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进行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实际应是一个再创作和超越前人的过程。在党的领导下，多少年来关于戏曲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提供了不少良好的例证。最近看到马健翎同志改编、陕西戏曲赴京演出团第二团演出的秦腔《赵氏孤儿》，更加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马本《赵氏孤儿》主要是根据元曲、昆曲《赵氏孤儿记》并集陕西同州梆子、西路梆子、中路梆子的老本之长改编的。元曲《赵氏孤儿记》早就是有国际影响的名作，剧中塑造了许多为正义而斗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英烈形象。全国戏曲剧种差不多都有这个剧目，特别是秦腔、京剧、川剧的《八义图》影响较大，马本进行了博采众长的工作。
　　马本并没有受各种老本的局限，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站得更高，以新的观点，明确主题，分析人物和处理情节，使剧本结构更加精密，矛盾更加合情合理，人物形象也更丰满和充实，使之更具有震动人心的思想力量。马本中从同州梆子移植了“朝房”一场，并新增了“赵盾忧国训子”“孤儿耀武打雁”“里应外合大报仇”等场目。元曲、昆曲和秦腔老本全剧达四十余折之多，秦腔老本也有前紧后松的毛病。马本对于老本“陷害”“托孤”“搜孤”“救孤”“拷打卜凤”“公孙死节”“挂画杀子”等场都创造性地进行了改动和丰富，全剧不过十二场戏，却使表现中国人民的舍己为人、为正义而斗争的优美道德传统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了。老本原是歌颂了八个义士的，马本对于锄麂、灵辄、韩厥等人虽也有所表现，但却集中力量刻画了卜凤、程婴、公孙杵臼三个人的英雄形象，由于剧情矛盾紧密环绕着主题思想一气呵成地发展下去，不枝不蔓，线路清楚，就更突出了主题思想。程婴自我牺牲忍辱负重的精神表现了古代人民斗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特别是在“拷打卜凤”“屈打程婴”两场中，卜凤和韩厥对程婴发生误会的情节真是使人心胆欲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马本在老本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程婴的形象和深刻的思想性。
　　在老本中，赵盾父子并没有死，而是逃遁在外，云游天下。马本把他们都处理成被害死了。这是很精明的处理，因为这样不但使情节更加充实，最重要的是加深了悲剧意义。
　　秦腔老本中孤儿是由程婴抱养，隐居玉山。马本根据元曲、昆曲本和京剧、川剧等剧本处理成孤儿由屠岸贾收为养子，这样处理表现了屠岸贾患生肘腋、懵懂无知，而且使情节更加连结集中，加深了矛盾斗争的尖锐和复杂性。这种处理对于程婴的形象并无损伤，却对程婴的斗争机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表现，有人说这样做会伤害了程婴和孤儿形象，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程婴“寄人篱下”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投靠敌人；而是孤忠一点，任重致远，隐蔽的发展有生力量，坚定不移地志在消灭敌人。至于孤儿，那时还在襁褓之中，茫然不知，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了解往事的时候，便立即手刃仇雠，是非界限不是极鲜明吗？因此，屠岸贾收子的情节，对孤儿的形象，并无损伤，这也是很显然的。当然，根据主题需要在情节上可有各种不同的处理，但是比较起来，元曲、昆曲本和旧剧本关于这一情节的处理，还是比较好的，马本大胆地弥补了秦腔的不足，应该肯定它的积极作用。
　　秦腔老本原有“盘门”“舍子”两场，在马本中把它删除了；可能是由于篇幅和时间的关系。如果篇幅和时间允许，当然收入也无不可，即使收入，也不必要原封不动。我认为把这两场戏割爱，对于剧情发展并无妨碍，反而显得干净利落。因为老本“盘门”虽然对救孤的曲折性不无作用，但在这场戏中使孤儿在众目睽睽中过早暴露，对于剧情的发展是有害处的；“舍子”固然是好戏，但也不一定收入，现在作为暗场处理，也是可以的，因为“娘难舍儿”的感情完全可以借重观众的联想能力。由于篇幅所限，就不能不忍痛割爱，这大概也是“有所不为才有所为”的道理，因为节外生枝还可能写出一些片断性的好戏，例如“锄麂触槐”“獒扑赵盾”，甚至公孙杵臼夫妇死别等等都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戏来，但从全剧看来，就不一定是需要的，因此可有可无的场子还是以割爱为好。
　　马本“孤儿打雁”一场是根据元曲本“北邙会猎”发展而成的，这场戏着重刻画了屠岸贾和程婴在孤儿身上体现出来的两条完全相反的教育路线的斗争。这不仅刻画了孤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矛盾精神状态，而且也加深了戏剧的悲剧性和曲折性，特别是对于程婴的用心之苦大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通篇看来，改编者异常注重表现生活矛盾的深度，务使事件和性格之间的冲突，从生活的真实性出发，使它更突出，更尖锐，更集中，更典型，也就更加显示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形象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赵氏孤儿》的改编工作中的独创精神，使我们又一次得到有益的启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珍爱遗产，继承传统，但是真正的珍爱遗产和继承传统是在于根据“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原则，将遗产中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不能躺在所谓“传统”上面，抱残守缺，新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有勇气破除这种迷信，对于遗产严肃地进行整理改编工作，大胆地删除和增益，大胆地“推陈出新”，使我国无比丰富的优秀的传统剧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逐渐达到和新时代相称的更高的水平。
　　当然，这里说的大胆不是意味着简单和粗暴，而是有胆有识，胆是识出发的，所谓胆，就是敢想敢做，敢于破除迷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识，就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掌握事物本身的规律，使工作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也就是思想解放。在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中，同样需要胆识，在这种识的可靠基础上，胆子越大就越好。
　　胆子小，往往是由于识之不足，我们来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吧。秦腔《白玉瑱》是清代陕西名剧作家李石山的优秀作品之一，作者通过剧中主人公李清彦和尚飞琼的爱情故事揭示了汉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生活，原作有不少精彩的场子，改编者在“游园”“惊梦”“骂僧”“店遇”等场作了极大的修改和润色，使它为原剧生色不少；但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却因袭了原作改良主义的观点，致使精彩场子虽多，却无助于主题思想的正确表现。因为原作的主要矛盾是在于反抗异族统治者压迫的尖锐斗争，而结果是使主人公李清彦终于通过“为夷族统治服务”来反抗异族压迫，因而最后人物失掉光彩，主题思想也就黯然失色了。改编者对此不敢大胆地改革，是有他的理论根据的，我们从演出说明书中引一段话来看：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李清彦既然反对异族统治，那他又为什么做了元朝的官呢?难道他只是为了救爱人，泄私愤才与和尚作斗争吗?他为什么不投到当时全国人民在各处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斗争行列中去，从根本上推翻元朝的统治呢?这个问题，我们曾做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假如作者原来就这样处理了，当然就更好一些，但是，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作者当时处在清朝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中，环境不允许他采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法，因之，这种典型也应当被允许成立和存在，另外，作者的历史条件，也会限制他自己的思想认识，使他不可能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方法。既然我们是挖掘，就不一定用我们今天的认识去代替历史时代人民的思想，在这些地方，把它加以改变。同时我们也还认为，采取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民族斗争中，它的团结面和积极意义，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或削弱，相反，作者正是用这样的文学笔法，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斗争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因而使这一剧目同样具有强烈的人民性。”
　　这些认识是不正确的。当然原作的这种处理是由于原作者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对于传统作品中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如果像改编者所说的“作者当时处在清朝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中，环境不允许他采取这种直截了当的方法”和“作者的历史条件也会限制他自己的思想认识，使它不可能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方法”，当然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秦腔也在同一“民族统治的时代”中出现的人民性极强的《反徐州》《梵王宫》……我们对于《白玉瑱》的原作者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改编者认为像李清彦作为歌颂对象的，但终于投靠敌人的典型形象在改编时“也应当被允许成立和存在”，这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虽然我们是挖掘，就不一定用我们今天的认识去代替历史人民的思想，在这些地方，把它加以改变。”同样是叫人不能理解，至于改编者对于原作者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观点所表示的肯定和赞美，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我们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它，提高它，丰富它，使主题更积极，形象更典型，更有鼓舞教育的作用，假如李清彦不做元朝的高官，坚持斗争到底，虽然更大的可能是悲剧的结局，但是企图收得喜剧效果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历史情况可能的范围之内，未尝不可作出各种不同的处理。在元朝守身如玉的读书人和如火如荼的人民反异族压迫的斗争不也是历史的真实吗?挖掘传统剧目，用新的观点去分析批判并且加以提高，这正是我们做的事，不能认为这是“用我们的认识去代替历史时代人民的思想”。我们始终是坚决反对“反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是超越了历史的可能范围，歪曲历史的真实或将历史人物现代化；把历史事迹和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的事迹作不适当的类比；但我们从来没有反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新历史剧的创作要有时代精神，以使历史遗产能够“古为今用”。假如我们让李清彦不去趋炎附势奴事元朝统治者，完全是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情况，既然谈到“历史时代人民的思想”，那就必须明确“历史时代人民的思想”的主流是什么，何况李清彦在历史上并不是实有其人，那么想象的余地就更大了，改编传统剧目，如果采取这种貌似稳重实则倒退的态度，势必自缚手脚，那么许多基础还好的剧目便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丰富和提高。例如改编《白玉瑱》现有的做法怎么可能使这一剧目和《反徐州》《梵王宫》等“同样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呢?假如《赵氏孤儿》的改编也是按照《白玉瑱》改编者的观点，因为元曲、昆曲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将其糟粕部分一仍其旧，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成就。改编传统剧目，是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家在传统基础上再创造的过程，我们改编前人的作品，有表现使它超越前人的水平。陕西二团演出的这两个剧目所提供的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是胆子很大，一个是胆子忒小了。
　　改编工作，根据剧目的不同条件和不同要求，在方法上是有小改、大改之分的。有的剧目宜于小改，有的剧目宜于大改；有的可以小改的也可以大改，有的可以大改的也未尝不可小改。但是无论小改大改，都是“推陈出新”的过程。既曰“推陈出新”，那么首要的还是思想内容，有关思想性的关键所在，就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解决。
　　为了使我们优秀的传统剧目更优秀，更完美，更对我们的时代人民发扬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着手改编的时候，在认真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应该大胆些，更大胆些。
　　(原载于《陕西戏曲在北京演出评论集》，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