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文化部艺术局林毓熙、苏伟光来富平观看《两家亲》并座谈(右二为苏伟光、右三为林毓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阿宫腔和全国戏剧界一样，演出传统戏的服饰被逼焚毁，阿宫腔的代表剧目《王魁负义》等戏遭到严厉批判。并和当时全国批判“鬼戏”的舆论遥相呼应，甚至发出“鬼戏演进中南海，居心何在?”的质问，进而又加上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张目的罪名。寒流阵阵，罪名重重，辉煌无人敢提，翻高遏低之声被批为靡靡之音，富平阿宫剧团也更名为“红旗文工团”。剧团党支部书记李彦芳为阿宫腔搬上大舞台呕心沥血，创下阿宫腔历史辉煌的好领头人不幸遇难。剧团副团长、县团唯一的“秀才”王玉珊同志，曾为剧团改编《王魁负义》《女巡按》等多个剧目，也被加上莫须有的“历史问题”罪名，遭受批斗，后积郁成疾，正值50多岁的创作盛年不幸离世。一批正处于艺术青春期的优秀演职人员遭到扼制，失去了宝贵的艺术创新年华。有的如当初进京的主演刘宝琴、李珍珠、赵云侠等相继离开剧团。一时生气勃勃的阿宫腔横遭风雨，厄运连连，以致在美原镇演出《槐树庄》入场前，竟发生踩踏死亡37人的悲惨事故，全国震惊。时后30多年有亲历者耿翔先生写的《血泪槐树庄》，读之仍令人惊心泪下。这是阿宫腔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处于困境的阿宫腔，开始学习上演革命样板戏。当时的学习上演，只许照搬，不能“走样”，一点点的艺术创造都会从政治动机方面予以严究。这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杜鹃山》等，特别是《杜鹃山》的排演，使阿宫腔重现生机，并在阿宫腔演出现代剧方面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不失京剧《杜鹃山》艺术表演的规范下，音乐唱腔努力化入阿宫腔的音乐特色，着力在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上下工夫，冯碧茹《情深如海》、张建章《哭大江》的唱腔受到专家好评和群众欢迎。1974年参加陕西省文艺调演大会，陕西广播电台转播演出实况。
　　这一时期的富平阿宫腔皮影团仍坚持在农村流动演出。在1964年禁演传统戏后，也开始用皮影试演现代戏，曾以皮影造型有损英雄形象被禁演现代戏。“文革”后期，又重新试排了《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斗鸠山》和《九江颂》中《后山访旱》等戏剧选场，下乡为群众演出，后又参加渭南地区皮影会演，并开始应用幻灯作光源和舞美置景的技术革新。1975年11月，参加陕西省木偶皮影选拔演出，演出《常青指路》《情深如海》《闸上风云》选场。后赴京参加全国木偶皮影观摩调演大会，在北京儿童剧院演出《情深如海》等。同时，也学习外地皮影改革经验，在利用日光灯作光源，大影人制作等方面作了改进。王开文、段明侠、杨瑞侠等人在阿宫腔皮影戏的继承和创新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文革”后期的移植改编剧目除了革命样板戏之外，可供上演的大型剧目很少，投资排演困难重重。而小戏创作开始活跃，先后有阿宫腔《兵发十八湾》《麦收时节》《良种新曲》等剧目参加省地举办的陕西省现代戏会演和学大寨题材专题调演。这几个小戏的创作受当时推行的“三突出”创作意识影响，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艺术上没有新的创造，但这是阿宫腔在“文革”冲击下第一次通过层层审查的演出，它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文革”中强加给阿宫腔的种种“罪名”已经取消，二是地方戏曲开始受到重视，于多年的雪压冰封中露出一点生机。
　　出 处：阿宫腔——最后的玉兰花/曾长安编著.—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