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谷人爱唱二人台，府谷人会唱二人台，这是公众认同，国内外驰名的事实。究其原委因由甚多，主要还得从府谷著名的二人台艺术大师丁喜才先生说起。
　　丁喜才先生(1919—1994)是府谷麻镇人，他出生在一个民间弹唱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就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民间艺人。到了父亲辈上，其伯父、姑母等，都是演唱高手，一家八口组成了丁家“窝儿班”，在当地碰台口，打玩艺儿，到处演出。丁喜才先生自幼在家庭的熏陶下，勤学吹拉弹唱艺术，他9岁登台，12岁成名，在民间艺术的舞台上艺随年长名盛一方，进入青年时期，他已刻苦修炼成为集演奏演唱于一身，且身怀绝技的名家高手。1953年初，他代表榆林专区出使西安，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歌舞会演选拔赛，赛场上，以一架老式扬琴自弹自唱了《五哥放羊》和《尼姑思凡》受到了音乐界的关注，不久，受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渌汀的邀请，到上海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任教。1957年他的学生鞠秀芳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声乐比赛中，因演唱《五哥放羊》和《走西口》而荣获金质奖章。从此，府谷地方小戏——二人台便蜚声海内外。但是关于二人台的起源以及艺术价值的认定，却一直在文化领域内颇有争议，下面笔者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试作分析，略抒己见。
　　一、二人台是禁留地带的产物
　　府谷是陕晋蒙接壤的三角地带，是黄河与长城交汇的边塞地区，也是当年“禁留地”的始发地点。清朝康熙年间，清廷在政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军需，拓展农耕，开放了从府谷起至宁夏花马池沿边等六县的长城口外禁留地。所谓“禁留地”，就是从边墙外划出50华里阔的地段，允许贫困边民开垦耕种，官家按地亩收缴租粮。当时的垦民多数是陕北、晋北、豫、冀等人，其中府谷、河曲人居多。府谷、河曲人，将走出长城外耕植“禁留地”的行为称作“走中外”。那些来自各地的贫苦农民，白天荷锄打锹，辛勤劳作，夜晚蜗居地窖、工棚煎熬岁月，若遇阴雨天气，闲暇无事，熟悉的人便聚在一起议事聊天，有爱好吹拉弹唱的人也凑一块，演唱各自的家乡曲子，这就是二人台音乐集多品种民歌之体，融多地域民歌之韵的艺术渊源。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乐手歌友频繁聚会演奏曲艺的习惯，由此引来周围的垦民们围观凑趣。有些演唱民歌小曲者，往往随乐起舞连说带唱，大家相聚一起，穷乐呵一番，反倒淡化了忧愁，忘却了烦恼。这种自娱自乐的演唱形式，可能在很早以前许多地方都存在，经日积月累的演艺沉淀，逐步形成了特定的风格，这种形式移植到人烟稀少、文化生活贫乏的“禁留地”带，就会产生特殊的裂变，歌者忘形，以表达深切的思乡之情，舞者癫狂以发泄胸中的愤懑。那种对唱，互舞，简单伴奏的歌舞，就是二人台的雏形。
　　二、二人台由打坐腔而衍生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的形成，都离不开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而且要经历不断的创新和演变。二人台艺术也一样，必然要经过起源、演变、定位的过程，方能逐步精炼以至不断发展。过去的府谷，地处塞上边陲，人口居住非常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的传播也受条件的限制而十分落后，江南的轻歌曼舞，中原的优美剧种，很少能传播到穷山恶石的荒凉地方。常能听到的是黄河船夫拉纤摇橹悠长的欵乃声，放羊娃拦羊喊山尖啸的口哨声，赶牛车汉子粗犷的爬山梁调。常能看到的是人们在盛夏月明夜，严冬闲暇时的围坐演唱，和“禁留地”上垦民们的席地演唱一样，人们把这种群众自发的娱乐演唱形式称作“打坐腔”。
　　古城镇在陕西北端，离麻镇边墙40余里，是当年长城口子外“禁留地”上的小集镇，那里至古就有“打坐腔”的风俗，不论春夏秋冬，还是酷暑寒天，镇上的人总能为打坐腔营造个合适的环境。夏秋季的月明之夜，人们围坐在大树下，房檐前弹琴弄弦，冬春季的午饭之后，大家聚会在暖炕上，火炉边呱嘴、吟唱。若在旷地上打坐腔，演唱之人兴从中来，情不自禁，手舞足蹈，拿起笤帚或挥动汗巾舞将起来，真是“不抹脸什么戏都能唱”。打坐腔只要有三五人凑趣即可开场，时间不规定长短，演员没特定身份，不管男女老少，能者自荐，节目自报，你唱、我唱、大家唱；无论南腔北调，民歌山曲，各取所好，诙谐、逗趣众人乐。
　　丁喜才先生在青年时期，经常带着自家那特制的扬琴走村串户，赶集市，走牧场，只要有些听众，就席地而坐自弹自唱，以期换取生活所需，这叫艺人坐腔。就是在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他仍以打坐腔的形式自弹自唱《五哥放羊》，就这样将府谷二人台搬上了国家级的舞台，推向世界文艺赛场，他十分爱唱的《五哥放羊》日后成为二人台小戏中的主打节目。
　　“打坐腔”这种民间娱乐形式，顾名思义，主要突出了个“坐”字。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打坐腔艺术也随之升华，演唱者坐不住了，独报剧不招人了，接下来，能够引人注目的艺术形体表演就相继产生了。这就是任何事物都会因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变进化的道理。特别是那些打坐腔的专业艺人，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唱到激动时便即兴离坐歌舞，以剧中的角色分工而对唱对舞起来，如此一来就慢慢衍生出“玩艺班子”，以后逐步发展成地方戏曲——二人台。而“打坐腔”这种的民间艺术，逐渐被舞台戏剧和普及了的电视、电脑淘汰出局。
　　三、二人台以打玩艺儿而定式
　　二人台在文艺界被称为“双条边曲”，这是经过文艺界权威人士经多方面考察论证而定位的称谓。这里边曲的指向，就是长城边上“禁留地”内外的边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从民歌演变而来，从“打坐腔”发展起来，以“打玩艺儿”而定式的地方曲艺。据麻镇和古城地方的老人们说，以一男一女或一丑一旦为主的舞台表演艺术，很早以前就在民间称之为“二人班”，“二人转”或“打玩艺儿”，其称谓在近代民间艺人身上就可以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丁喜才先生的曾祖父当年常出入蒙地卖艺求生，在演出实践中，他深切地感觉到简单的乐器演奏，随意坐唱的形式，赏识者越来越少，于是他和内蒙古的艺人老双羊一起对“打坐腔”在表演形式上进行了改造，逐步将“打坐腔”演变为“打玩艺儿”，使以“坐”为主的弹唱艺术，变为以动为主的舞台艺术。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实现了表演艺术上的三个分家。
　　第一，把曲目中的人物分为旦、丑两个角色，重新设计了道具和舞台动作，实现了演唱角色在形体上的分家。
　　第二，将“打坐腔”的席地坐唱，改为搭建高于地面的舞台演唱，这样就突出了演唱者的地位，实现了观众和演员的分家。
　　第三，在演出时，于舞台左右设文武场，实现了演奏人员和演员的分家，人们把这种舞台演出的形式叫作“打玩艺儿”。
　　如此根本性的演变，使“打玩艺儿”从“打坐腔”中衍生出来，其演变结果是民间艺术历史进化的必然，也是劳动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对民间艺术的创新。至于“二人台”的表演形式是否在更早的时代出现，尚无史料记载，但它的发展繁荣，肯定是在当今和近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陕晋蒙接壤区域的职业性“玩艺班子”为数很多，亦非常活跃，其中麻镇墙头古城的“玩艺班子”演唱水平较高，深受周边群众喜欢。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玩艺班子，多至几十人，少至数十人，舞台设计了大幕、布景和简单的汽灯灯光。在玩艺班子里有时还上演道情，这种曲目穿插演出的形式，人称“风搅雪”。当时玩艺班子里的服装，道具都比较简单，男角一般头戴毡帽，脚蹬云头靴，身穿皂色镶云钩边的剧服，腰系白色或绛紫色腰带，手拿霸王鞭或烟袋、口翘短胡须，鼻梁上卧一掰蝉，双腮两坨圆红，一副丑角打扮，只有唱《走西口》时，男角头饰以长辫子盘圈头，耳旁连下红辫稍，身背一包袱，是小生的定型打扮。
　　旦角亦称“包头”，一般身着大红大绿的罗裙绣袄，头插鲜花，手拿丝帕、香扇，化妆成粉黛佳人的艳丽模样，步入舞台舞将起来，若行云流水，十分引人注目。在麻地沟玩艺班子里，前期有著名的丑角全孝先，绰号权兔挠，抢眼戏有丁喜才先生出演的《皮筋顶灯》；后期有韩娥女(旦角)、王秀英(小生)，还有男旦王兵。民间相传：“王兵上了台，闺女媳妇穿不办鞋(咳)，韩娥女扇子舞起来，二不流后生挤塌台”的顺口溜。与此同年代的山西、河曲、内蒙古呼包二市，萨托二县的“玩艺班子”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离去不远的近代打玩艺儿艺术形式，就是以后二人台戏剧的前身。
　　四、二人台因群众喜爱而发展
　　多少年来，关于二人台起源和诞生地的问题，一直是文化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范围焦聚在府谷、河曲和内蒙古的萨托二县。其实，二人台起源于何方，并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二人台能在什么地方生存和持续发展才是最实际的硬道理。例如，中国的戏曲国粹——京剧，起源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方的安徽等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给皇家祝寿、四大徽班进京演出，其剧目内容和唱腔道白很适合京都人的口味，备受北京观众青睐。以后徽班就扎根在京城，继而以京城辐射向全国各地，成为代表中国国家戏剧的世界品牌。
　　二人台究竟起源于何地，有关地方出于对二人台的热爱，总想将其归入自家门下，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二人台的起源与形成，不会因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它必然有适应其存在的环境，也自然会留下发展的痕迹。
　　首先从其唱曲的腔调、道白的方音、剧目的内容说起，二人台剧目中无不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依字行腔是所有地方戏的共性，二人台也一样，其演唱用词，虽在长时间内经过各个地方适应性的修饰或改变，但多数都保留了原生态的地方特色。如府谷人比喻转得快、或者说干部晋升得快、商人买卖做的活套赚钱多，就发议论说“看人家转得突鲁鲁鲁介”，在二人台《挂红灯》的衬词中，就有：“风刮那个灯笼突鲁鲁鲁鲁转”，这正是地方口语和方言在二人台唱词中的特殊表现。如二人台《打酸枣》，从剧名到内容，都离不开府谷地方的风情。
　　内蒙古、河曲和府谷地土相连，民俗风情有好多相同之处，语音同属一系，差别不大，当地群众和二人台都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内蒙古大青山以南的河套地带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晋北、陕北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先祖，就是“禁留地”上走西口的边民，如此一来二人台必然随北迁的人走进内蒙古。
　　至于在内蒙古本土的曲艺，自然有其地方的特色，在蒙古包上正月十五不可能挂上“西瓜灯”、“茄子灯”，表现草原上的男女爱情约会，只能是“敖包相会”，不可能在“压糕面”的碾房。在烟波浩渺的草原上，在广阔平坦的河套地区，有悠扬舒展的内蒙古长调，即使是内蒙古人“打坐腔”式的演艺，唱得都是“蛮翰调”、“敬酒曲”。清末民初，因受妇女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封建礼教影响，二人台的旦角由男人扮演。而内蒙古人特别是蒙古族妇女却可以即兴随地歌舞。在民国后期，沿边墙地方的“玩艺班子”中虽有女角出现，但是为数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得到提高。二人台的演出，才形成一男一女表演的格局。不可否认，二人台很受内蒙古人欢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二人台在内蒙古各地迅速流传，许多旗县成立起二人台剧团，有力地推动了二人台艺术的发展，这是内蒙古人和“二人台”的历史情结。
　　如果说二人台的北迁，是走西口移民的推动结果，那么河曲等地的二人台热，又如何解释呢?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一部分人连家定居在内蒙古和“禁留地”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春去冬回的农垦或打工生活。这些流动的人群，自然会将二人台曲艺带回故乡，尤其是聪明伶俐的河曲人，将自己外出打工、离乡别亲的情景，编撰成一曲，悲凉忧伤，依依惜别的《走西口》，从而就出现了“家住在太原”的台词，同时也引发了晋人的走西口争端。虽然《走西口》的二人台剧目，是否出自河曲，业内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是河曲地方对二人台的传承和发展是有贡献的。直至现在，河曲的二人台演艺班子仍然非常活跃，涌现出辛礼生等远近闻名的二人台艺术家，而且在近年来发起晋、陕、蒙七旗县二人台联谊赛。大大推动了二人台艺术的传播和发展。
　　河曲是文化故里，人口比较集中，自古以来有晋剧为地方戏种，河曲人爱听晋剧，也会唱晋剧，就连田间耕作的农民，哼唱的都是山西梆子。而府谷地方，地处塞北，过去是山大沟深，人烟稀少，地方上没有主流戏种，民间文艺道出多门，山曲、坐腔、打玩艺儿、嗨道情、喊秦腔、唱山西梆子，都有它立足的市场。尤其是二人台小戏，班子小，花销少，村头院落，嫁娶寿宴皆可临场演出，正好符合当地的民情、俗理，如此，二人台就成为府谷地方广泛流传的主要剧种，而深受群众的欢迎。
　　五、二人台承国家认定而驰名
　　府谷同样是一块适应二人台生长的热土，在这方天地里孕育了二人台，成就了二人台，发展了二人台。在这块土地上，培养出以“二人台”起家的“西北歌王”王向荣。培育出被文艺界称为二人台巨匠的丁喜才先生，他们不负家乡故土的培养，将二人台传到西安，送进北京，带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讲台；他辛勤传徒授艺，让二人台走出国门，步入“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声乐赛”的大雅之堂，使二人台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剧目，就是“二人台”和“榆林小曲”的名称定位，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1953年西安举行的“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舞台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同根同源的民间演唱形式，一个是由赵明和杜翠仙两人表演的《打连城》(拜年)，一个是由丁喜才自弹自唱的《五哥放羊》，经大赛组委会李焕之等专家议定，将丁喜才“打坐腔”式的自弹自唱定为“榆林小曲”(因为他代表榆林参加会演)，将二人表演的“打玩艺儿”小戏《打连成》称作“二人台”。而丁喜才先生演唱的《五哥放羊》一直是玩艺班子以至二人台戏剧的撑台节目。
　　1953年以后，二人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陕北、晋北和内蒙古等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特别是府谷境内较大的村镇，都自发地组织起二人台班社，每逢节日贺事，总少不了二人台演出。直至现在，墙头乡二人台歌剧团，古城乡二人台剧团仍经常四出献艺，深得观众赏识。府谷县文化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一直保持有10余人的二人台业余剧团。
　　2008年文化部将二人台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一决定，既是对二人台艺术价值的确认，也是对二人台的形成、传承、发展等方面贡献的肯定，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保护传承和繁荣发展二人台艺术的时代使命。2008年，府谷县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团里的演职人员待遇仿照公务员等级，吃皇粮、挣工资。为了发现人才，分管文化的县长助理郭培荣带领文化局长谭玉山和文化馆长郭侯绪深入各乡镇，远去内蒙古、山西精选艺术人才。优厚的待遇吸引来许多优秀的二人台演员，同年12月份，终于组建起由30余名高素质演员组成的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
　　近年来，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活跃在府谷的城镇乡村，出现在盛大节日和欢迎宾客的舞台上。中央电视台、上海世博会、走进大戏台、各类二人台赛都有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的演员们在竞技献艺。2011年5月，府谷县二人台艺术团应邀出访欧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地唱响悠扬动听的二人台，从此，府谷二人台已扬眉吐气地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民间艺术瑰宝。
　　出处：府谷二人台艺术/郭侯绪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