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戏曲艺术作品，历史题材的剧目可谓俯拾即是，贤主暴君，忠相佞臣，治国乱邦，盛世衰时……戏曲舞台上构建出了精彩纷呈的历史段貌与人物画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所作秦腔历史剧《凤鸣岐山》通过对纣虐周兴历史故事的演绎，为戏曲作品展现历史面貌这一伟大工程添上了精彩而独特的一笔。
　　《凤》剧讲述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历纣王之残暴，欲救民于水火，然劝谏不成，反遭拘禁，最终在面临被逼食爱子血肉的残酷现实中思痛倒戈，广揽贤才以创大业的故事。《凤》剧把整出戏的功力集中于一个历史的交结点——纣灭周兴之中。我们知道，两个历史时段的交叠与过渡，由于其动态性和杂涉性，在以往的剧作中它们往往处于主体内容(展现一个朝代的兴衰历程，刻画一位王者的诞灭命运)中承上启下的辅助地位，很少能独立成为整个剧目的叙写对象。而《凤》剧对历史题材的选取和运用却不同以往，它大胆选用商周更替的动态过程作为作品的主体开掘对象。从现代文化意义上来讲，戏曲历史剧的创作，从来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不是为了展历史之实，而是为了传历史之神。探朝代更迭，究王侯易位，考察历史的每一个交结点，都能发现它所包藏着的深刻意义：它无比明晰地展示出历史发展中的选择性和选择中的必然性。这种深刻意义，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历史规律、前瞻现世发展趋势和稳定时代格局来说，都是极为重要而且必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凤》剧的题材选择无疑体现出一种独具的精妙匠心和大胆的开拓精神。
　　戏曲叙写历史故事，描摹历史画面，难以把握的就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和限制的场景中，同步地揭示出历史发展中的选择性和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作为一个旧的历史时段的闭幕曲和一个新的历史篇章的前奏曲，《凤》剧所要展示的这幅历史画面具有很强的动态性，要准确精到地展现它，不免要涉及戏曲艺术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作家创作方面，为避免喧宾夺主，既不能过多叙写前朝历史史实，又不能畅说后续历史延展；二是舞台表现方面，须在方寸之地通过个体历史人物来阐释历史心像。二者皆非易事。《凤》剧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中，另辟蹊径，技高一筹。
　　全剧运用深入肌理剖析人物性格的手法，通过人物性格深层次中所潜藏的矛盾的隐现、对立、激化、转变与统一过程，在疏朗简约的情节中展示出纣灭周兴的历史生动画面，传达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面对正义与邪恶较量时，历史选择的过程性和必然性。姬昌作为一个上忠于君下体于民的个体，当被推上颠覆旧体，创立新体这一重任承担者的位置时，他内心掀起了个人之义与天下之义的矛盾冲撞。外界力量的裂变，使原本处于和谐状态的主体内部的两种力量分化对立起来，主体本身成为矛盾体。当矛盾冲突、激化最终无法调和时，人们的解决办法总是习惯于寻求一个更高的视点。姬昌七年潜心于《周易》，一朝被迫自餐子躯，内因与外因形成一种合力，拯救他于精神上的绝望与崩溃之时。《周易》的推演使他领悟了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明白了消长更迭乃宇宙万物的必然之道，于是个人小义与天下大义得到重新定位，一对矛盾再次达到和谐统一。内心潜藏的矛盾化解以后，人外在行为上所获得的释放往往会挟带出一种强大的助推力。正是这种力量，使姬昌归周以后，积极地开始了灭商的准备。他拜姜尚为军师，以问大计；蓄积力量，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全剧至此落幕。虽未更及灭纣大业，但天下一统的必然趋势与强大力量已经奠定：一个超越而又真实的文王拉开了一个沉重而又伟大的历史序幕。
　　人物性格是戏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丰富的人物性格时常主导着戏剧情境的张力。但是性格作为人整个心理内容的一个方面它指喻人心理与行为的方式是有限的，它能决定个人命运，却难以决定历史时代的命运。姬昌遭囚七年，默无怨言，潜心八卦；归周后仍能胸怀壮心，开拓大义。对于这样一个主体，不管如何深究其性格及其成因的复杂性，都无法仅仅从片面的个体考察中获得对主体本身的深度体认，因为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现实中的表层个体，而是作为了一个历史中的精神巨擘而出现。一番艰难的心灵探寻与现实碰撞后，他深察了宇宙间祸福转换之势和万物彼此消长之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周易》)、“否极泰来”(《周易》)。此时他心灵释放，灵魂获力。正是来自灵魂中的强韧力量，使他开始能在一种大和谐里完成变革，让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质的改变，从而揭开了一段新的历史帷幕。可见，灵魂是人最根本的东西，是驱使人行动的内心隐秘，所以在戏剧创作中，往往以人物灵魂的剖析作为戏剧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观《凤》剧，在人物性格塑造中已经触及人物的深层心理矛盾，那么如果能在此更深入一步，加大对其灵魂开掘的力度，将会使作品的主题渲染出更为厚重的深度意蕴，作品的思想延伸出更为浑厚大气的历史感，从而使得剧本以其精到的题材呈现出宏阔的恒远境界。然而瑕不掩瑜，纵观《凤》剧，仍堪称秦腔舞台上的一曲凤鸣之音。
　　(原载于《东方艺术报》2005年11月)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