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据专家考证，都是上古人类的占卜辞，稍后出现的《山海经》《易经》，也和占卜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繁衍的神秘文化，是对人性的张显，是人性对自然的抗争，是人类谋求和谐发展时对大自然的妥协，这种妥协的心态和理念逐渐演变成避凶趋吉的传统风俗。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逐渐形成的心理信仰、习惯势力、群体趋同力所凝汇成的巨大的驱策力量，使这种风俗越演越烈。这种风俗表现最突出的事象是“禁忌”。反过来说，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
　　人们对禁忌，通常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崇高的、神圣的，唯具崇高和神圣而凛然不可侵犯；二是神秘的、危险的、不洁的、禁止的。因为禁忌具有这两重含义，人类为了生存，潜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功能，就在种种警戒的潜意识中发挥出来，不断地扩大禁忌现象并创造出相应的避凶趋吉的“法术”来。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傩文化就是在禁忌的土壤中培育出的避凶趋吉的“法术”。并由此而推断，汉中跳端公也是为禁忌现象应运而生的，是“避邪术”的一种。从主观上说，避凶趋吉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禁忌本身，与它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禁忌现象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打上了民族心理的烙印。不同的禁忌现象又反映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背景。就如汉宫廷的“大傩仪”和“乡人傩”不同一样，汉中跳端公这种傩仪本身就是民间“驱邪”的祭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汉中跳端公最常见的场面中，如“祛病”“逐疫”“禳灾”“过关”“躲煞”等，所有施法术的事主们的唯一心愿就是“避邪求吉”。老百姓常说“生老病死，祸福不定”，所以说求福避祸是人之常情，是人的最大的心理需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禁忌的观念和习俗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因而禁忌的实际内容、禁忌的重点，禁忌对于人类生活、人类文化所起的作用等，也在发生着种种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总的来说与外界环境、人类自身的进化、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是密切相关的。
　　人类现在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与几千年几万年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同样是生存问题，同样是防备灾难的警戒，人们实际上需要面对的“敌手”已经面目全非了，许多曾经是最严格的“禁忌”信条已经在无形中被自然而然地抛弃了、淡化了，有些我们今天再也无法体验到甚至难以想象了，历史的大潮已经永久地将那些禁忌席卷而去。但同时，历史又将许多新的禁忌补充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我们同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它们排除出去，那些至今仍存在的疑点，那些现在科学水平还无法解答的难题，那些心理上、信仰上、精神上需要排解的郁闷的情结仍是禁忌的大网，牢牢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小人群，时常生活在困窘的生存环境之中，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思想观念愚昧是他们无法排除的生存障碍。他们的禁忌观念或许更广泛，所以要求改善的欲望也会特别地强烈，他们追求解脱的方式自然是古老的、传统的、民间的、廉价的，跳端公的“法术”自然符合他们的需要，但能否就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呢?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满足他们心理上的平衡和获得精神上的麻醉。
　　笔者在对汉中跳端公的研究中发现，跳端公所追求的目标，非常适合人们求福避祸的心理需要，与它追求的目标相适应的手法也很奇特。主要方法有：一是驱邪法，即祈求福神、喜神、正神、善神以绝对的力量驱除或消灭灾星邪崇、妖魔鬼怪等。二是禳解法，即把已成事实的祸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是邀宠法，即虔诚地向有能力的大神祭祀、祷告、祝颂以求得法力相助。而跳端公的一切程式都是为这三个招术服务的。设坛祭神、请神，打卦问吉凶、推病理，画符、念咒、施法术，娱神、谢神送神等，其中充满了歌舞鼓乐的欢娱场面、阴阴阳阳的神秘氛围、莫明其妙的奇怪动作。其实，这些已经程式化的仪式是为所追求的目标服务的。常言说：“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而跳端公的所有门道并不是虚设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有象征意义，这也是神秘文化中的另一层蕴涵。从单纯的“避邪”文化来说，大多数“避邪术”是被动的，而跳端公则是古人推崇的“驱邪术”，是主动的。由此，笔者以为，跳端公的最大追求是避邪趋吉。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科学发达的社会中，依然有它的生存环境。当然，总有一天，它会消失，可它遗存的信息将会被人类研究利用，这种信息还将融汇到未来的神秘文化中。
　　出 处：陕南端公/王继胜，王明新，王李云编著.—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