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新近创排的一部秦腔新编历史剧，该剧在历史洪流、国家兴亡的历史背景中展示出杜甫这位家喻户晓的唐代伟大诗人真实的内心冲突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同样是在戏曲人物画廊为古代文人列传塑像，《杜》剧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矛盾人性的双重视角进行深入开掘和细致剖析，塑造出一个为政治所深深束缚、缠绕着的文人形象，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杜甫辉煌但却悲剧的一生。对于伟大灵魂的自我拷问以及贯彻始终的悲剧精神，正是这部戏的张力和魅力所在。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是戏剧主题的基础和情节发展的动力。戏剧冲突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单纯的自然性原因如疾病和种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冲突。第二种是由自身无法掌握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天生性情禀赋所产生的冲突。这两种冲突都有不自觉的成分，都带有“自然的”性质，“不是以心灵的身份所做的事”(别林斯基)，因而都具有外在性。而第三种冲突则是来自于人物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黑格尔认为这种冲突才是真正的悲剧冲突，有着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杜》剧显然成功借鉴并吸收了这一戏剧冲突结构形态，以内、外两种视角加以观照，展示出人物的内心矛盾和人格分裂。
　　内视角是杜甫以自我的身份，展露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在剧作中具体表现为“仕与道”的痛苦抉择。杜甫怀抱高昂激越之情为政，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挽大厦于将倾。然而杜甫一生所执著、眷念的政治，所敬重的朝廷，却反戈一击，将他贬谪出宫，未曾预料地破坏了他理想的实现，给杜甫内心以重创。杜甫怀抱伟大的道德责任为诗，希望以文章实现“经国之大业，济世之千秋”，每每以如椽之笔，抒写对人民的悲与悯，却满腹诗书并无施展的空间，屡屡在污浊现实的压抑受阻中苦苦挣扎，“诗墨不济世浊浑”，不仅无力解民于倒悬，甚至连妻儿家小也保不住，最后自己也只落得年已老迈，仍颠沛流离的惨境。杜甫的内心在一次又一次与现实的碰撞中达至矛盾冲突的胶着点。
　　外视角则是以他者的身份，反观作为文人的杜甫，展露杜甫自我人格与社会人格的抵牾不协、格格不入。自我人格是指人的自由心灵和本真天性，社会人格是指与社会相适应的性格特征。作为奉儒守官的文人，杜甫的自我人格是率真的，入世求取功名的信念是执著的，以诗匡济时政、拯救黎民的情怀是真诚的。然而这种文人本性，却使得杜甫在政治的舞台上往往捉襟见肘，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在剧作中具体表现为严武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一生忧黎民”，“笔墨只哭民饥饿”，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对政治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因而严武规劝杜甫“文章多为轻薄事”“文章多说世太平”，不要再针砭时弊、挞伐沉疴。这样，杜甫的人格便在自我分裂中被一点点地残噬着，这种残噬的过程，也正是一颗伟大灵魂在孤寂与痛苦中涅槃的心灵嬗变过程。
　　如果杜甫所执著追求的信念本身毫无价值，矛盾的冲突就丝毫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如果杜甫没有强烈的责任感，矛盾本身也根本不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但是，获取功名是有唐一代士人的普遍价值追求，而杜甫也一直怀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情怀和“一生忧黎元”的忧民意识，积极入世。别林斯基说：“悲剧的实质在于冲突，即在人心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一个苦读圣贤、满腹经纶的士人，仕途跋涉几十载，自我信仰的执著追求与现实的压抑受阻形成了尖锐的内心矛盾冲突，在杜甫内心形成了激烈的冲撞，一步步将诗人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推着他走上仕途梦中的最后驿站，终于，娇娘以死相劝，使得杜甫冲出“仕官”的束缚，走向“诗道”，走向民众，“一腔悲愤借墨泼，为我百姓父老歌”，在悲壮激越的悲剧意蕴中完成了精神的跨越，完成了至真、至纯、至美的精神境界的升华。
　　为了增强杜甫人生的悲剧意蕴，剧作还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首先，通过“明月”这一物象，巧妙地将杜甫漫长的一生经历中具有戏剧性冲突的生活事件经过剪裁、浓缩，进行写意式的大勾勒，同时虚构一些能深刻表现事件和人物本质的情节和细节，高度凝练为六个部分，从而为人物行动的具体展开设置了矛盾冲突的激烈背景。另外，剧作直接将杜甫的诗歌作品嵌入剧情发展过程中，让杜甫笔下的人物与茕茕孑立的杜甫相会在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中，诗作中的人物原型所包蕴的精神内涵直接指向作为诗人的杜甫的精神品格，从而增强了主人公悲剧形象的叙事力度。
　　黑格尔曾说：“题材在外表上虽是取自己过去的时代，而这种作品的长存的基础确是心灵中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不会不发生效果的……至于单纯的历史的外在事物，却是可消逝的一方面。”正是来自于杜甫灵魂的深沉悲歌，才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和每个时代观众的心灵相契相应。
　　(原载于《戏曲艺术》2006年第12期)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