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带了新编历史剧《千古一帝》，来北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这个戏操秦音，演秦事，抒秦情，场面宏大，立意新颖，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应当说是一出难得的好戏。
　　秦音高亢，引气豪壮苍凉，像产生它的母土一样质朴浑厚，就其根本素质来讲，属于阳刚、崇高的美学范畴。用它来表现《千古一帝》这样的题材和人物，最易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千古一帝》的创作者们深谙此中规律，因而在艺术上配合默契，开阖有致。他们共同的追求，是在舞台上创造一种恢弘、开拓、进取的磅礴气势。这种气势，既是美的，更是历史的。
　　“千古一帝”是明代李贽对嬴政的评价，采来作为戏名，本身就有一种苍茫的历史感。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在当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嬴政，就是站在这个潮流的前面，呼啸前进的伟大人物。他雄才大略，性格暴烈，临事决断，有铁的手腕，这种气质是他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内在条件。即位的二世，昏暴乖戾，倒行逆施，遂使秦亡。汉承秦祚，历史由他们写。因此，有关嬴政的记载和评价，也就大大地突出了消极的、否定的一面。倒是诗人李白在他的《古风》中，高歌“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这才真正写出了这位伟大君王的气度和魅力，充分评价了他的性格的肯定方面。《千古一帝》的作者，显然受到李白诗的启示。他们塑造秦王嬴政的形象，从突出人物性格的力度着眼，造成全剧高屋建瓴的气势，是很值得注意的。
　　嬴政十三岁即位，九年之后加冕亲政，年仅二十二岁。剧中展开的是他亲政之初，与母后、成矫及叛臣集团的斗争。在历史记载中，这是清除政敌，巩固权力的斗争。剧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打破这些历史事件原来的时间、空间结构，作了大幅度调动，重新加以组合，使之成为一场关系秦国命运，影响此后历史进程的有组织的内部决战。并通过必要的剪裁和虚构，把外部和内部斗争联系起来，造成外有六国大军压境，内有成矫屯留兵变、叛臣咸阳叛乱的危急情势，强化了戏剧冲突，以便多方位、多层次地展开嬴政的性格。
　　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曾对嬴政有过这样的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一评价，对于剧作者深化秦王性格的理解，无疑是有影响的。但他们并未拘泥于此，不仅在秦王的外貌上给予适度的美化，而且对人物的情感世界，也力图加以拓展。既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暴君，也没有给他加上神化的光环，而是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把他写成一个有着血肉之躯和复杂情感结构的活人。这在戏曲舞台上还是第一次。扮演秦王的李东桥，年龄正与人物相当。他以大幅度的形体动作和充沛的感情，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充满矛盾的心灵活动过程，应当说是成功的。
　　在戏剧冲突的推进和人物性格的展现上，《千古一帝》的编导者特别重视情感的渲染与揭示，借以强化作品的感染力。情感本有不同的色调：有高昂，有低回；有悲壮，有哀婉；有刚健，有柔媚。编导者在《千古一帝》中着力烘托的是前一类色调。为此他们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如适当地运用秦腔原来很少有的伴唱、合唱、后台帮唱等形式，加强舞台的情感氛围，促进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又如叛臣统兵逼宫一场，编导又借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两个空间组合在同一个舞台画面上，从而使秦王在危急关头紧张的心理冲突具有了视觉的可感形态。第九场，亲王统兵出关，军中谣言蜂起，锋芒直指尉缭，这时，导演又运用“以形代唱”的手法，设计出一组身段动作，用众多人物的大角度的有指向性的舞台调度，配以音乐、灯光、声响，形象地渲染强化了秦王大起大落的内心情感波澜的涌动。第五场魏姬在国尉府半闲亭抚琴思乡的唱段，就局部来看，渲染的是“风清、柳软、月淡”的幽婉情境，似乎与全剧刚健雄浑的基调形成过大的反差。然而，正是这一反差，造成了全剧在艺术节奏上的跌宕之致。它是两个激烈冲突之间的短暂的平静，很像“台风眼”。这个唱段虽则哀怨，仍属秦音范畴，在整体上还是与全剧协调的。可惜这段戏太长了些，对于剧情的推移及其紧张性，多少有一点影响。
　　全剧的末尾，是一个雕塑感极强的舞台军旅造型：秦王立于战车之上，华盖之下，雄姿英发，长剑东指；甲士挽弓执戈，军容整肃。这就为编导们追求的气吞山河的恢弘气势添上最后一笔，与开头的兵马俑造型遥相呼应。
　　(原载于《人民日报》1985年12月30日)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