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小黄其实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非要写至今在电影电视和戏剧领域里从来没有人表现过的一代诗圣杜甫，写就写呗，但是要在不到两个多小时的戏曲舞台上表现杜甫的一生，这就勉为其难了。因而，也给观众和评论家本身留下了绝大的思考余地，更给自己出了一个绝大的艺术难题。
　　对于以农村题材见长的现代戏创作来说，党小黄不愧是轻车熟路，几乎写一部成功一部，从《高原吟》到《黄河浪》，再到《好年好月》，其思想之深刻，艺术之精到，在陕西戏剧界首屈一指。几年前，党小黄调到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数年之中，党小黄潜心钻研，阅读和思考历史，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他要写历史剧，而且要写大人物，要写黄钟大吕般的历史壮剧，我只能为他祝福，并祝愿他早日成功。应该是三年前，党小黄告诉我，其秦腔历史剧《杜甫》已经创作完毕，并邀请著名导演李学忠执导。对于李学忠导演，我虽不敢说是深交，但是见了面也能寒暄几句。我相信有了党小黄的大手笔创作，和李学忠导演的执导，这出戏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关于杜甫，学术界研究者可谓多矣，研究杜甫诗歌的人群，应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恐怕就绝对不在少数，仅就关于杜甫的生平、杜甫的思想和杜甫的人格精神等方面研究专著，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由于杜甫人生阅历的复杂性和性格的单一性，且缺乏性格亮点，这常使诸多的影视和戏剧作家望而却步。故曰：党小黄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其实，以戏曲的形式表现诗圣杜甫，本可以有多种写法。然而党小黄却是以正面表现的手法予以史诗般的强攻，这固然可以表现人物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但我觉得这样也许更能全方位地表现杜甫一生中的悲剧精神和悲剧人格。对于杜甫来说，由于一生中经历了开元盛世和天宝之变，也经历了肃宗即位之后的平叛和代宗的中兴，可以说是一人经历了四个年号和目睹了大唐王朝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因而在他的人生感喟中就会有诸如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和中年时期的人生磨难，老年时期的落魄潦倒，因而杜甫的一生可以用生不逢时来简练概括。而作为戏剧创作，我始终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作深沉状，也没有必要非要将政治家和文学家所进行的深刻思辨作为表现的内容，那样，观众会经受不了你的哲理思辨而远离剧场。好在党小黄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抓住了杜甫人生中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并以大的历史事件为脉络，以贯穿杜甫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大的回合，从而展示其作为一代诗圣始终与民族共患难的文化品格，显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
　　我以为，党小黄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艺术表现。
　　一
　　戏曲是以演员的唱念做打来实现作家的艺术构思的，同样，戏曲更需要作家对剧情作能够为观众所接受的合理虚构。在秦腔《杜甫》中，小黄着意安排了年轻杜甫的踌躇满志，笑傲江湖。但是这种笑傲不是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也不是中晚唐诗人那种小心翼翼的投石问路，而是一种介于盛唐和中唐之间的迷茫，正是这种迷茫，我以为这是作家在不自觉地使用艺术创作中的凤头之笔，为杜甫后来的人生跌宕作铺垫。壮游是盛唐诗人能够胸襟开阔、写出豪情万丈诗篇的主要原因。在杜甫的一生中，有壮游，有漫游，也有不得已的漂游。壮游作为盛唐诗人人生必不可少的人生阅历，在杜甫来说，则是把壮游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步骤，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在泰山之巅，几位诗友海阔天空地各自表述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泰山老道带有箴言意味的人生预测，似乎为我们展示了一代诗圣的人生坎坷。正是这一看似可有可无的序曲，揭开了杜甫一生的命运帷幔。我们似乎不必去追问这种人生箴言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也许这正是作家的故弄玄虚，或者是作家为剧作展开故事情节而作的铺垫。然而，正是这次泰山漫游，一曲《望岳》的五言律诗，引领起了自己的人生壮剧，更为他与郑虔、王琯、严武等众多诗友的日后闲谈画出了一个大致的命运曲线，与红颜知己娇娘的失之交臂提供了一个灵魂相遇的时空。在正史中，我们看不到一生身体力行着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杜甫有过任何与异性交往的绯闻，但是作为艺术，这却是党小黄一个不错的艺术构思。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以表现人生错落跌宕的坎坷命运以及表现在坎坷命运中的人格精神作为最根本的精神指归的表现性艺术。任何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设置，都必须为表现人物在与命运抗争、与社会抗争、与朋友交往、与异性的情感交织中展示人的文化人格服务，进而表现作为讴歌对象的人的精神情怀和价值取向。在《杜》剧中，作者着力展示的是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却一直昂扬奋发着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理想价值，虽历经挫折，但是不改对社稷的一腔热血，不改对朋友的义气衷肠，不改对拙妻的一往情深，不改对娇娘那种说不清是师生情谊还是男女恋情，抑或是作为杜甫的崇拜者和精神信徒的人生关怀。正是在这几种交织着友情、仕途、师生情、社会人生不同理解和追求的情感中，作者所表现出的杜甫，才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是大唐帝国由盛至衰的全过程，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杜甫的性格发展必然经历着精神人格的巨大失落，也必然要表现在从只对仕途的热衷和坚信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对盛世王朝的质疑，从质疑到最后对自己毕生追求的质疑，再到精神人格的大彻大悟，从而完成杜甫作为诗圣的文化人格升华。在这样的艺术虚构中，可以而且也完全能够展开的是杜甫作为人的情怀，作为诗人的正义感，作为文人的人格价值，作为儒家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他不是王琯，也不是郑虔，更不是严武。在这样一群诗人当中，王琯可以曲径通幽，成为朝廷命官；昔日泰山之巅那些意气风发的诗友十年之后再度相聚于曲江池畔，严武、王琯、郑虔似乎都获得了自己的人生坐标，然而，杜甫依然卖药于曲江池畔，依然“朝叩富儿门”无法为对自己心仪已久的徒儿解决卖身葬父的生活窘迫。江山依旧，世事全非，当年心中所追求的一轮明月，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几位诗友都在感慨物是人非，在酩酊一醉中寻求自己灵魂的解脱。十四年一梦，其实并没有击碎杜甫的宦海跋涉之醉心，他依然渴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以便为黎民、为朝廷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即便是在多次碰壁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尽管他已经看到了飘摇欲坠的大厦将倾，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盛世隐忧，然而在获得左卫率府胄参军之后对自己人生的可怜安慰，儒家文化教导出来的报国情怀还能使他在回家之后对小儿的饿死、对多年在外求官而不得，对老妻幼子的为人夫、为人父的愧疚而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尽管经受着丧子之痛，忍受着妻、子的冻羸，在闻知“安史之乱”爆发、肃宗登基之后，依然痛别老妻幼子，踏上了“布衣寻天子”的西行之途。
　　在剧中，作者着力表现的是杜甫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的是士人的民本精神，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主人公的治世情怀。因而，一切个人荣辱和恩怨，都被这种情怀所消解。因而执著而可怜，专注而无奈，卑微而高尚。其实这正是儒家文化在杜甫身上所表现出的无意识自觉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精神和人格魅力之所在。固然，我们可以说杜甫一生求官而未为官，一生追求清风明月的理想境界而未能获得理想境界，但是，正是在对理想的追求中所显示的对社会人生的冷静思考，对民生的无意识观照，使得他由执著于仕途，沉迷于官场到自觉自愿、心无旁骛地以如椽巨笔，忠实地记录下大唐帝国由极盛转至极衰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民众所饱受的灾难，才能使我们由衷地感受到诗人人格的高洁与伟岸，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个人仕途与民生困顿面前的两难选择。正是这些饱蘸笔墨抒写的人生挫折与壮志未酬的艰难竭蹶中所表现出来治世精神、入世情怀，才使剧作在结构上呈现出猪肚般的充盈，人物塑造上日趋丰满和有血有肉。
　　二
　　杜甫的人格精神，无疑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命运遭际最真实的映照，也是作家着笔最多的地方。尽管长安一梦十四年，尽管多年求官而未得，但是不改对朝廷的一往情深，不改对民众生存状况关心的一如既往，这既是杜诗中最具感染力之所在，也是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把杜甫奉作“诗圣”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在杜甫被安史叛军羁押，安禄山用郑虔画作、杜诗换取娇娘一笑的人生之大节的重要关目上，身为杜甫至交的王琯宁可咬舌自尽也不愿出卖知己和自己的人格良心，已经身陷囹圄的郑虔宁可不认杜甫也不愿出卖朋友，杜甫宁可装疯卖傻也不愿屈己而卖身投靠，娇娘宁愿破相也不愿为叛军卖笑，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显示了剧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对杜甫儒家人格文化精神的高度赞誉。固然，由君不君而引起的臣不臣历来不被后世耻笑，甚至还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褒扬。然而，在正统文化那里，忠君即是爱国，忠君即是爱民，对君王的背叛也就是对民众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王琯的咬舌自尽是一种壮烈，郑虔的变节而不出卖朋友是一种义气，娇娘的认师为父、宁愿破相而不出卖自己的人格是一种民众之节，杜甫宁愿装疯卖傻而不愿与叛军同流合污则是一种君臣大义，郑虔被授伪职而托病拒不赴任，拼命要送杜甫逃走，并献以破敌妙策而显示出自己的无奈与悔过，其实都在展示儒家文化造就的社会文化品格，都在以杜甫作为自己人格的参照，进而宣示出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儒家文化精神。固然，我们也许在正史中找不到这样记载，找不到关于剧中几个人物的风云际会，但是作为艺术，这种情节的虚构和人物的虚构却为我们了解作家的人文品德、作家关于杜甫精神的文化表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形象舞台。巧合是剧作常用的创作手法，虚构更是剧作家为了表现人物和塑造人物须臾不可离开的砝码，离开了这种在历史神韵下的合理虚构，在人物性格之中的机缘巧合，任何历史将无戏剧性可言，任何历史也将变得缺乏审美情趣和大众文化品格。艺术的黄钟大吕固然需要豪情壮歌，但是艺术的涓涓细流则无疑是构成黄钟大吕必不可少的和谐音符。正是在这样的大关目处以些小的柔弱优雅来显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以各色人等的性格差异来烘托杜甫人格魅力的映照性，才有可能使杜甫走出“诗圣”的文化光环，还原其为一个活生生的审美形象，一个艺术画廊中的光彩照人的人物。
　　在剧作中，作者并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也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一个始终充盈着激情与冲动、木讷与敏锐、既浪漫但又现实的有着诗人气质的灵动的人。他既重视友情但也始终不失做人的原则；既重视夫妻之情与幼子的爱，也重视与娇娘的忘年交；既痴心于做官但是对官场游戏规则浑然无知；既拥护王朝的统一和对安史叛军的切齿之恨，但又表现出对战争给民生带来巨大灾难深深同情，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坎坷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而也表现出他在内心深处深刻的矛盾心理。正因为如此，他羡慕王琯、郑虔、严武这些当年一起在泰山极顶慷慨豪情的诗友一个个官场得意，既能为好友王琯在叛军面前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而长歌当哭，但是也憎恶郑虔的变节行为；既能为郑虔的冒死献破敌之策而深感欣慰，也为他的官复原职当殿争辩，为郑虔被贬出朝廷而冒着丢官的危险仗义送友。在他看来，是非分明、功过分明、爱憎分明、忠义分明应该是人所具有的本质，但是却忘记了朝政与友情有时是可置人于生死的官场规则，并因此而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左拾遗官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对此，杜甫幽怨过，并哀叹自己也像李白当年一样被贬出朝廷，然而，他却因此而更多地了解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在这期间，“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的创作也使他加深了对官府本质的认识，也更加自觉地用他的如椽巨笔表现了民众的苦难，表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自觉的民本情怀。
　　三
　　如果说，在正史的记载中旅蜀的几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闲散的时光，并因为好友严武的关照而暂获生活的安稳的话，那么在戏剧中，剧作家则是对杜甫人生另一面的展示，表现了主人公不愿寄人篱下的刚直品行。按说，有好朋友的关照，有着一份不菲的俸禄，杜甫完全有可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剧作家刻意表现出杜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格傲岸，为表现杜甫对其妻杨氏夫人的一往深情和夫妻间的灵犀相通增添了一场看似可有可无，实则是最能展示杜甫为人夫的感情场面，尤其是杜甫给妻子吟诵当年所作诗篇《月夜》一诗时所显示的夫妻相濡以沫，柔情蜜意，使杜甫作为丈夫的形象高大而丰满。而老妻在他的吟诵声中溘然长逝，则更把杜甫的悲剧命运从其妻子身上展示得凄凉哀婉，催人泣下。如果说，全剧始终是以杜诗为主线，贯穿杜甫作为诗人不甚得意的人生曲线的话，那么这个情节的设置，则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杜甫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对老妻的痴情，也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人情人性和作为诗人的丰富感情世界。
　　娇娘无疑在剧作中是作者所寄予的一个理想化身。纯洁无瑕，始终追求理想，但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被命运折磨得历尽坎坷，然而却不管是自觉被命运折磨得自转或他转，却依然保持着人格的高洁，保持着对理想价值实现的童真，即便是被迫卖艺卖身，都依然不亵渎自己人格的高洁，即便是在最为关键的时候为了保持老师的贞洁，甚至不惜破相毁容也要维护自己心中的神圣。正是这样的人格映照，折射出杜甫追求理想人格的艰难，也折射出正直善良的精神人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磨难。
　　不可否认，剧作家是以浪漫的情怀和抒情的笔触来表现杜甫的精神人格和理想价值的。娇娘始终作为这种浪漫情怀和抒情笔触的寓意象征，作为人格参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镜中月，水中花，作为抒情与写意的对象化而存在，并以此贯穿全剧的始终。在剧作中，从泰山极顶的仰慕到曲江池畔的追寻，再到鹂春坊的毁容保洁，到最后玉台观的师徒相聚，娇娘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映照，在杜甫的心目中挥之不去，在杜甫的人生历程中如影随形。当孤苦伶仃、只身一人漂泊到江南的杜甫再一次遇到娇娘，再一次栖身于道观的时候，再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的时候，还是娇娘以她的冰清玉洁，投身于滚滚江水的壮烈举动，重新唤回了杜甫作为诗人的理智，惊醒了杜甫虽历经苦难但痴心不改的仕途迷狂，唤回了作为诗人和士人的理想价值，因而使他能毅然决然地扔掉终生不渝地追求着的朝服冠带，走上了“唯歌生民病”“终世济苍生”的职业士人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娇娘本身就是杜甫始终追求的理想和明月，就是杜甫始终为之高歌的黎民命运，也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始终如一所孜孜追求的理想的清明政治。而剧作的最后，在舞台上幻化出杜甫“三吏三别”诗篇中所出现的人物，一个个从历史的长河中涌出，幕后慷慨激昂地唱出“一代王朝随歌去，唯余文心诗胆，皓月当空”，则是全剧的剧魂所在，也成为秦腔《杜甫》的豹尾之笔。
　　戏曲文学将历史讲述给人听，戏曲的舞台呈现将戏曲文学表现为审美的艺术样式给人看，因而戏曲的舞台表现始终是戏曲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创造可看、可听、可以玩味、品味的戏曲艺术表现样式，我以为这就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党小黄的剧作中，可读性、文学性、叙事性、故事性、抒情性的一以贯之，无疑成为他剧作的主要特点，而现实的细节描写和浪漫的故事构成，大的历史关目的真实和细小的情节结构的虚构，使得其剧作既具有历史真实的荡气回肠，又有抒情浪漫艺术的柔肠百结，催人泪下。完整的叙事与浪漫的艺术表现相结合，使得秦腔历史剧《杜甫》具有了诗的品性，史诗的文化品格，因而也使得《杜甫》成为能够表现儒家文化人格与艺术审美品位相一致的戏曲珍品。
　　(原载于《戏曲艺术》2006年第15期)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