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老而悠久的先秦文化
　　陕西的历史文化古老而悠久。在音乐方面，《吕氏春秋·古乐篇》及《史记·五帝记》中均有“昔黄帝令伶伦作吕律”等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和资料表明，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氏族部落以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长安县客省庄的先民们就已能创造原始乐器陶哨、陶埙以及陶钟等乐器。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原始的歌舞、乐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古都长安的周原到渭河沿岸许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原始乐器告诉我们，远在商、周时期，陕西就已有了钟磬之乐。西周灭商在陕西的丰镐建都以后，出现了歌颂周武王伐纣的乐舞《大武》(《乐记》)。周成王时制订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记·周本纪》)，建立了宫廷雅乐体系和规模庞大的皇家乐舞教习机构——大司乐。周代，民间歌谣相当丰富，《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之《秦风》、《豳风》即为今陕西境内流行的民歌；《小雅》、《大雅》、《周颂》等合乐、舞、诗三者为一体的乐舞形式则是西周王畿的乐歌。
　　1954年，西安沣镐西周墓葬出土的透雕铜牌上，就镌有两人相抱，互相要把对方摔倒的角抵图象。这说明周代除乐舞活动外，还存在着角力和竞技表演。另外，据《诗经》所载，周代乐器已发展到29种，有鼓、钟、磬、缶、柷、铃等打击乐器以及箫、管、籥、笙等吹奏乐器，所有这些乐器均被广泛用于乐舞演出中。
　　周初到春秋战国时期，乐舞这一形式不仅在陕西各地普遍流行，而且有所发展和提高。春秋战国后期，秦缪公以礼乐治国，当时陕西的民间乐舞非常活跃，公元前237年《史记·李斯列传》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形象地记述了古代秦人在弹弦乐器筝和打击乐器瓮、缶伴奏下，拍着自己的大腿，尽情歌唱的热闹场面。
　　秦代，建都咸阳，1975年从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错金银铜钟一枚，钟通高128mm，钮高38mm，钮外侧刻有秦篆“乐府”二字。此发现证实了秦代我国已设有以乐府为名的音乐机构，当时陕西的音乐文化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乐舞活动在关中各地十分盛行，场面宏大。《三辅黄图》卷一载，仅上林苑宫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灵，千人唱，万人和”。
　　(二)汉唐乐舞、百戏散乐及说唱艺术
　　汉武帝时期，在长安西部上林苑设立了专供帝王游乐的庞大的音乐机构——乐府。乐府的设立，在广泛搜集民间音乐方面，成绩斐然。当时，陕西民间产生了一种“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后逐渐发展为融歌、舞乐于一体的演唱、演奏形式——相和大曲。经汉乐府采录、整理的《陌上桑》，就是其中最有代表的名篇佳作。
　　汉代，京城长安为歌舞百戏演出的中心。张衡在《西京赋》中谈到，仅长安演出的百戏就多达十余种。“百戏”热活动在全国各地迅猛掀起，演出十分活跃，尤其在陕西境内普遍流行。陕北榆林各县出土的多块画像石，形象生动、造型优美。如绥德汉墓出土的一块七盘舞画像石，上有一鼓八盘，分三行排列，两人在舞，一人着长袖罗衣，登盘表演，另一舞者则头戴尖顶帽，如侏儒形象，似在插科打诨。这些画像石也充分说明了当时陕西境内歌舞百戏的多种形式及演出盛况。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歌舞百戏在京城长安乃至全国得以流行的同时，在三辅地区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有人物、有故事、带化妆、按角色表演的“角牴戏”——《东海黄公》，有人与虎斗的角力表演，重点塑造了黄公这一人物形象。《东海黄公》的出现，与其它百戏相比，显然已具有明显的戏曲因素。汉武帝把这出民间“百戏”搬进宫廷，常在平乐观演出，以它来招徕“四方来宾”。《西京杂记》云：“三辅人俗目以为戏，汉武帝亦取以为角牴之戏焉”。
　　隋唐时期，民间歌舞中又出现了带有故事情节的《参军戏》、《踏摇娘》等作品。《乐府杂录》：“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为之经年乃放。”《太平御览》引《乐府杂录》云：“‘踏摇娘’者，生于隋末。长河内人，貌丑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夫之容，妻悲诉而摇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制也。”对《踏摇娘》的表演形式《教坊记》中描写道：“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摇娘苦和来!’”。
　　唐代，长安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音乐家、舞蹈家云集的地方。唐长安设教坊、梨园，以中官为教坊使，专管歌舞、散乐(隋唐时将百戏改称为散乐，包括各种民间技艺、歌舞杂技等)，教习法曲。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在梨园教授法曲。《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弟子，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院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据崔令钦《教坊记》载，当时长安教坊共有各类散乐人员11409人。梨园又分禁苑梨园、宫内梨园、太常梨园和梨园新部四部，仅乐工就有2000余人。无论是散乐艺人还是法曲乐工，多来自陕西民间，名气最大的有三原戴竿妇人王大娘。宋人纪敏夫在《唐诗纪事》中这样赞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旧唐书·卷八四》载：“高宗上元元年(674)，御翔鸾阁观酉甫。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棚，帝令雍王贤为东棚，周王讳为西棚，务以角胜为乐。”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散乐》载，当时长安和关中各地常演的节目相当丰富，有代面、钵头、踏摇娘、羊头浑脱、九头狮子、傀儡戏、排闼戏、假妇戏、猿骑戏、瞋面戏和角力、冲挟、蹴鞠、*(左纟右亘)戏、弄枪、拗腰以及法曲和乐舞等。
　　唐代，京城长安盛行的乐舞百戏，在艺术门类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归类，如百戏中分有歌舞戏、滑稽戏、傀儡戏以及杂技等。另外，说唱艺术也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另一艺术品种。
　　入唐以后，曲子已成为陕西境内广为流传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白居易《杨柳枝词》诗云：“《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真实的描写了当时曲子词流行的盛况。
　　据敦煌石窟发现的资料表明，唐代曲子的歌词形式有齐言(七言、五言)体、也有长短句。曲子结构既有单曲体又有多曲体联缀。曲子的歌词约590余首，涉及的曲调约80首，如《风云归》、《天仙子》、《竹枝子》、《破阵子》、《柳青娘》、《西江月》、《洞仙歌》、等。尤其是敦煌曲子中依月份、时序写作的曲调，象《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与后世许多曲牌相似。如迷胡(陕西也称眉户、曲子)中的《十二将》、《五更鸟》、《姐儿思情》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代变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说唱艺术的发展和逐渐成熟。变文原为佛教僧众宣讲教义时采用的一种俗讲形式。由于唐代俗讲活动的兴盛，当时长安涌现出了以文溆僧为代表的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说唱艺术家。赵璘《因话录》载：“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论经，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写道：“长庆中，俗讲僧人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当时流行的变文有《秋胡变文》、《一枝花变文》、《王昭君变文》等，佛教变文有《阿弥陀经变文》以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关于俗讲所用曲调则大多为当时民间流行的时声、旧曲。《续高僧传》载：“六朝经师多斟酌旧声，自拢新异。至隋唐以来，则反俯就时声，同于郑卫之音，转经至此，已与散乐无别。”
　　汉唐时期，陕西作为京都所在之地，乐舞百戏的兴盛以及说唱艺术——曲子，变文等的发展，都为后世陕西戏曲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营养。
　　(三)北曲杂剧在陕西的流播及影响
　　宋代是中国戏曲艺术逐渐形成的时期。京都东迁，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全国各地不少大小城市(镇)相继形成，民间艺人及多种艺术形式也由农村随之进入城镇，这时，城镇中茶楼酒肆、瓦舍勾栏应运而生，使长期流行于农村的民间艺术、歌舞百戏等，有了较为固定的演出活动场所。
　　从北宋建立到靖康之变的一百六、七十年间，乐舞、百戏、杂剧演出频繁。如解经邦《敕封五岳法王行实碑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韩城建法王庙，清明会有八社，倡优歌舞错落有致。”清道光《大荔县志》卷四载：“真宗咸丰元年(998)，大荔县桥渡、安武二村修关帝庙，正、二月望日赛神，社鼓喧阗，人烟辐辏。”清·乾隆十一年《洛南县志》中也载有金前和金后当时各类艺术形式在当地和异地演出的描述。
　　元代，北曲杂剧在三秦各地大放异彩。据《汉中戏剧志·志略·文物古迹》记载，汉中勉县北宋墓出土的铜镜和两块雕砖(同出一墓)，其中铜镜背面上雕有神楼和贡器，左、右两侧各四人，均作说唱表演。中下一人头顶贡盘，祥和而立，共同作场祭神。两块雕砖，一块为演剧图，另一块为奏乐图。这说明北杂剧不只局限于关中地区，而在整个陕西范围内均有流行。
　　戏楼、乐台的建成，为各类艺术形式提供了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也可以说是戏曲形成、发展、逐渐成熟的标志。陕西境内，现有的不少戏楼、乐台均为宋、金、元时期修建的。如北宋政和八年，大荔县建筑的东岳岱祠乐楼(清康熙五十一年王兆鳌《重修朝邑县后志》)，仁宗庆历元年大荔文庙修建的露台(道光《大荔县志·卷八》)，南宋景定五年至元·至元十七年(1264——1280)修建的韩城县三圣庙戏楼(明《重修三圣庙碑记》)，以及岐山县周公庙戏楼(明《重修庙碑记》)等。至今保存完好。这些戏楼、乐台与神庙都是南北相对建立的，在陕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城隍庙对戏楼。”
　　元代以后，陕西各地的北曲杂剧艺术人才不断涌现，当时有影响的元杂剧作家红字李二就是其中之一，著有“绿林杂剧”，创作了《梁山伯壮士病杨雄》、《板踏儿黑旋风》、《窄袖儿武松》、《全火儿张弘》、《折担儿武松打虎》等五种杂剧(明天一阁《录鬼簿》)。此外，还与北曲杂剧作家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合撰杂剧《黄梁簿》(元钟嗣成《录鬼簿》)。颇有影响、深受人们喜爱的北曲演员有卢纲(陕西咸阳人)、叶梧秦(陕西人)等，对于他们的演唱，《太和正音谱》中作了具体的评述。当时被人们称为“关中四杰”的北曲演员有王天棋、郭时中、李庭和郭镐。
　　宋、元时期，除北曲杂剧广为流行、迅速发展外，元代又有锣鼓杂剧以及说道情等艺术形式在陕西民间萌生。清人安锡候《壬辰春社》诗云：“舞蹈跻春台，溯源金大定。饶鼓传呵护，时和庆丰收。”锣鼓杂剧以吟诵为主，无弦乐伴奏，武场的伴奏乐器基本上同于民间社火通用的大铙、大鼓等。
　　明初至明中叶，北曲杂剧的演出活动在陕西各地仍占着重要的地位。由明代中叶起，康海、王九思的出现，对陕西地方戏曲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武宗正德年间，武功康海(1475——1540)和户县王九思(1468——1551)先后以刘瑾事被罢官归里，在家乡“每相聚沜东杜户间，挟声伎酣歌，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明史·康海传》)，二人“相遇过从谈燕、徵歌度曲，以相娱乐。敬夫(王九思)将填词，以厚资募国工。杜门学接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而出之。德涵(康海)尤妙于歌弹，酒酣以往，*(左扌右刍)弹按歌，更赵为俦，老乐工皆击节目谓弗如也①，”康海撰有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贞烈》。另有小令250首、散曲套数40首、南曲1首，均收入散曲集《沜东乐府》。王九思创作《中山狼》院本一折，《杜甫游春》杂剧一本，还有《碧山乐府》(上、下两卷)等。至今在陕西关中一带，尤其是户县、周至、武功等地仍流传着“康状元(康海)演杂剧、王学士(王九思)念曲子”的故事。
　　①引钱廉益(1852—1664)《列朝诗集小传》。
　　出 处：陕西戏曲音乐概论/许德宝编著.—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