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眉户现代戏《杏花村》，洋溢着浓烈的现实生活和乡土气息，使人倍感清新、亲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实施，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建立，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转机和变化。《杏花村》的作者迅速把握住这一时代脉搏，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勇气，讴歌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事物，谱写了一曲悦耳动听的迎春曲。在艺术上，这个戏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没有简单地去图解政策，而是以苦心孤诣的艺术构思，通过大强、二强兄弟因借房引起的矛盾纠葛，以强烈对比的艺术手法，意图揭示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必然性。忠厚勤劳的大强一家辛辛苦苦，到头来连儿子一间结婚的新房也盖不起，致使婚期一拖再拖，而队长二强一家很少参加生产劳动，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在那个不务正业专事拍马溜须的牛铃唆使和经营下，恣意侵吞集体资金，不费吹灰之力，一砖到顶的三间大房平地而起。作者借以告诉我们，杏花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正是“吃大锅饭”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漏洞，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作者的笔墨也没有单纯停留在事件的交代上，而是紧紧围绕大强为给儿子办婚事向二强借房的中心事件，向人物的精神世界纵深开掘。二强的自私、狭隘、粗暴、一意孤行，以至于发展到无视广大社员的呼声和利益，对抗建立生产责任制，伙同牛铃破坏联产计酬、多贡献多分配原则的地步，其思想根源，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千方百计保护现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从而通过二强的性格发展，揭示了改革阻碍农业发展的现行体制与实行生产责任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生产责任制，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是在矛盾和斗争中成长发展的。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可歌可泣的代表人物。文英嫂就是这样的人物形象。她和二强、牛铃之间的性格冲突，体现了现阶段农村中新旧事物间的矛盾斗争。她爽朗、顽强、勇敢，与大强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二强，她不顾情面，几次三番与其说理；为了改变杏花村的面貌，她代表群众要求建立生产责任制，一次次向公社建议反映，不获成功绝不罢休，体现了她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当二强、牛铃要强行拉瓜，平均分配，酿成殴打事件时，她冷静地劝说亲人，稳住了事态的发展，显示了她善于待人处事的思想作风。这些情节，突出了文英嫂的性格，也为她当选队长进行了必要的铺垫。在二强下台，向队上退赔而又无力退赔时，又是她说服了丈夫、儿子和婆婆，无私地拿出家中的全部收入，放弃了给儿子盖房的打算，为二强作了垫付，维护了集体利益。她的行动，终使二强夫妻翻然悔悟，母子、婆媳、兄弟重新和睦。从文英嫂性格的发展中，不仅使我们看到她高尚的精神境界，同时透过她一家生活的前后变化，显示了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完成了作品主题。
　　《杏花村》在艺术风格上，继承和发扬了省戏曲研究院眉户剧《梁秋燕》以来，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浓烈地方色彩的艺术特征，唱词对白的纯朴生动、绘声绘色，使观众入耳消融，收到了较好的舞台效果。
　　如同任何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完善一样，《杏花村》这台早春的报春曲，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尚需作者在深入生活和演出实践中，继续加工修改，使之臻于完善成熟。我们觉得《杏花村》选取的事件，即围绕借房而展开的矛盾纠葛，与主题既有内在的联系而又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使人感到影响杏花村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仿佛是干部特殊化和思想作风的问题，二强就是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腐烂变质，失掉群众信赖的当家人，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果改选一个公正又无私，一心为集体利益办事的队长，杏花村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不一定非要通过建立生产责任制加以解决不可。这就影响和局限了作者准确、鲜明地揭示主题。
　　另外，文英嫂作为一个着力塑造的新人形象，尚缺乏必要的戏剧行为，她没有直接卷入到戏剧冲突之中，因此，给人生动、感人的艺术力量不够。韩云亭的一次次出场也不无受作者驱遣去解决矛盾之嫌。在他(她)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略显有概念化和一般化的弊病。
　　(原载于《陕西日报》1982年2月22日第3版)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