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日益危机。就在这一年——1937年，马健翎同志创作了话剧《中华儿女》。以后几经修改，成为秦腔《中国魂》。当时，在边区各地演出，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最近，省戏曲剧院三团，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原本已失)，重新编写上演了这部戏。
　　《中国魂》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那时，千千万万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屈不挠，舍生忘死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骨气。作者以唐俊峰一家三代悲欢离合的遭遇，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到1938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的顽强斗争。
　　剧中塑造了许多光辉的英雄形象，如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唐俊峰；天真可爱、聪明勇敢的杜红梅；机智果敢、深入敌腹的共产党员张杰清和坚贞不屈、以身殉国的共产党员唐振江、杜家等。唐俊峰，年已花甲，两鬓星霜。儿子唐振江被日寇杀害了，儿媳、孙儿不知下落。他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置身家于度外，以更英勇的姿态投入了新的战斗。他勇敢地接受上级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只身虎穴，深入到敌占区的城内和地下党组织联系，探取敌人的情报。但进城后，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叛徒投降了敌人，千方百计要逮捕他，而自己的同志也急着要和他接头。“客店接头”这场紧张动人的戏，就是描写他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洞察出敌人的马脚，经过许多波折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而终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巧妙地打入敌军司令部，搞出日寇城防部署和作战计划，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叛徒尤子贵，为解放县城完成了重要的准备工作。这个久经战练的老党员，临危不乱，有着深厚的谋略，表现了他沉着老练的性格。作者始终把他放在矛盾的最尖端来刻画，突出地展现了他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坚强刚毅的高大形象。
　　杜红梅虽然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子，但她目睹爹爹被日寇和汉奸特务捕杀，国仇家恨，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熊熊的怒火，更加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在她和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以后，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给八路军传送攻城情报，与汉奸特务搏斗中，表现了她威武不屈、敢于斗争的小英雄形象。
　　店主王妈妈，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她身受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压迫，懂得爱什么，恨什么，向往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太平。因而，当汉奸特务追捕红梅，红梅爬墙跳进她的客店的紧张时刻，她随机应变，勇敢地说：“她是我的外孙女!”巧妙地瞒过了敌人，使革命烈士的女儿免遭残害。她憎恨蒋介石及其卖国集团，看见伪警察就骂他们是“黑狗”；她积极拥护共产党进行抗日，后来坚决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这一人物的出现，可以说是当时抗日战争中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写照，是富有典型意义的。
　　我们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作者特意刻画了日本共产党员佐男的形象。他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发扬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不愧为日本人民的好儿子、国际主义战士。
　　《中国魂》的线索比较缜密细致，尤以“客店接头”以前几次为显著。开始的一条线是八路军某支队派唐俊峰进城去和地下党组织联系，但在唐俊峰还没有接上头的时候，另一条线——和他直接联系的尤子贵叛变了。观众正在注视这两条线索的时刻，又出其不意地出现了第三条线索——杜红梅被推上了矛盾的顶端。由于杜红梅的出现，更加突出了尖锐的斗争。由此，戏剧便展开了更为炽热的冲突。可惜的是，以后的戏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矛盾冲突。
　　《中国魂》的演出，在运用戏曲传统手法表现现代生活方面，也有新的创造。像唐俊峰的表演、念白；杜红梅越墙脱险时的“抢背”，传送情报被汉奸特务发觉追赶时所用的跑圆场、云步、蹦子、转身卧鱼等舞蹈动作，都恰当地表现了红梅逃跑时翻山越岭，以及与汉奸搏斗的生动情景；在处理反面人物方面，如中村太郎出场时的亮相，四兵摆队和刑逼叛徒尤子贵等场面，也都运用和发展了传统手法，有力地烘托了剧情，加强了戏场的气氛。这些新的尝试，达到了和谐自然，可以看出导演、演员是很费了一番心血的。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魂》演出中的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全剧以唐俊峰和儿媳殷怀华相会以后，情调有些低沉，很大程度陷入了“骨肉相亲”的圈子。关于保儿的处理，也占用了过多的笔墨，有些情节也不尽合理；殷怀华为他屈辱图生，表现得民族气节不高；无产阶级战士唐俊峰，也因他减色不少。像母子爷孙相会——保儿认亲这场戏，作者把它放在决定斗争胜利的关键时刻，用了不少笔墨去讲故事，去回忆往昔，就显得有些拖沓、消沉，影响全剧紧张热烈的调子。另外，对敌人的残酷暴戾正面揭露不足，只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加以说明，因而也削弱了正面人物的扎实塑造和更加动人的情节的展开。我们相信再经过不断的修改、加工，这个戏是一定会日臻完善的。
　　(原载于1963年《陕西戏剧动态》第七期)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