劳中，仍回师华北，加紧扫荡。同时，国内破坏抗战的分子，亦于此时乘机大肆活动。我分散与集中相对平衡，但在地域与时间上均有所不同。我们当时改为相当集中作战，根据以下两个理由： 　　(1)为着迎击敌人当时的“扫荡”和争取反“扫荡”的胜利，以便更多的吸引敌人，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兵力必须相当集中。 　　(2)我们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将正规军分散成许多游击军，数量上虽然得到很大发展，质量上却有某种程度的降低。……所以使它分散到一定程度，应集中整理训练，提高军队质量。如果只注意数量的扩大，而不注意质量的提高，就有严重危险存在。 　　很显然，没有第二时期的上述集中，是不能粉碎敌人一年来的长期反复“扫荡”，不能打击投降派对根据地的破坏和对八路军的进攻的，更不会有百团大战的胜利了。(35) 　　四、计划性与灵活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战争舞台上的活力对抗中，这种“预”即表现为作战行动的计划性。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历史，无一军事胜利不是精心运筹、周密计划的结果。“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重要的作战原则。然而，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是战场上活力对抗的最显著的特征，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是重要情况都“计划”进去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有灵活性。只有把计划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来，才能真正做到应付自如。彭德怀正是善于将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他对计划性与灵活性两者辩证关系的把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制胜的把握产生于周密的计划 　　计划性，就是对战争双方力量的计算、分析，以及对战争进程、结局的预测、准备。它包括战略战术、作战方针、作战方案等。彭德怀强调：“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36)他批评那些虽有决心却无周密计划的人：“有些同志常爱说‘不完成任务。你杀我的头。’这虽然也表示愿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决心，但仅仅只有这样勇敢的决心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勇敢的决心上考虑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37)科学周密的计划来源于对敌我情况的真正掌握。掌握真实可靠与作战有关的各种情况是制定可行性作战计划的客观基础。在作战活动中，作战计划不是指挥员凭空产生的，而是掌握大量客观情况以后，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做出的决断。在战场上，各方面情况若明若暗，真伪并存，要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并非易事。彭德怀指出：“因为军事行动敌我双方都有伪装，即‘兵不厌诈’。因此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如敌军数量、援军远近、技术装备、训练程度、指挥者的能力、精神状态、内部关系、具体部署。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38)同时还强调，要充分认识作战情况的动态性，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在战场，敌对双方的情况无时不处在变化中，不仅敌方情况会变，而且我方情况也会变；不仅有形因素会变，而且无形因素也会变。这就是战场活力对抗的特点。因此在定下作战决心、形成作战计划和展开作战行动时，必须及时了解掌握正在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新的分析判断，研究出新的对策。 　　要善于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依靠集体智慧形成正确的作战方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多么高明的指挥员，对战场情况的掌握和分析也不可能是十分全面准确的，其决策也难免有误算之处。彭德怀特别强调作战决心、计划、方案的形成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 　　(二)灵活性是创造性执行作战计划、完成作战任务的灵魂 　　灵活性是指依据作战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变通、补充、修订以至改变作战计划，以确保作战任务的完成。彭德怀曾提出，一支军队要做到不可战胜，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中的第三条就是“要有机警灵活的指挥”(39)。他认为无论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其作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都必须具有灵活性。作战计划本身不具有灵活性或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缺乏“灵活性”、“主动性”、“自动性”，是不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只有依据客观情况，灵活运用作战原则、方针和灵活执行计划、方案，才能克敌制胜。 　　首先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应该把灵活性考虑在内。这就是说，在制定作战计划方案时，除了依据战争中那些确定性、固定性、必然性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体现在计划方案中。就是要有几个方案，几种打算、几手准备。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尽可能地想得周全些，以提出不同情况下的应变措施。但即使如此，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完全像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所以要想把计划搞得太细、太具体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作计划时，要给实施计划留有余地。这种余地就是幅度，就是给执行计划留有自由度。只有在制定计划时也把灵活性考虑在内，才能利于计划的实现。 　　执行计划过程中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修订原来的作战方案。由于战争情况的确实性是有限度的，敌我双方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动之中，其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因此彭德怀指出：“当时情况确实有了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40) 　　彭德怀认为，作战指挥中的灵活性还要求“上级指挥员应给下级以较大机动，不要令下级事事都待命令”(41)。在作战中强调作战计划的权威性和执行作战计划的严肃性具体表现为坚持统一指挥。坚持统一指挥，这是统一全军的作战行动，发挥诸军兵种整体威力，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但同时，又必须赋予下级机动权，即通常所说的临机处置权。彭德怀在《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缚束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42)为此他要求“上级给下级的命令不应过分死板，要给以较大的活动可能。一般的最好给以训令”。“上级对下级因机动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时，也不应过分责备，应当鼓励这种自动性”(43)。 　　作为下级指挥员，则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出现有利战机或遇到不利敌情时，敢于机断专行。彭德怀将此称之为“自动性”。他指出：“一个良好的指挥员必须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好的指挥员不但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主动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而且在共同作战的友军陷入危险的时候，必须不待命令，自动地驰往应援。他举例说，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向炮火、机关枪射击猛烈的方向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的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能独立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有利条件，自己也时常陷入被动，因此“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命守法，不图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44)。 　　(三)正确处理指挥权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上下之间指挥权集中统一同适当分散之间的关系。彭德怀指出：我军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和指挥关系，应该是高度的统一集中和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相结合。对于高一级的领导机关来说，必须把那些对全局和整体有重大关系的权限坚决地集中起来，防止分散主义；同时又要恰当地考虑和照顾局部具体情况，凡是应当下放的权限，就要坚决地放下去，实行按级负责，避免统得过死和绝对集中主义。对于一切被领导的部队和机关来说，必须坚决地服从整体利益，服从统一的指挥和领导，防止本位主义；同时又要善于依据总的意图，在统一领导的原则下，结合实际情况，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地执行指示和命令。平时工作如此，战时也是这样。情况复杂而且变化很快。这样，一方面，高度的集中指挥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指挥上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也相对地显得重要。不集中、不统一、不协调、不主动地积极配合，机械执行和等待命令，在战时会丧失战机，在平时要延误工作。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⑦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⑧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⑩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1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322页。 　　(1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2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21) [美]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8页。 　　(2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15页。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2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2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页。 　　(26) 《孙子兵法·虚实篇》。 　　(27) 《战争论》第l卷，战士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页。 　　(28)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1页。 　　(2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3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3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2页。 　　(3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3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3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3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5页。 　　(3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3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3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3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4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4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4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 　　(4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4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