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无疑是长安戏曲艺术的代表。这不管是从它的历史或现实去看，还是从它艺术造诣以至艺术精神上去考察，或者从它在国内的影响上去探究，都可以说是无可争议的。
　　秦腔古名秦声，是以秦声为声腔体系的秦声歌舞戏。它形成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的唐都城长安，有以下三个无容辩斥的事例。这就是：
　　一、震撼朝野的长安秦声“旱税”；
　　二、风靡大唐梨园的长安秦声杂戏；
　　三、可以作为活化石的长安宗教戏《太子成道》。①
　　在曲式结构上，它开始从唐代盛行的大曲的曲牌联缀和板腔变化交互使用中，蜕变为单纯的板腔变换体。这一伟大的创造，为中国戏曲的音乐结构与故事情节的圆满结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板式结构上吸收借鉴唐人近体七言诗律与变文七字十字上下格局的艺术营养，奠定了秦腔板式的基础。宋代的《串梆子》，进一步发展壮大，到了金元时期，已有了慢、快、中、滚等多种板式，接着又把当时十分盛行的北曲联套音乐吸收改变为自己的伴奏音乐与曲牌音乐，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明代的成熟与兴盛，清代的鼎盛与作为剧坛盟主，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秦腔热”，影响了当时许多地方剧种的形成发展。作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就是指秦腔和由它哺育下的梆子腔系列剧种。它也广为流传，海外咸知，清游大江南北。
　　声腔上的这一特点，也为戏曲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积累剧目达近万种(本)。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与规范，流派的陆续出现，艺人的大批涌现，班社的广播西北五省区与毗邻的许多省区，数以万计。乾隆时期的西安一地就有“梨园三十六”。演出场所从广场到戏楼，以至成为许多庙宇整体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明清两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秦商文化的迅速发展，会馆遍及国中，秦腔又成为商品贸易的推动力之一。今天仍有遗迹的自贡的西秦会馆，河南社旗的陕西会馆，江苏苏州的山陕会馆，北京的陕西会馆，都是它的见证。到了20世纪，在我国文学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大潮中，在西安出现的陕西易俗社，明确宣布它的宗旨是：“移风易俗”，以秦腔“开发民智”、“补助社会教育”。它的创始人如李桐轩、孙仁玉等，不仅是早期同盟会成员，而且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早在清光绪年间，西北地区的一批留日学子，就在自己创办的革命刊物《夏声》《秦陇》等上，呼吁戏曲革命，并着手工作。回国后，又同国内的革命同志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戏曲革命团体的易俗社，在成立后的几十年间，竭思熟虑，精诚团结，在戏曲革命，特别是秦腔的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们组织和团结了大批有志于这一事业的作家，形成了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作家队伍(人称秦腔剧作家群)，创作了各类剧目总计达六百余种。很多剧目享誉国内外，成为20世纪中国戏曲的精品。培养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各类演员六百多名，其中不少人成为西北五省区和全国颇有影响的秦腔艺术家(如衰派老生中的一绝刘毓中，“西北梅兰芳”王天民，与梅兰芳齐名的“西刘”刘箴俗，丑角大王马平民及沈和中、宋上华等)，秦腔艺术的推动者与导演。他们对秦腔艺术的许多改革，不仅迅速地推向国中，而且成为样板。1942年以后，在陕甘宁边区发动并结出硕果的“新秦腔”运动，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作出了显著成果。
　　西安易俗社继承了唐代梨园的优良传统，并把自己的活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排除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和开创着新时期的秦腔艺术的新局面，为中国戏曲史和长安戏曲开辟了新的一页。也可说，易俗社就是20世纪的新“梨园”。
　　① 见拙稿《变文与秦腔》。《西安戏剧》1998年第3期。
　　出处：古都西安 长安戏曲 / 焦文彬著.—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