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恨》在前方和延安演出之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的意见。看来好像很矛盾，其实是很自然的。
　　剧本的主题是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艺术性又相当高，从某一点来说，是写得很深刻、很生动的，又是本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秦腔，当然受到群众欢迎。它对动员新区群众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摧毁蒋匪政权，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然也应该得到称赞。从目前的创作水平来看，我们应该说它是一本优秀的剧作。
　　但是，用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尺度来量，它就有了不小的缺点。因为它没有明确地表现这个新的时代的重要的东西，落在现实后面。观众感到不满足，要求作者刻画出新的时代，创造出新的人物。当然就有了意见了。
　　作为一个观众，我想就从这一点，从时代性或现实性上来发表我个人的观感。《穷人恨》是写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大规模的反攻以后数月间)在蒋管区发生的一段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剥削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毛主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这伟大的事变震撼了全中国，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大变动：本来已经衰弱不堪的中国统治阶级，现在整个地陷入悲观绝望、恐慌混乱、分崩离析的深渊中了。本来已经到处燃烧着的蒋管区广大人民反饥饿、反压迫、反蒋美的怒火，现在更加旺起来了。共产党解放军的影响空前扩大了，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了，他们睁开眼睛向解放区望着，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我党我军身上。
　　这就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特征。《穷人恨》是描写这个时代的一本大戏，它应该表现这个时代的特征，也就是主要的东西。但作者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一般说的，《穷人恨》中的人物，无论肯定的(群众)也好，否定的(统治阶级)也好，都缺乏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时代或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甚至很大的距离。就剧本来说，是就环境和人物发生了矛盾。我们试来分析一下吧：
　　作者一开场就把当时的环境给我们介绍了。但战争，正确地说是人民解放军向蒋管区的大进军，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只是使地主瞅准放账，抓紧要账，……统治阶级一点也没受到威胁，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镇长只顾抓丁，要粮要款，……也从不为自己的命运打算。他们的狗腿爪牙，连怕死鬼“高掌柜”即高顺在内，除了一个表现动摇(动摇的原因不是受了时代的影响，而只是一般的对穷人的同情)、其他几个都照旧忠实地执行主子的命令，横行霸道，也一点都没有受到时代的影响。总之从一到十七场，照剧情说，就是从“战事紧得很”到解放军已经快打来了，这几个月中间，他们的情绪、心理和生活，平平常常，看不出一点悲观失望、恐慌混乱的影子。他们的内部始终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在第一场，地主提起日本投降的时候这样说：“我那时只担心一个，最怕共产党得势哩!老天爷保佑，蒋主席下令消灭共产党，咱们这里来不了八路军。”从前最担心，现在反而不担心了?镇长告诉他：“战事紧得很”，他也毫不在乎，连情况怎样也不打问一句，表现得这样有信心，这样相信他们的蒋主席。特别是第九场，地主和他二太太消闲得意地上，“每日里吃饱穿暖闲游转”，这调子，这气氛，简直是地主阶级的黄金时代(作者大概是拿它来和穷人的悲惨、饥饿的生活对比，以加强戏剧效果，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时代)。
　　我们从《穷人恨》一到十七场中，只看到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绝大多数狗腿爪牙的横行霸道，穷凶极恶(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面，应该暴露的)，看不出他们内部的悲观绝望、恐慌混乱、分崩离析，这些，恰恰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普遍的现象。这是蒋匪的致命的病根之一，这是他们必然快要灭亡了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我们所应该尖锐地暴露的主要的一面。但是作者把这一面完全放过了。作品所暴露的只限于地主的家丑——他和二太太的不断的吵架，二太太和高顺的勾搭。这当然也是他们内部的普遍的现象之一，也应该暴露。但我以为这是一般的，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东西。因此，《穷人恨》中的统治阶级看来就不像是一个垂死的阶级。虽然他们很快地就被打垮，被消灭掉。
　　我这样想，假使作者能抓住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特征，把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的现象也暴露出来，那么，观众就不只看到地主、镇长的罪恶，同时，又看到他们的丑恶慌乱与分崩离析，在解放军未出现以前，已经看出他们就快完蛋了。这不就更现实，更生动，更深刻，更富有感染力，更能起宣传教育的作用吗?
　　自然，暴露也要有分寸，也要合乎时代或现实，不能使观众看了之后，产生了盲目的乐观，以为不要再经过残酷的战争，就可以把统治阶级消灭。这又不对了。
　　假如说，作者因为没有把握住时代的特征，把统治阶级估计得过高了；那么，同样的原因，又把蒋管区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估计得过低。
　　《穷人恨》中的群众，基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富有反抗性的青年贫农，如袁尚义、安兴旺、保子、刘满仓和他妹妹红香等。袁尚义是这一类型的代表。第二种类型是落后的老年人，如安老婆、老刘和“善良和胆小”的中农冯见喜等。安老婆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从一到十九场，就是说从“战事紧得很”到解放大军已经快打到他们的家乡了，这几个月的中间，发生了一连串统治阶级赤裸裸地压迫、榨取、欺负穷人的事件，“人民在简直生活不下去的水深火热中”。这情形，在过去的时代，也曾把群众迫上梁山的。但是在今天，人民却始终没有积极的行动。最不可想象的是，战事紧得很了，地主又公开把打内战的消息告诉他们(告诉老刘)，又是抓丁，又是要粮要款，这些都是和内战紧紧地关联着的。最落后的安老婆还说过这样的话，“哎，总想日本鬼子打下去啦，好活几天，不料越来越难过了”，可是共产党解放军对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甚至连内战或类似这样的字眼，我们从群众口中一个字也听不到。有一个同志说：“《血泪仇》中的群众，已经听到西北有一边区，晓得向西北逃生。现在，过了四五年之后，《穷人恨》的群众，却不晓得中国有广大的解放区，向解放区逃生，甚至连逃走的念头也没有，好像今天全中国都在黑暗中，穷人毫无出路，只好等死似的。这怎样解释呢?”
　　不知道是由于生活经验的关系，还是思想或创作方法上的问题，作者极力去挖穷的旧的落后的一面，挖得这样深，深得近于夸张(如刻画安老婆和老刘的可怕的宿命思想)。但穷人的另一面，新的进步的一面，也就是时代的主要面，应该着重地表现的东西，却没有往深处挖。不错，作者处处在描写群众的反抗和斗争，描写农民之间的阶级友爱，描写农民对地主、对镇长的阶级仇恨。这在群众，特别是在第一类型的群众身上，随便可以找出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可惜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始终停留在较低的阶段上，可以说是停留在原始阶段上。我们看不到群众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看不到农民有机智，看不到农民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痛苦和眼泪。就是作为青年贫农的代表的勇敢好义的袁尚义身上，也缺乏一种新的血液，也没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一句话说，作者没有把农民写成一个即要取得胜利的阶级。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的农民当然也不是昨天的中国的农民。他们已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思想和斗争方式。这才是新时代的主要面，才是我们所要着重来表现，来描写的。假如作者像描写群众的落后的一面那样，用他的锐利的笔尖来描写群众这进步的一面，那么，《穷人恨》的群众，就有了新的面貌，新的血液，新的力量，那么，不要等到解放军的出现，观众早已看到人民一定要胜利了。
　　群众力量，这是决定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我们从《穷人恨》中看不到群众的内在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痛苦和眼泪。我认为这是该剧本的最大的缺点。
　　人们也许要问：你难道没有把剧看完就走了吗?后来袁尚义不是参加了武工队回来了吗?后来群众不是像刮大风一样都起来报仇了吗?是的，这些我也都看到了的。但我还是没有见到群众的内在力量。我觉得这戏的结尾缺乏强烈的艺术的感染力，因为它不是故事发展的必然的结果，缺乏内在的因素，有点不自然，前后不大谐调。
　　总之，《穷人恨》的主题虽然是今天所迫切需要的，艺术性虽然相当高，虽然受到欢迎和称赞，从目前的创作水平来说，虽然是一部优秀的剧作；但因为作者把握不住这个新的时代的特征，落在现实后面，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面所说的缺点。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引用法捷耶夫的一段话：“描写我们的生活是困难的，新的东西常常是难于领悟的。……你不能依靠幻想，你只能自己去看它。而生活又是经常在前进的。”(《群众文艺问题》，第64页)
　　是的，生活是经常在前进的，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生活简直是在飞跃。我们一定要赶上去，赶上去，赶上时代，并且站在时代的前列，紧紧拥抱住新的生活，才有可能刻画出新的时代，创造出新的人物。
　　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不管是怎样困难，我们一定要完成它。
　　《穷人恨》的作者马健翎同志，是我们的优秀的创作家之一。我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只要他掌握了新的生活。
　　(原载于《群众文艺》创刊号1948年8月15日)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