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历史剧《凤鸣岐山》继获得陕西省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暨纪念振兴秦腔二十周年优秀剧(节)目展演一等奖之后，经过编剧四易其稿，精心打磨，终于以一个愈发成熟的面貌重新亮相于舞台，再次接受专家和观众的评议。
　　《凤鸣岐山》再现了商纣末年纣虐周兴的宏大历史画面，对于这样一段观众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如何出新，如何写出自己的特色与个性，是横跨在编剧面前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弄不好就会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尴尬窘境。该剧力避落入传统历史剧大多从宏观入手、着眼于历史事件本身这一描写手法的窠臼，而是以人物性格塑造为主，在主人公内心矛盾冲突的力度方面着力开掘，从而使它有别于传统历史题材剧目而成为戏曲舞台上的“这一个”。
　　首先在剧本创作上，编剧努力在开掘主人公姬昌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上下足工夫，通过人物内心挣扎过程中的痛苦煎熬，加大情感的宣泄力度，强化戏剧的动情力。
　　编剧并未将《凤》剧的矛盾冲突停留于历史事件的表层，浓墨重彩地描写姬昌与纣王之间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尖锐政治对立，而是把这一段历史故事推为背景，将笔触运转于人物的内心，紧紧聚焦于西伯侯姬昌由忠君报国的诸侯转变为反君救国的叛臣这一角色与身份的转变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喝儿肉汤之后所经历的剧烈的精神矛盾的痛苦煎熬，构建起该剧震撼人心的戏剧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国”与“君”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君就是国，国就是君，因而忠君与报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臣子在此种思想浸染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承认并且遵守“忠君”等于“爱国”的逻辑，无论君主多么荒淫无道，做臣子的只能尽守本分，能谏而不能反，一旦对君主有不忠的举动，就是叛国的行为了。
　　在喝儿肉汤以前，姬昌对纣王一直都是很忠心的，“忠君乃为邦国想”，虽然清醒地认识到了纣王的残暴，但他对纣王仍然抱有幻想，对纣王暴虐行为的诤谏更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即使被囚羑里七年之久，深受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约束的姬昌面对姜子牙的探监游说仍然给予了严词拒绝：“大王他邪恶虽重失民望，我岂能行止悖朝纲!”在他的思想深处，他所恪忠的就是“为民请命，直言进谏，此乃臣之本分，君子之德”。如果不出现大的变故，姬昌会是一个很忠顺的仁义之臣，乱臣贼子的名义于他是毫无干连的。然而，纣王逼迫他喝下儿肉汤，却打破了他“世代忠君为志向”的理想，也迫使他陷入了“忠”与“叛”两相对峙、两难抉择的对立冲突之中。
　　法国著名思想家、戏剧家狄德罗说：“人物性格是由他们所处的情境来决定的……人物的处境愈棘手愈不幸，他们的性格就愈容易决定。”因此，他要求剧作家，让“你的人物所要度过的二十四小时是他们一生中最动荡最颠沛的时刻”，要“把他们安置在尽可能大的困境之中”，唯有如此，“人物的处境才有可能更有力地激动人心”。《凤》剧编剧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将姬昌内心的挣扎和痛苦集中展示于他喝下儿肉汤之后的那段独白中。那段独白，是姬昌思想的自我剖白，更是灵魂的自我拷问，一是喝下儿肉汤，主人公痛彻心扉的自我谴责与被谴责，在内心掀起了无可抑制的巨波狂澜，二是由忠君到叛国的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转变，自己所信奉的价值准绳突然间反戈倒矛，给自己以致命一击，身份蜕变的剧烈和心理反差的巨大一时让人无法接受，这双重的精神炼狱会聚于一起，对姬昌的内心进行着强烈的炙烤，将他逼进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一番食子之肉的悲伤以及愤怒的血泪控诉，在主人公姬昌的内心形成一个戏剧的“场”，一种极强的张力，并由此产生出情感的大奔突、大碰撞、大归结，最多地迸放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这是戏剧的高潮，也是心理情感的高潮。戏之亮点与震撼人心之处，正在于此。
　　同时，在舞台呈现上，《凤》剧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借助秦腔这一戏曲剧种的优势与特长，最大限度地将人物内心变化流程中所迸放出的力度予以外化，在云谲波诡的王朝兴替的历史背景中展示人物性格的矛盾发展，以及情感之更迭变换，用秦音的慷慨昂扬，抒历史的苍凉悲壮，写人物思想的矛盾对抗，自然是再恰切不过的一种表现与还原方式了，在使该剧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的同时，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原载于《东方艺术报》2005年11月)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