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七十年
陈彦
70岁,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都是一个不小的年岁了。70年前,在延安宝塔山下,一个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革命文艺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创立的,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是1938年7月4日。
民众剧团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时期诞生的,唤起民众,一致抗日,便是她孕育的初衷,一旦呱呱坠地,便风尘劳碌不止,几年间,甚至创下了演出数千场的骄人成绩,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大量史实证明,“民众剧团的实践,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这个团队都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发挥着“特殊战场”的特殊效应,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毛泽东曾表扬他们说:“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这个团队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相结合,他们是在用文化激活抗战的热血生命,用文艺点燃对敌斗争的勃发激情,而不是为演戏而“勾脸”,为“饭碗”而“操刀”。进入这个队伍的人,除少数有一技之长的民间艺人外,大多具有一种革命理想,有的是走进边区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奔向解放区的进步学生,因而,从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完成了一个演艺队伍的文化奠基和理想担当。民众剧团的第一任团长柯仲平,不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狂飙诗人”,而且还是全国解放后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副主席(那时副主席一共只有两位,另一位是丁玲)。在这个团队中,还有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化人,他就是著名戏剧家马健翎。马健翎诞生于陕北,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并四处求学,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还辗转在多所学校当教员,但自小酷爱戏剧,最终成为民众剧团的创办人之一。
马健翎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多面手”,不仅懂管理,而且在创作的各个门类,都能触类旁通,“烂熟于心”。柯仲平在管理了民众剧团四年后,于1942年调往延安评剧院做负责人,从此,马健翎就成为这个团队的“掌门人”达23年之久。他先是率团活跃在陕甘宁边区,1947年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数月,他就率民众剧团“娃娃队”进入山西,展开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民众剧团两个分队会师西安,改制为西北民众剧团。1952年,组建西北戏曲研究院。后大区撤销,更名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马健翎在二十几年的剧人“领头雁”生涯中,始终坚持文化浇注,坚持理想引领,坚持革新创造,是以一种文化建设者的心态,从事民族戏曲事业,因而,斩获颇丰,成果至今尚挂满时代舞台的枝头。
马健翎和他的团队,首先是戏曲现代戏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在民众剧团实践现代戏以前,所谓的现代戏,是穿了传统戏衣服,化了“老戏”妆,说古典韵白,套现实生活的“时新戏”。据说演朱德总司令的花脸演员,是扎着靠旗,戴了长髯,手提关公刀,上场先要自报家门的:“俺,总司令朱德者是也!”连周恩来也是要身穿诸葛孔明的“八卦衣”,手摇象征着高参、智慧、神算甚至怪力的“鹅毛扇”的。自民众剧团用民族戏曲之“旧瓶”,装入“滚烫”的现实生活之“新酒”后,戏曲现代戏才逐渐步入用时装和当下生活语言,演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创新轨道,先后诞生了《十二把镰刀》、《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等“红透陕甘宁”的优秀作品。据载,《中国魂》的剧名,还是毛泽东由《国魂》亲自修改而成的。为使这个团队能够壮大、勃兴,毛泽东甚至还拿出过三百大洋稿费,支持剧团置办戏箱,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富春、王震等领导人,也都先后为这个团队的“运转”,增过砖,添过瓦。因此,也可以说民族戏曲现代戏的初具样态,是在“革命摇篮”中催生、哺育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虽然戏曲现代戏迟早会诞生,但革命激情和炮火洗礼的淬火锻打,当是民众剧团能成为戏曲现代戏的浴火凤凰的重要原因。
民众剧团进入西安,并更名为戏曲研究院后,实际上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面临着一个由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重大转型。马健翎和他的团队,同样面临着由革命激情向艺术激情的转换。十分可贵的是,马健翎紧紧抓住戏曲艺术的本质与精髓,连续创作、改编了多部古典传统秦腔剧,先后有《鱼腹山》、《游龟山》、《游西湖》(与人合作)、《赵氏孤儿》、《窦娥冤》、《飞虹山》等作品搬上舞台。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剧作家还整理改编了秦腔《周仁回府》、《铡美案》、《白玉瑱》,碗碗腔《金琬钗》等剧目,这些戏不仅走红当下,为秦腔属地的观众所喜爱,而且还在北京和江南十三省市历时半年的巡回演出中,反响巨大,用当时的传媒赞语为“誉满京华”,“蜚声南国”,更有业内人士盛赞秦腔为“老树新花”,这批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盛传不衰,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戏曲经典。在创作、整理、改编古典传统剧目的同时,现代戏创作也持续演进,马健翎不仅自己原创了《两颗铃》等剧作,而且还组织生产了由黄俊耀编剧、李瑞芳主演的反映新时代婚姻自主的眉户剧《梁秋燕》。此戏演出一千多场,“走遍半个中国”,在八百里秦川,甚至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民谣。应该说,这是研究院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坚实的转型步履,使一个集创作、研究、演出、教学(演员、演奏员正规培训)于一体的合乎戏曲艺术发展规律的大剧院架构全面形成。这是一种规模、样态定位,更是一种生命演进中的质的跃升与曝亮。
“文化大革命”时期,剧院经历了与全国其他文艺团体相同的厄运,虽然也创作了大量作品,但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好的戏剧构架,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大多转瞬即逝。尽管如此,剧院的音乐家们,仍然在戏曲音乐创作上作了许多可喜的探索,尤其是由“样板戏”转化为秦腔戏的诸多唱段,已成为今天教学和演员清唱的“看家”名段,其中经验,也十分值得深入研讨和总结。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绿祖国大地时,研究院艺术家们的创造活动,也豁透出一派盎然生机。30年拼搏奋进,成果琳琅满目。为满足观众和剧种传承需要,剧院一度甚至组建了五个演出团,为秦腔、眉户、碗碗腔、同州梆子等剧种的继承传播,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在创作上,始终坚持“三并举”原则,让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并驾齐驱,这种表现形式上的相互交融渗透和个性风格上的异态多样彰显,使剧院的风貌呈现出了丰富充盈的艺术资质。在历史题材创作上,出现了《千古一帝》、《杨贵妃》、《泣血无字碑》、《太尉杨震》、《凤鸣岐山》、《雀台歌女》、《杜甫》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有的甚至走向了国际舞台。在改编剧目中,《西湖遗恨》、《杨七娘》、《真的·真的》(根据外国经典话剧改编)、青春版《杨门女将》等作品,不仅赢得了广泛的地方戏观众群,而且还多次走出潼关,唱响国内外戏剧舞台。在现代戏创作上,《二虎守长安》、《杏花村》、《漂来的媳妇》、《留下真情》、《臂塔圆舞曲》、《好年好月》、《迟开的玫瑰》等作品,不但在全国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和褒奖,有的甚至还被多个剧种移植,至今盛演不衰。
纵观研究院70年的创作历程,以及继承、改编、创演的近700本、折作品的运行轨迹,“多演戏,演好戏”,始终是管理者和艺术家们的良好愿望与追求。这个团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革新,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且建立了积存深厚的基业。尤其是在创作上,始终与现实共振,同生活对接,努力反映时代的欢乐痛苦,揭示普通人的命运,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层次观众的普遍拥护和赞赏。即使是历史题材创作,也始终注重与时代血脉的接通,在充分尊重历史,“还原旧貌”的同时,深刻发掘它的当下意义,从而使艺术创造工程,每每成为对时代精神构筑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劳动。虽然在不同时期,也产生过一些急功近利、图解政策的浮泛之作,但总体走向是尊重艺术规律,行进步态稳健,深切大众的精神心理,表现生活的波澜壮阔。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呈现出了题材占据越来越广泛、人性开掘越来越深邃、价值判断越来越多元、精神内蕴愈来愈丰厚的整体推进趋势。多部作品,屡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重要奖项,甚或最高奖项,就是观众评价体系之外的又一种评价支撑。
民族戏曲,素有“戏一半曲一半”的内在技术性分工,这个分工是有深刻道理的,全国数百地方戏剧种,它的区别完全是通过唱腔音乐完成的,尽管文学剧本也需要做一定的音韵、方言移植,但不是区分剧种的绝对因素。这个绝对因素就是“曲”,曲是剧种存在的衣钵、灵魂和根。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对地方戏唱腔音乐的发掘整理工作,时至今日,甚至还流传着柯仲平在延安“三顾茅庐”,延请眉户艺人李卜的佳话。70年中,研究院以秦腔、眉户为代表的戏曲音乐演进史,是一部继承史,一部创新史,一部吸纳史,一部发展史,可谓人才辈出,大家林立,且成果累累,功绩卓著,许多唱段,已通过音乐家和演员的共同努力,炼化成为脍炙人口的地方戏唱腔经典,并广泛流播在西北大地。剧院的作曲家群体,还将自己的智慧,全面植入在秦腔、眉户属地的许多新剧目生产中。一些音乐素材,更是被影视、歌曲甚至交响乐广泛运用,已成为时代音乐发展的“新”因素。在70年即将来临之际,院里组织班子进行唱腔音乐出版编辑工作,大家甚至觉得有“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之感,足见数辈人在地方戏唱腔音乐上创造积累之丰博深厚。
研究院之所以是研究院,“研究”二字始终是各项艺术生产工作的重要胶合、助推、提升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健翎先后从西北大学等高校中文系,调入大学生十余人,与研究院自身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一道,共同开展戏曲理论研究工作。这批人对研究院的文化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对艺术生产的总结、发展、引领,发挥了许多显性和隐性的效能,一些成果,业已成为研究秦腔发展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院再次从西安交大、南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高校,引进了一批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已逐渐成为剧院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主体和中坚。
在人才队伍的前进史上,70年,数千人来去穿梭,大有江河滔滔,千帆竞过之势。无论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演员,还是理论研究和事业管理,都呈现出人才辈出、前赴后继的汹汹涌流状态。尤其是作为舞台艺术主体的表演艺术家队伍,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为有源头活水来”。因研究院素有“西北秦腔最高学府”的美誉,因而,秦腔人才多有“加盟”意愿,应该说大西北甚至包括西藏的诸多秦腔剧团,为研究院人才高地的持续抬升,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院是党和政府从革命摇篮中带出来的孩子,更是千千万万秦腔观众和秦腔事业从业大军共同化育、冶炼、提纯的结晶体。在这里,如雷贯耳的名字数不胜数,仅中青年“梅花奖”演员就有八位,老中青数代名角,汇聚成秦腔事业的不夜星空,作为剧院的新生代管理者,深感说出一串大名来,更生“挂一漏万”之感,因而,也只好在心中默念,唯恐遗珠漏宝,对先贤和同辈艺术家产生大不敬了。在即将进行70年大庆时,“小梅花秦腔团”又宣告成立,这是研究院自己培养的第九期演员训练班。前八期学员,已成剧院辉煌的背影和现在的中流砥柱,1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孩子,在这个当口“呼啸杀奔”而来,真是剧院的大幸,秦腔的大幸,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又一个能教人睡个踏实好觉的人才梯队结构形成期了。
总结研究院70年发展之路,大家始终在探讨“剧院风格”这个问题,有人说“大气磅礴”,有人说“细致缜密”,有人说“做派严谨”,有人说“自然、生活”,有人说“混沌质朴”,有人说“工于匠心”,有人说“稳健沉雄”,有人说“求新善变”,总之,各有说辞,都具道理。反正一个走过70年生命历程的剧院,一定是有特别风格存在的,因为她艺术积淀的宽博深厚,呈现样式的立体多端,几个字,几句话,实在是难以概括全貌,因而,关于风格性的总结话语,就迟迟不能为大家所接受地“落地生根”。其实,风格总结既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任何风格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艺术创作,尤其需要在固定模式中打破模式,在固有风格中突破风格,惟其如此,才能保持永不衰竭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马健翎先生曾把戏曲艺术形容为“一棵菜”艺术,我想,这是对这门综合艺术内在属性的深刻认知。仅舞台美术而言,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延揽人才,剧院就曾盛邀岭南派知名画家蔡鹤汀、蔡鹤洲加盟创作,后来除自己培养了大量人才外,还多次引进全国一流舞台美术专家参与设计,硕果繁茂。研究院始终重视舞台整体呈现能力,强强联手,配合严实,形似织锦,针针细密,如菜包心,似花绽放,干盛叶繁,壮美动人,这种调动一切因素,为艺术整体效力的团队作风,恐怕正是艺术创造风格中的最重要风格。舞台艺术,既是个性劳动,又是共性创造,一旦得到有机整合,便会释放出个性更加张扬、共性愈发凸显的审美能量,研究院许多戏,正是因深切个中三昧,而屡占岁月风头。
70年风雨兼程,70年奔突演进,真正使剧院立于不败之地的是始终开拓进取,始终坚持锐意创新的精神品格。一部剧院发展史,其本质是一部创新史,一切继承、传播、再造的过程,都是创新的过程,一旦离开创新,剧院便顿失领军秦腔的风采。享誉大半个世纪的“秦腔正宗”李正敏,不正是独树一帜、大胆创新唱腔,才成为一代秦腔大师的吗?许多创新过程,尽管也不时招致善意的批评,但最终都交融、渗透、化合成一种传统和积累,就像一片荆棘走得多了,便成大路了一样,研究院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在创新这条道上,是磨损了许多铁脚板仍在匆匆往前赶路的。当然,创新不是浮躁,创新不是盲动,创新更不是向时尚和感官献媚的花里胡哨和缴械投降;创新是一种向极地迈进的自信持守,创新是一种向深层钻探的压榨引流,创新更是一种对内在规律深切把握后的左右开弓和游刃有余。一个艺术创作研究大院,既要不断创新,也要步履稳健,这是矛盾的两个面,但又是对立的统一体,只要创新始终能坚持在对戏曲本质审美特征的悟道和承继上,并能“瞻前顾后”、“行左看右”,敢于“冒进”,也勇于修正,创新和持守,就一定能成为既相互警策、制衡,又互为照应、支撑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一种事业,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进步、文明传播、道义认知、价值建构等发挥作用,当是衡量这一事业生存根基和生命活力的试金石。研究院70年挺立不衰,近700部作品异彩纷呈,其根本缘于能够坚守社会良知,坚守社会道义和责任,坚持传播正义、善良、公道、民本的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并能与时共进地吸纳各种新的文化因子,丰富、延伸、壮阔自己的舞台生命。作为剧院新生代,我们敬畏她辉煌的过去,更感到推动历史前进的责任重大。我想,如何传承薪火,自觉担当,并形成新的文化积累,当是我们这些从业者的终极价值目标和生命情结。秦腔是秦人的生命之声,奋进之腔,秦人爱之心切,护之有加,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使命的光荣和艰巨。一切只有遵循规律、守望常道,并坚持自民众剧团以来70年奋斗史中,我院一贯秉持的民众立场和普世情怀,才能始终扎根大地,并枝干参天。艺术没有捷径可走,戏曲艺术尤其生于苦寒、成于艰难,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砥砺精神,心态浮躁,见异思迁,其结果只能是精品难出,英才难造。我们只有心生定力、目不旁骛地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并向着目光所能看到的极限不懈努力,才能迎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生命更加雄健博大的明天。
2008年7月4日于西安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