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北二人台源流
　　陕北二人台就是流传在神木府谷的神府二人台，是陕北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清咸丰年间(1860)，打坐腔、打玩艺儿(二人台的前身)就在这里基本形成，并流传于民间。据府谷籍上海音乐学院著名二人台艺术家丁喜才先生提供，府谷、神木在同治元年(1862)，就出现了玩艺儿班子。民国元年(1911)神木民间艺人韩首发在玩艺儿班子的基础上组织戏班子，谓“醒民社”，在周边地区影响很大。
　　本家本户的玩意班子称之为“窝儿班”。在清末民初，府谷有丁三成的丁家“窝班子”，神木有郭仲义郭家“窝班子”，冯生虎冯家“窝儿班”。因为打玩艺儿大部分表演者为二人，即一生一旦，或一丑一旦，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改称为二人台，但偏远的农村仍叫“玩艺儿”，演出叫“打玩艺儿”(我认为这种称谓是与道具霸王鞭有关)，时有剧目60多个。二人台由于演员少，化妆简单，演出又不受场所限制，打谷场上、村头、院子、房间地下均可演出，全部乐器有扬琴、四胡、梅、三弦、京阳胡，有时其中的一件乐器便可伴奏一台戏。道具更简单，通常用手帕、扇子、霸王鞭、绸条，甚至用笤帚、竹竿、小篮等。内容是反映农村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男女情爱、历史传说、劝人教人的，符合民间口味。曲调因都是由民歌、山曲发展而来，很容易被群众接受，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演唱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很重视陕北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奇葩的发展，多次组织会演、调演，发现了大批人才。1953年丁喜才自打扬琴自唱《五哥放羊》、《尼姑思凡》获省上一等奖；1954年丁喜才应邀参加北京民乐广播表演，后被上海音乐学院特聘为教师，结束了多年乞讨式流浪卖艺生活，登上了国家级音乐殿堂。1957年神木民间艺人折侯信吹梅、魏怀刚吹手合奏二人台曲牌《双飞雁》获全国会演一等奖，轰动京城。之后，一批批新老艺人相继步入央视及中外最高艺术殿堂。各级政府为弘扬传承二人台艺术，使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立了专门的二人台协会、研究会，2006年陕西省将流行在陕西的二人台命名为“府谷二人台”，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二、走西口的自然及地理原因
　　哥哥走西口，
　　妹妹实难留，
　　手拉上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一曲《走西口》令人刻骨铭心，回肠荡气，它是昔日晋北、陕北人苦难生活的写真，也是二人台体裁的集中体现。多少年来，二人台《走西口》经过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一代又一代锤炼，成了二人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作之一。
　　《走西口》又名《走西头》、《刮宁夏》、《走口外》、《走后套》、《走河套》……因地名而艺名亦不同。有人说出了杀虎口就是西口，也有人讲出了雁门关就是走西口……我以为，那是山西人，尤其是晋西北人走的路线，但陕北人走西口从未有人绕道走山西杀虎口与雁门关!那西口究竟在哪里?
　　“口”就是指长城的关口，出了关口就是“口外”。“口外”具体是指长城以外，即黄河流经宁夏、内蒙古境内的东、南、北大弯曲沿岸，即贺兰山以东的银川平原，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河套平原(称为后套)，乌拉山以东、大青山以南的土默川平原(称为前滩)。旧时黄河以北为后套，黄河以南为前套。这里黄河水流平缓，灌渠纵横，土地肥沃，水草丰旺，地广人稀，旱涝保收，再加上有辽阔的草原，宽广的牧场，所以农业、畜牧业很发达。在那里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害兵祸相对薄弱，民族矛盾也不是那样尖锐激烈。而“口里”秦、晋高原千沟万壑，土地贫瘠，天旱颗粒无收，雨涝水土流失，庄稼被冲。因此，晋西北、陕北地区的穷苦百姓只得背井离乡“走口外”揽工受苦，秋后挣得三五斗米粮，回乡养家糊口。这里流传着一句令人心酸的顺口溜：“神木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这确实是旧时晋西北、陕北穷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三、走西口的社会原因
　　咸丰整五年，
　　山西遭年馑，
　　有钱的粮满仓，
　　受苦人一个一个实可怜。
　　官粮租税重，
　　逼得人跳火坑，
　　手中没有钱，
　　不走西口怎能行?
　　据《神木县志》载，“咸丰七年大旱”。那么，咸丰八年逃荒走西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管咸丰五年也好八年也罢，总之，晋西北、陕北的人们每遇灾年，不走西口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咸丰五年(1855)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农村连年遭灾，经济崩溃，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二人台《走西口》是通过一对新婚夫妇分别时难舍难分的情景，从走路、过河、坐船、歇崖、住店、睡觉、受苦、生活、交朋友，不忘妹妹不忘老家那缠缠绵绵，啰啰嗦嗦，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千安顿万嘱托，一方面表现了丈夫在无可奈何下逼迫逃荒走西口，临别时夫妇俩那种纯朴、善良、火热、真挚的内心感情。另一方面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劳苦大众与剥削阶级的深层次矛盾。所以“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活活饿死人”就是当时的社会写照。这不仅仅是太春一家人的遭遇，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统治阶级贪污腐化，增加税赋，割地赔款，鱼肉百姓，把社会负担全都加在穷苦百姓头上。官府逼得穷人无法生存，只得走西口、进后套、走河套、走西头，寻求生活出路，寻求生存希望。正如《走口外》山曲中所云：
　　梁头的狐子展不起腰，
　　穷日子逼得哥哥走河套。
　　提起亲亲跑口外，
　　泪蛋蛋流得抛一怀。
　　你走西口我上房，
　　手扳住烟囱泪汪汪。
　　四、走西口的路线及《走西口》民歌的产生
　　家住在太原，
　　爹爹孙朋安，
　　生下我一枝花，
　　起名叫孙玉莲。
　　有人根据《走西口》孙玉莲上场唱词就断定走西口的起点在太原，我以为这种提法不妥。这种断言如果成立，那么晋北人、陕北人生活中的走西口就不算是走西口了吗?非得住在太原才是走西口吗?非也!这实际是艺术的典型性、代表性，艺术作品根本没可能把各地走西口的地名都唱出来。
　　二人台《走西口》里太春唱道，“头一天住古城(在陕西府谷)，第二天住纳林(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来在沙蒿塔、大坝梁、五拉素、三条湾、长崖边、西包头(均在内蒙古境内)”。这实际是山西河曲、保德、偏关和陕西府谷人走西口的路线，两地之间刚好是过去步行的站口。神木人的走西口有三条路线：一条是走城西沟、四卜树、瑶镇、中鸡、马秦壕、新街(内蒙古)、阿腾席连(内蒙古)、东胜、达旗过黄河入包头；一条是陈家沟岔，梁家塔、沙圪堵(内蒙古)、盐店，达旗过黄河进入包头；另一条是陈家沟岔、孙家岔、大柳塔、阿腾席连、东胜、达旗过黄河进入包头。再由包头进入五原、临河、杭锦后旗(内蒙古后大套)。所以神木人走西口叫“走后套”。
　　榆林人走西口是北上到乌审旗(内蒙古)、鄂托克、乌海过黄河进杭锦后旗(后大套)。榆林南六县走西口大部分纳入榆林北上再西渡黄河之路线。另一部分则纳入西三县即横山、靖边、定边县之路线。他们的路线是沿长城出定边进入盐池(宁夏)、灵武过黄河进入银川、吴忠，再北上进入银川平原。所以西三县人走西口又叫“走西头”、“刮宁夏”。
　　据史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御驾亲征准格尔葛尔丹部，三十六年(1697)再征大捷，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察访民情，了解到长城外东西2000里长、南北50里宽的“黑界地”土地肥沃、水草丰旺，可移灾民。从此，历史上大规模走口外谋生的移民便开始。移民运动时紧时松，始终没有间断，这就是土默川有大批晋北人、府谷人，鄂尔多斯的前套、梁外和包头的后山后套有大量府谷、神木人，乌审旗有不少榆林人，银川平原有很多三边人和绥米人的历史原由，这些都是古时走西口出去的人遗传下的后代。
　　五、我记忆中的《走西口》
　　1946年神木大旱，农田颗粒未收。本来就靠天吃饭的当地贫困百姓缺吃少穿，挣扎在饥饿线上。市面上一升小米暴涨到20块大洋还抢购不上。到了冬季更难熬，神木县城周围的树皮、草根都被掏光吃净了。街巷里、城外到处可见用席片卷着的和曲蜷着身体的死人。为了生存下去，只得逃荒走口外。
　　我祖父是张三疤子的顶生意掌柜，常年往返包头、银川、太原、天津等地做买卖，父亲是他们字号里的店员，家里的生活还能过得下去，但一遇荒年，存粮就很快吃光了。尽管我祖母(祖父年轻时走西口住银川娶回的玉皇楼边吕氏之女)会过日子，但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树皮、草根、豆腐渣拌糠当时虽能填饱肚子，但营养太低，更难熬的是排便困难，即使排下也干燥得像骆驼粪，更像中成药的丸药，一颗一颗的。记得我排便困难时祖母用通火的火筷子为我多次掏过粪便，疼得我直嚎。
　　当时祖父的字号在包头西大街的“大成永”(现包头东河区)，怕我们饿死，就让父亲回神木顾了两辆木轱辘牛车接我们到包头。祖母和别人结伴走宁夏，回银川娘家去度荒年。我和母亲、妹妹同随与我们一起走的九叔、表嫂、二姐走包头。母亲和妹妹乘一辆车由背着四胡的父亲护送；我和表嫂，二姐乘第二辆车随后，由九叔护送，开始了走西口的行程。毕竟是出去逃荒，临走时大人们低着头，含着泪。当时我才六岁，却很高兴，对第一次坐牛车，第一次出县城感到很新奇，更何况我怀里有独家所有的口粮——一块碗大的糠窝头。更新奇和难忘的是赶车人一路上唱的山曲儿：
　　大青山长来乌拉山高，
　　我赶上牛牛车进后套。
　　当天晚上住在县城北50里地的陈家沟岔。父亲早就和他那一帮民间艺人唱到一块了，母亲派我去找父亲搞点吃的，一个吹梅的大叔指了一下地上半筐山药：“这不是吃的!”我叫九叔提过去，洗净一煮，我们9个人饱餐一顿。第二天，天还黑糊糊的我就被叫了起来，又出发了。过了乌兰木伦河和勃牛川河交界处的窟野河，我们在石拉沟吃了一顿煮小萝卜，沿着勃牛川一直向北走。过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村又一村，随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竟多了起来，他们都步行，只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媳妇挺着大肚子骑着毛驴。人们都低着头，含着泪，低声谈论着去什么地方的问题。我看到母亲的泪珠竟掉了出来，妹妹直喊饿，我的大窝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吃光了!一路上赶车的人仍旧唱，好像要把吃进去的几个萝卜都唱出来似的：
　　石拉沟的糜糜孙家岔的炭，
　　昌汗淖儿的女子都撵上看。
　　不知走了多少天，因前面在打仗，还有土匪抢劫，我们在一个叫暖水(准旗辖地)的地方住了下来。这时表嫂和二姐被家人接去；九叔打问到解放军参军了(后在解放大西北中牺牲了)；车夫也走了，就剩我们一家四口人，租了一间小房，父亲给人家临时打工，母亲挺着大肚子给人家洗衣服挣点钱。暖水是一个很热闹的小镇，卖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各种小吃。大人们忙挣钱去了，我和妹妹在临街住房的小窗上听到各种叫卖声，就想象那种小吃的味道，很解馋。一次一个头顶粉皮盘的中年人，绊了一跤，粉皮倒了一地，他骂了一顿娘，自认倒霉，揽了些调料回去了。我和妹妹把扔在地上的捡回来，洗净饱吃了一顿，母亲还给过冬(冬至)留了一部分。下午父亲回来还提了一颗羊头，说明天熬冬，人家都杀羊吃炖羊肉，嫌烫羊头麻烦，给了他一颗。母亲把羊头煮好，扒下的肉竟有一小碗，留着第二天过冬吃。这时我才知道干羊头煮上就算是熬冬。
　　不久，解放大军平定了土匪，去包头的路通了，我们又顾了一辆骡车过了土黙川、达拉特、黄河的冰川，进入包头。
　　我们住在西营盘梁(东河区)的一个大杂院里，房东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太太，人很漂亮，经常穿旗袍、高跟鞋，人们叫她奶峰妈，背地里叫她“母老虎”，她很喜欢我，有时还给我点吃的。她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年龄和我差不多。一次奶峰和我玩时，衣服上溅了点泥哭了，“母老虎”出来没命地往死打奶峰，嘴里喊着：“一个臭逃荒的!怕什么，打死女子有人给我赔小子!”原来如此，母亲跪下都不肯饶，后来同院的神木老乡一齐劝解才了事了。
　　不久，母亲要生产了，那天孩子刚生下来，只见母亲把孩子放在大尿盆子里，用坐土(生孩子时产妇身下坐的渗血沙土)填满尿盆子，想把孩子捂死。又叫来一个人送出野外，后来听人说经风一吹，孩子活过来了，被人抱走了，以后再没有下落。
　　保长来了，带领我们一帮人下山去“三三照相馆”照相，说办“难民证”用。相照了，“难民证”也领到手了，谁知，我们又被一群国民党兵押走了。难民们装了一卡车又一卡车，往五原、临河、陕坝后大套送，还骂我们把包头害苦了，什么几十万人涌到包头，包头也要遭灾了。
　　卡车沿黄河沙滩颠颠簸簸行进。不料，我们乘坐的车轮胎爆了，人们吓了一跳，满以为开枪把谁毙了，因没备用胎，车无法行进，国民党兵共6人，提了一大桶酒，围了一圈喝开烧酒了，我们在车上不让动。后来他们一个个歪歪斜斜的，醉了?!睡了?!大人们一看好机会，领我们逃回包头。西营盘梁不敢住了，全家搬到了“大成永”。到了“大成永”，母亲给拓掌柜家的孩子当奶妈，兼当佣人，人家免了我们的房钱，煤、水、电费，还给点工钱。这时祖父的生意也垮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靠母亲挣的那点工钱维持。
　　1949年包头解放，我在店院的大门缝看见解放军列队由城西向城东走，好多的军车，一队队解放军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过了一两天，在校场(与“大成永”只隔一条小街)开大会，给难民发救济，我都排队领了一顶棉军帽(后来才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帽子)，一行军带干粮小米。后来祖母得知包头解放了，从银川沿黄河坐船来到包头。政府安排祖母在卷烟厂装烟，贴商标封口，我也动手帮着贴，每天还能挣几毛钱，日子倒也好过了。有一天，校场开庆祝包头解放大会，有好几万人参加，晚上部队举行文艺演出。我竟然还听会了几段：
　　西北大进军(哎嗨哟)，
　　打倒马鸿逵，
　　解放大军一齐上，
　　全国都解放。
　　……
　　1950年春，我也上学了，同家人回到神木，因无音乐教师，我这个一年级学生竟给五、六年级学生教歌。我教的第一支歌就是《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
　　不大大小马驹驹多喂上二升料，
　　走西口的那个人儿呀我回来了。
　　出处：府谷二人台艺术/郭侯绪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