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戏曲研究院的眉户现代戏，演得红火的，前有《梁秋燕》，中有《两颗铃》，近有《二虎守长安》。
　　《二虎守长安》一剧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观众，我以为首先在于它的题材选得好。1926年，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杨虎城、李虎臣两将军团结军民浴血奋战，坚守八个月。这故事在陕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遇到那些“老西安”，兴许还能绘声绘色地讲出若干细节来。发生在古城西安的这一悲壮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半个多世纪，今天被剧作家发掘出来，搬上舞台，确实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从来都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但是，题材也并非无足轻重。一个戏能不能吸引观众，题材选得好不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过去，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创作题材越来越窄狭，到头来人们只能挤在一条小道上，互相雷同，彼此撞车，搞得千篇一律，全无生机。粉碎“四人帮”后，文艺上拨乱反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就从提倡题材多样化入手。1980年初，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就着重讲到题材问题，他具体列举了我们国家历史和现实的许多方面来论证“我们的文学题材无比宽阔”，他指出：“生活是这么丰富多彩，历史是这么辉煌灿烂，反映我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题材当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热情地鼓励作家“去熟悉和表现他所愿意并为社会所需要的题材”。《二虎守长安》的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是的，《二虎守长安》这幕剧的主要角色是两位国民军将领而并非共产党人。这是否会降低这一题材的积极意义呢?只要我们的胸怀稍微宽广些，眼光稍微远大些，就不会对此剧的积极意义产生怀疑。我想“文革”中对西安“革命公园”也不能见容，而易名“东风公园”那样的蠢事不会再发生了。第一，对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我们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表彰他们的正义行为和坚毅的精神品德。关键是要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把握和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赋予这种历史题材以鲜明的时代感，即要有当代性。第二，像杨虎城将军这样的爱国将领，他们虽然最终没有参加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来，但是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是不断接受党的思想影响、不断追求真理的道路，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是和我们党的壮丽事业分不开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杨虎城这一形象的光彩，正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我以为《二虎守长安》一剧的思想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挖掘和描写这类题材，也是我们戏曲作家的光荣使命。
　　李渔说过：“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过去我们的戏剧创作就喜欢搞“一窝蜂”，一阵子大家都去写“雷锋”，一阵子大家都去写“骄杨”，一阵子大家又去写“杨贵妃”，又不甘于“效颦”，还想“出新”，于是反而弄巧成拙。《二虎守长安》的作者没有去赶时髦、凑热闹，而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抓住这个从来无人注意的题材，“急急传之”，终于在戏曲舞台上爆出一个“冷门”。他们是深谙“传奇”之道的。
　　(1984年)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