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团，在9月上旬，上演了该院新创作的大型反特现代戏《两颗铃》，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戏剧不但以西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眉户形式和传统戏曲表现手法给予观众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形象展开一幅重要的敌我政治斗争的图景，从思想上提高和鼓舞了广大观众。
　　《两颗铃》形象地说明了在我们的时代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胜利跃进，一切被历史摒弃了的反动阶级，公开的和潜伏的敌人，绝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十分惊慌的同时，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诡秘、更残忍的斗争方法来和人民顽抗到底，不惜用尽各种阴毒手段，来破坏我们伟大的正义事业。我们从戏中看出，当1958年的秋天，人民公社蓬勃发展的时候，各种反动分子，像美、蒋集团所派遣的大特务“103”“14号”，和自发的反革命集团的胡建藩、曹世雄、白玉花等，由于越来越被人民扼住了咽喉，就不得不显出十分惶乱的狼狈相，做着疯狂的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隐藏，同时又积极拉拢一切残存在各地的反动分子，企图暴动，妄想把“总司令部扎在南院门”，他们像痴人说梦似的在闭着眼睛发疯。从这里，我们看出反革命的活动在我们现实社会中，虽然是不多了，但绝不是没有了，而且斗争的方式更曲折，更复杂，我们的政治警觉，要更加提高，而不是可以把枕头垫高来睡大觉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敌人的一切活动，像光头上的虱子一样，清楚地暴露在我们的眼前。而且由于斗争的不断深入，人民力量不断加强，敌人阵营必然日趋分化，这就使一些顽固分子，更加孤立了。我们看见田惠玲那样的妇女，把她的丈夫——动摇的反革命分子袁治恒，教育过来，向人民坦白交代；像黄龙地区的民兵、妇女，都敏锐地监视着敌人，而公安机关的侦查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地方党、政密切地和群众一起，共同向敌人展开深入的斗争，任凭敌人具有杨二郎的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也终于被我们从虎穴中把它“牵着鼻子拉出来”了。这说明，正义的事业，是广大群众所坚决支持的，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就形成一种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今天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源泉，也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并且决定了敌人必定死亡的命运。这就是《两颗铃》所启示给我们的生活规律。
　　《两颗铃》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剧中刻画了以吴志海为主的几个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通过复杂、曲折和惊险的故事情节，集中地表现了它的主题。
　　公安机关的侦查员吴同志——吴志海，是这个戏中主要的正面形象，也是作者笔下和演员表演中所成功塑造的人物。这个人物是全戏的骨干。当第一次上场时，他那雄健的风度，立刻就吸引住观众。在开始接受任务前，他和冯科长分析可疑的卖烧鸡者突然失踪这一具体事件时，还表现出认识问题不够全面和态度不够冷静等缺点，后来在党、在上级的具体领导下，他才正确地认识了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和更深刻的斗争意义。他的英雄性格在复杂而深刻的斗争中得到不断发展。他勇敢、乐观地承当起假扮“团长”，把敌人“牵着鼻子拉出来”的艰巨任务。演员同志在接受任务的刹那间，那种严肃、忠诚像宣誓一样的精神，庄严、威武、富有雕塑美的体形，为全剧的胜利埋下稳固的根基。在“追根”一场中，老吴随着袁治恒深入到黄龙山，他满以为胡建藩的上级可能就是“103”。但是，当从反革命分子们互相的关系中进行深入侦查后，他确定胡建藩是一个自发的反革命，根本没有上级，他扑空了。环境迅速转向极度紧张和凶险。在观众的眼里，他的生命都有危险了。这时，老吴以共产党员对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思想，坚持斗争。一面批评教育袁治恒，一面细致地观察、分析了胡建藩、曹世雄等人的关系和曹所以突然猖狂的原因；一面又大胆机智地使用了党所交给他的敌人的接头暗号——“两颗铃”。在党的随时关怀和教导下，利用了敌人的矛盾，不断探索，对案情做了进一步的认识，重新取得了斗争中的主动地位，为最后彻底破案，打下了巩固的基础。这是一场思想性很强的戏，它不但具体描写了吴志海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他在党的教育下思想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揭露了反革命集团狗咬狗的丑恶嘴脸。
　　戏剧的最末一场“落网”，是全剧的高潮，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一场。作者更深一步刻画了吴志海，并且非常有力地刻画了“103”阴险恶毒的面目。在掌握了敌人的全部线索逮捕了胡建藩、梁名义以后，他又以梁名义的身份，重入黄龙山，直追虎穴，去牵主犯“103”了。“103”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敌人，他在勒死曹世雄的二爸，取得迁移证后，就以合法的假身份，隐蔽在一个黑暗的窑洞里，他已经装成一个耳聋目花、手脚迟笨的老人，正为和另一派遣特务——正经理“208”接不上头而着急和焦虑。他的警觉性强极了。当他听说副经理来到时，他虽然急于出头相见，但是他所布置的层层防线，是多么复杂和阴险呀!这里，吃人的老魔，正要考验着我们的战士——老吴。老吴以共产党员无限英勇的魄力，机智从容地深入到敌人的老巢里去了。他巧妙地得到了敌人的全部资料，通过袁治恒与当地的党和群众取得了联系，给敌人安排了天罗地网；但又机智豪迈地用惊人的魄力，闯过了凶恶敌人对他所施加的重重险关。他迷惑了最凶恶的敌人，当“103”终于正面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从容地、巧妙地用老练的斗争方法，一层层地剥尽了敌人的画皮。他给人的感觉是那么自信、熟练，真实地让人认识到这是在党的教育下和不断的斗争中成熟了的英雄性格。在这紧要的时刻里，由于戏剧的伏线，爆发了连续的骇人情节：民兵副连长——混进我们队伍中的敌人爪牙，闯进窑来，向“103”指破了老吴的身份，老吴机智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攻击着敌人的心脏，使敌人还来不及决策时，我们的民兵正连长，却也用以往蒙骗敌人的面目，闯进窑里，再一次指明老吴的身份，这时，观众心弦极度紧张了，大家都为惊险的情节所震撼和担心着老吴的安全。由于正连长冒充敌人，使老吴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后，就巧妙地给“103”安排下一系列的暗网，牵出了藏在窑洞里的所有的豺狼。从舞台上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催前浪的紧急情况下，给人感觉敌人好像得势了，但是，这时，老吴却以人民公安战士的光辉形象，庄严地向“103”做着最后的启示，要他投降。注定死亡的穷凶极恶的敌人，被突然出现的冯科长宣布逮捕了。这时，垂死的豺狼才发现他手中的枪，原来是一支失去射击能力的废物，用枪顶着老吴的“匪徒”原来是保护老吴的民兵，他的一群忠心耿耿的爪牙，跑出去并没有完成他所交付的“把人民公社的枪收了，把劳改队的枪收了，把炼钢炉炸了，把共产党的干部斩尽杀绝”的任务，而是全部落网，只好走上人民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之途了。
　　《两颗铃》用了较多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老吴这一人物的英雄光辉形象，也由于对这一人物刻画的突出，使全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刘小虎，也较出色地，有层次、有分寸、生动有力地表现了这个角色，体现了剧中的要求。剧本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都很成功，像对袁治恒的描写，他的出现，给人感觉到虽然他的罪行是可恶的，但是，从他的处理家庭等活动中，像在自首前对孩子、对爱人的态度，以及对自己罪行的悔悟等，作者让人信服他有转变的可能，形象地体现了党的肃反政策的伟大正确。但是，这样的人在斗争严峻的时刻中，却又不断地为个人着想，动摇。作者真实地描写出他的思想，没有落于概念化。另外，对白玉花和刘老三这两个人物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是，我认为仍然恰到好处，她和他与“103”、胡建藩等一样，都是穷凶极恶、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白玉花一上场的迷恋过去腐朽生活的一段独唱，配合上与刘老三相见时所表现的他们暧昧的关系，一幅腐烂得发臭的没落阶级罪恶生活的画图展开了，更加深了人民对反革命的深恶痛绝，可以看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生活”。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杨金凤和魏正风，表演上也是成功的。
　　导演这样一个大型现代题材的戏曲，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首先要求导演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和丰富的知识。我认为这个戏的导演工作，进行得很出色，他不但从大处着眼，创造了每个人物和每个场子的完整形象和统一风格，而且善于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典型地表现人物性格和关系以及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全剧中老吴同志出现了三次抽烟和让烟的动作，但是，由于人物关系不同，就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次是冯科长让的，他热情地接受了，他违背了爱人和他的诺言而接受了，这是表现他对事业、对党、对上级的态度；第二次是他和反革命分子胡建藩在第一次接头时，胡建藩取烟要让他，他从容不迫地取出一支烟来让胡，在各人只好抽自己烟的情况下，袁治恒——他们中间的牵线人，用一支火柴，点起了两支烟，表示他们接火了，但是，敌人是不觉察的；第三次，是他和白玉花接头后，老吴敏捷地取出自己的烟吸着，巧妙地拒绝了白为他亲手点燃的香烟，通过这一动作，突出表现了我们战士高尚的政治节操和纯朴的精神面貌。但是，他的拒绝，却又引起了多疑的狐狸的疑虑和疏远，在这一瞬间，老吴又以最大的政治敏感，迅速地又取出一支烟来给白玉花，并且为她打了火，从而麻痹了敌人。在这以前，白玉花初见老吴时，会对他这位深山卖药的大夫进行隐晦的盘查，老吴为了打乱敌人的思路，机警地向白玉花的胸部一拍，从而取得敌人的信任。这些小的也许常常被观众所忽略的生活细节，都被导演所利用而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两颗铃》在运用传统方法时，也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自然地把传统表现方法贯穿在全戏中。“103”第二次出现时，他戴着一个大草帽，直到前台口，还几乎一直用草帽遮住他的凶恶面孔，从他阴森地卸下帽子的动作中，充分地露出他凶残的性格。我们在传统戏中，像《昭君出塞》的王龙和《闹天宫》的悟空等上场时用扇子遮脸，直到台口，右闪、左闪再露面的那种突出人物的亮相方法，在这里得到了发展运用。在勒死人的刹那间，自然地运用了抢背等技术。在田惠玲劝夫投案，又和丈夫设计蒙哄胡建藩，以及“追根”等场子，都运用了在紧急关头，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打背弓”式的独唱，把剧情交织得更紧凑，把台面调度得更对称，因而收到了突出思想主题的艺术效果。这个戏在运用传统手法方面，虽然还显得不够，好些表现手法还接近话剧形式，但是这种从内容入手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两颗铃》不管从剧本还是表演上，也还有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在戏的前面描写田惠玲和袁治恒的篇幅，有些偏多。如戏一开始，过多地表现田惠玲，不但观众的情感不能被她吸引进去，而且好大半天，还转不到主要斗争上去，同时，田惠玲这一人物，也比较概念，在后半部更无法贯穿到底，因而显得游离不沾。另外，两颗铃是敌人约定借以接头的暗号，发现这一暗号，就成为破获全案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是，全剧把这一关避开了，使人感觉到回避了最难攻的一关。与这同样，副经理的出现，和剧本所赋予他比较简单的性格(只是在审讯一场一味地论辩，并不能刻画出敌人这一头目人物的特有性格，和应有的奸毒本领)，不但不能加强戏剧的冲突，相反的，使人觉得他的出现，专门是为了给破案提供线索，显得有很大的人为痕迹。在“追根”一场，由于头绪多，空间集中，给人大有清不了底的感觉。在表演上感到不足的，“103”前半部表演得很好，最后落网前，和老吴见面时，演员由于对这种人物的生活掌握不深，内心空虚了，表演就露出了虚假神态。袁治恒在转变后和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恩人田惠玲的一些对话中，像回忆自己过去和决定今后生活时的一些语言，缺乏痛心疾首，情感上出现轻浮、油滑，像说“人家共产党”等的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也使人感觉到有几分卖弄白口，演员显然还没有从政治上去理解自己的角色，因而违反了剧本的要求，出现了错误。
　　尽管如此，《两颗铃》总是一个成功的剧本和演出，在用戏曲表现现代题材还缺乏的时期中，它是一个丰厚的收成，我们受了它的感染，因而要祝贺它的成功，同时也期望它还能不断地得到改进和提高。
　　(原载于《陕西戏剧》1959年第12期)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