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二人台与《走西口》
刘明德
一、陕北二人台源流
陕北二人台就是流传在神木府谷的神府二人台,是陕北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清咸丰年间(1860),打坐腔、打玩艺儿(二人台的前身)就在这里基本形成,并流传于民间。据府谷籍上海音乐学院著名二人台艺术家丁喜才先生提供,府谷、神木在同治元年(1862),就出现了玩艺儿班子。民国元年(1911)神木民间艺人韩首发在玩艺儿班子的基础上组织戏班子,谓“醒民社”,在周边地区影响很大。
本家本户的玩意班子称之为“窝儿班”。在清末民初,府谷有丁三成的丁家“窝班子”,神木有郭仲义郭家“窝班子”,冯生虎冯家“窝儿班”。因为打玩艺儿大部分表演者为二人,即一生一旦,或一丑一旦,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改称为二人台,但偏远的农村仍叫“玩艺儿”,演出叫“打玩艺儿”(我认为这种称谓是与道具霸王鞭有关),时有剧目60多个。二人台由于演员少,化妆简单,演出又不受场所限制,打谷场上、村头、院子、房间地下均可演出,全部乐器有扬琴、四胡、梅、三弦、京阳胡,有时其中的一件乐器便可伴奏一台戏。道具更简单,通常用手帕、扇子、霸王鞭、绸条,甚至用笤帚、竹竿、小篮等。内容是反映农村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男女情爱、历史传说、劝人教人的,符合民间口味。曲调因都是由民歌、山曲发展而来,很容易被群众接受,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演唱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很重视陕北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奇葩的发展,多次组织会演、调演,发现了大批人才。1953年丁喜才自打扬琴自唱《五哥放羊》、《尼姑思凡》获省上一等奖;1954年丁喜才应邀参加北京民乐广播表演,后被上海音乐学院特聘为教师,结束了多年乞讨式流浪卖艺生活,登上了国家级音乐殿堂。1957年神木民间艺人折侯信吹梅、魏怀刚吹手合奏二人台曲牌《双飞雁》获全国会演一等奖,轰动京城。之后,一批批新老艺人相继步入央视及中外最高艺术殿堂。各级政府为弘扬传承二人台艺术,使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立了专门的二人台协会、研究会,2006年陕西省将流行在陕西的二人台命名为“府谷二人台”,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二、走西口的自然及地理原因
哥哥走西口,
妹妹实难留,
手拉上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一曲《走西口》令人刻骨铭心,回肠荡气,它是昔日晋北、陕北人苦难生活的写真,也是二人台体裁的集中体现。多少年来,二人台《走西口》经过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一代又一代锤炼,成了二人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作之一。
《走西口》又名《走西头》、《刮宁夏》、《走口外》、《走后套》、《走河套》……因地名而艺名亦不同。有人说出了杀虎口就是西口,也有人讲出了雁门关就是走西口……我以为,那是山西人,尤其是晋西北人走的路线,但陕北人走西口从未有人绕道走山西杀虎口与雁门关!那西口究竟在哪里?
“口”就是指长城的关口,出了关口就是“口外”。“口外”具体是指长城以外,即黄河流经宁夏、内蒙古境内的东、南、北大弯曲沿岸,即贺兰山以东的银川平原,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河套平原(称为后套),乌拉山以东、大青山以南的土默川平原(称为前滩)。旧时黄河以北为后套,黄河以南为前套。这里黄河水流平缓,灌渠纵横,土地肥沃,水草丰旺,地广人稀,旱涝保收,再加上有辽阔的草原,宽广的牧场,所以农业、畜牧业很发达。在那里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害兵祸相对薄弱,民族矛盾也不是那样尖锐激烈。而“口里”秦、晋高原千沟万壑,土地贫瘠,天旱颗粒无收,雨涝水土流失,庄稼被冲。因此,晋西北、陕北地区的穷苦百姓只得背井离乡“走口外”揽工受苦,秋后挣得三五斗米粮,回乡养家糊口。这里流传着一句令人心酸的顺口溜:“神木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这确实是旧时晋西北、陕北穷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三、走西口的社会原因
咸丰整五年,
山西遭年馑,
有钱的粮满仓,
受苦人一个一个实可怜。
官粮租税重,
逼得人跳火坑,
手中没有钱,
不走西口怎能行?
据《神木县志》载,“咸丰七年大旱”。那么,咸丰八年逃荒走西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管咸丰五年也好八年也罢,总之,晋西北、陕北的人们每遇灾年,不走西口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咸丰五年(1855)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农村连年遭灾,经济崩溃,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二人台《走西口》是通过一对新婚夫妇分别时难舍难分的情景,从走路、过河、坐船、歇崖、住店、睡觉、受苦、生活、交朋友,不忘妹妹不忘老家那缠缠绵绵,啰啰嗦嗦,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千安顿万嘱托,一方面表现了丈夫在无可奈何下逼迫逃荒走西口,临别时夫妇俩那种纯朴、善良、火热、真挚的内心感情。另一方面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劳苦大众与剥削阶级的深层次矛盾。所以“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活活饿死人”就是当时的社会写照。这不仅仅是太春一家人的遭遇,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统治阶级贪污腐化,增加税赋,割地赔款,鱼肉百姓,把社会负担全都加在穷苦百姓头上。官府逼得穷人无法生存,只得走西口、进后套、走河套、走西头,寻求生活出路,寻求生存希望。正如《走口外》山曲中所云:
梁头的狐子展不起腰,
穷日子逼得哥哥走河套。
提起亲亲跑口外,
泪蛋蛋流得抛一怀。
你走西口我上房,
手扳住烟囱泪汪汪。
四、走西口的路线及《走西口》民歌的产生
家住在太原,
爹爹孙朋安,
生下我一枝花,
起名叫孙玉莲。
有人根据《走西口》孙玉莲上场唱词就断定走西口的起点在太原,我以为这种提法不妥。这种断言如果成立,那么晋北人、陕北人生活中的走西口就不算是走西口了吗?非得住在太原才是走西口吗?非也!这实际是艺术的典型性、代表性,艺术作品根本没可能把各地走西口的地名都唱出来。
二人台《走西口》里太春唱道,“头一天住古城(在陕西府谷),第二天住纳林(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来在沙蒿塔、大坝梁、五拉素、三条湾、长崖边、西包头(均在内蒙古境内)”。这实际是山西河曲、保德、偏关和陕西府谷人走西口的路线,两地之间刚好是过去步行的站口。神木人的走西口有三条路线:一条是走城西沟、四卜树、瑶镇、中鸡、马秦壕、新街(内蒙古)、阿腾席连(内蒙古)、东胜、达旗过黄河入包头;一条是陈家沟岔,梁家塔、沙圪堵(内蒙古)、盐店,达旗过黄河进入包头;另一条是陈家沟岔、孙家岔、大柳塔、阿腾席连、东胜、达旗过黄河进入包头。再由包头进入五原、临河、杭锦后旗(内蒙古后大套)。所以神木人走西口叫“走后套”。
榆林人走西口是北上到乌审旗(内蒙古)、鄂托克、乌海过黄河进杭锦后旗(后大套)。榆林南六县走西口大部分纳入榆林北上再西渡黄河之路线。另一部分则纳入西三县即横山、靖边、定边县之路线。他们的路线是沿长城出定边进入盐池(宁夏)、灵武过黄河进入银川、吴忠,再北上进入银川平原。所以西三县人走西口又叫“走西头”、“刮宁夏”。
据史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御驾亲征准格尔葛尔丹部,三十六年(1697)再征大捷,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察访民情,了解到长城外东西2000里长、南北50里宽的“黑界地”土地肥沃、水草丰旺,可移灾民。从此,历史上大规模走口外谋生的移民便开始。移民运动时紧时松,始终没有间断,这就是土默川有大批晋北人、府谷人,鄂尔多斯的前套、梁外和包头的后山后套有大量府谷、神木人,乌审旗有不少榆林人,银川平原有很多三边人和绥米人的历史原由,这些都是古时走西口出去的人遗传下的后代。
五、我记忆中的《走西口》
1946年神木大旱,农田颗粒未收。本来就靠天吃饭的当地贫困百姓缺吃少穿,挣扎在饥饿线上。市面上一升小米暴涨到20块大洋还抢购不上。到了冬季更难熬,神木县城周围的树皮、草根都被掏光吃净了。街巷里、城外到处可见用席片卷着的和曲蜷着身体的死人。为了生存下去,只得逃荒走口外。
我祖父是张三疤子的顶生意掌柜,常年往返包头、银川、太原、天津等地做买卖,父亲是他们字号里的店员,家里的生活还能过得下去,但一遇荒年,存粮就很快吃光了。尽管我祖母(祖父年轻时走西口住银川娶回的玉皇楼边吕氏之女)会过日子,但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树皮、草根、豆腐渣拌糠当时虽能填饱肚子,但营养太低,更难熬的是排便困难,即使排下也干燥得像骆驼粪,更像中成药的丸药,一颗一颗的。记得我排便困难时祖母用通火的火筷子为我多次掏过粪便,疼得我直嚎。
当时祖父的字号在包头西大街的“大成永”(现包头东河区),怕我们饿死,就让父亲回神木顾了两辆木轱辘牛车接我们到包头。祖母和别人结伴走宁夏,回银川娘家去度荒年。我和母亲、妹妹同随与我们一起走的九叔、表嫂、二姐走包头。母亲和妹妹乘一辆车由背着四胡的父亲护送;我和表嫂,二姐乘第二辆车随后,由九叔护送,开始了走西口的行程。毕竟是出去逃荒,临走时大人们低着头,含着泪。当时我才六岁,却很高兴,对第一次坐牛车,第一次出县城感到很新奇,更何况我怀里有独家所有的口粮——一块碗大的糠窝头。更新奇和难忘的是赶车人一路上唱的山曲儿:
大青山长来乌拉山高,
我赶上牛牛车进后套。
当天晚上住在县城北50里地的陈家沟岔。父亲早就和他那一帮民间艺人唱到一块了,母亲派我去找父亲搞点吃的,一个吹梅的大叔指了一下地上半筐山药:“这不是吃的!”我叫九叔提过去,洗净一煮,我们9个人饱餐一顿。第二天,天还黑糊糊的我就被叫了起来,又出发了。过了乌兰木伦河和勃牛川河交界处的窟野河,我们在石拉沟吃了一顿煮小萝卜,沿着勃牛川一直向北走。过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村又一村,随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竟多了起来,他们都步行,只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媳妇挺着大肚子骑着毛驴。人们都低着头,含着泪,低声谈论着去什么地方的问题。我看到母亲的泪珠竟掉了出来,妹妹直喊饿,我的大窝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吃光了!一路上赶车的人仍旧唱,好像要把吃进去的几个萝卜都唱出来似的:
石拉沟的糜糜孙家岔的炭,
昌汗淖儿的女子都撵上看。
不知走了多少天,因前面在打仗,还有土匪抢劫,我们在一个叫暖水(准旗辖地)的地方住了下来。这时表嫂和二姐被家人接去;九叔打问到解放军参军了(后在解放大西北中牺牲了);车夫也走了,就剩我们一家四口人,租了一间小房,父亲给人家临时打工,母亲挺着大肚子给人家洗衣服挣点钱。暖水是一个很热闹的小镇,卖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各种小吃。大人们忙挣钱去了,我和妹妹在临街住房的小窗上听到各种叫卖声,就想象那种小吃的味道,很解馋。一次一个头顶粉皮盘的中年人,绊了一跤,粉皮倒了一地,他骂了一顿娘,自认倒霉,揽了些调料回去了。我和妹妹把扔在地上的捡回来,洗净饱吃了一顿,母亲还给过冬(冬至)留了一部分。下午父亲回来还提了一颗羊头,说明天熬冬,人家都杀羊吃炖羊肉,嫌烫羊头麻烦,给了他一颗。母亲把羊头煮好,扒下的肉竟有一小碗,留着第二天过冬吃。这时我才知道干羊头煮上就算是熬冬。
不久,解放大军平定了土匪,去包头的路通了,我们又顾了一辆骡车过了土黙川、达拉特、黄河的冰川,进入包头。
我们住在西营盘梁(东河区)的一个大杂院里,房东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太太,人很漂亮,经常穿旗袍、高跟鞋,人们叫她奶峰妈,背地里叫她“母老虎”,她很喜欢我,有时还给我点吃的。她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年龄和我差不多。一次奶峰和我玩时,衣服上溅了点泥哭了,“母老虎”出来没命地往死打奶峰,嘴里喊着:“一个臭逃荒的!怕什么,打死女子有人给我赔小子!”原来如此,母亲跪下都不肯饶,后来同院的神木老乡一齐劝解才了事了。
不久,母亲要生产了,那天孩子刚生下来,只见母亲把孩子放在大尿盆子里,用坐土(生孩子时产妇身下坐的渗血沙土)填满尿盆子,想把孩子捂死。又叫来一个人送出野外,后来听人说经风一吹,孩子活过来了,被人抱走了,以后再没有下落。
保长来了,带领我们一帮人下山去“三三照相馆”照相,说办“难民证”用。相照了,“难民证”也领到手了,谁知,我们又被一群国民党兵押走了。难民们装了一卡车又一卡车,往五原、临河、陕坝后大套送,还骂我们把包头害苦了,什么几十万人涌到包头,包头也要遭灾了。
卡车沿黄河沙滩颠颠簸簸行进。不料,我们乘坐的车轮胎爆了,人们吓了一跳,满以为开枪把谁毙了,因没备用胎,车无法行进,国民党兵共6人,提了一大桶酒,围了一圈喝开烧酒了,我们在车上不让动。后来他们一个个歪歪斜斜的,醉了?!睡了?!大人们一看好机会,领我们逃回包头。西营盘梁不敢住了,全家搬到了“大成永”。到了“大成永”,母亲给拓掌柜家的孩子当奶妈,兼当佣人,人家免了我们的房钱,煤、水、电费,还给点工钱。这时祖父的生意也垮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靠母亲挣的那点工钱维持。
1949年包头解放,我在店院的大门缝看见解放军列队由城西向城东走,好多的军车,一队队解放军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过了一两天,在校场(与“大成永”只隔一条小街)开大会,给难民发救济,我都排队领了一顶棉军帽(后来才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帽子),一行军带干粮小米。后来祖母得知包头解放了,从银川沿黄河坐船来到包头。政府安排祖母在卷烟厂装烟,贴商标封口,我也动手帮着贴,每天还能挣几毛钱,日子倒也好过了。有一天,校场开庆祝包头解放大会,有好几万人参加,晚上部队举行文艺演出。我竟然还听会了几段:
西北大进军(哎嗨哟),
打倒马鸿逵,
解放大军一齐上,
全国都解放。
……
1950年春,我也上学了,同家人回到神木,因无音乐教师,我这个一年级学生竟给五、六年级学生教歌。我教的第一支歌就是《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
不大大小马驹驹多喂上二升料,
走西口的那个人儿呀我回来了。
出处:府谷二人台艺术/郭侯绪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