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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留地”孕育了二人台

    
  二人台是陕、晋、蒙、冀长城沿线,黄河中上游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项民间艺术,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形式多样,是中国民间艺术之精品,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关于二人台源于何时,生于何地,至今无史可考,但就二人台所表现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语言风格、衣着装扮及根据一些历史资料推断,二人台起源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孕育于“禁留地”(即府谷、河曲、准旗、神木一带),后来在“禁留地”押荒丈放完全开放以后,垦民和口里汉民逐渐向陕北、晋北、内蒙古、张北地区腹地挺进,使二人台在更大范围得到了流传和发展。
  二人台在同治年间(1862)已成雏形,之后经过历代来“禁留地”垦荒移民中的好拉的,爱唱的和“禁留地”一带的民间流浪艺人不断编创,加工提炼,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时还没有二人台这种叫法,民间的叫法很多,如“打玩艺儿”、“打坐腔”、“唱小曲儿”、“唱秧歌”、等,直到1953年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上才把这个在我国四省区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艺术品种正式命名为二人台。
  说起二人台,陕、晋、蒙、冀长城沿线,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群众都不陌生,甚至大都能拉它几曲,唱它几声,但谈到“禁留地”,很多人可能就难说出个所以然,更不知道可能就在这个年代,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二人台。
  清初,清政府有鉴于明王朝与鄂尔多斯部在边墙外(外长城)无休止争端,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把长城以北,鄂尔多斯部的西南(准旗、伊旗、鄂托克旗、乌审旗)边沿,榆林郡(榆林、府谷、神木)北部划出宽50里左右,长1000多里的地段作为“禁留地”直属皇室(人称皇界地、民间也称黑界地)管理。规定汉人不得入此境垦殖,蒙民不得入此境游牧,以示蒙汉隔绝界线。在这段时期,蒙汉基本没有多少往来,在汉民心目中蒙人就是邪恶的象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民间吓唬孩子的语言还是:“看,黄毛老挞子(蒙人)抓你来啦”],更谈不上文化渗透,文艺交流。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皇帝西巡西安,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官军反映“沿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计维艰,希望能允许出边垦殖”。鄂尔多斯各旗贝勒也向皇帝奏请“愿与民人(汉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同年,理藩院奉旨传达上谕:“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多斗。倘有多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禁止。”陕西,山西官员奉旨后,开始组织移民出边垦殖事宜,从此“禁留地”开放。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汉民纷纷涌入“禁留地”开垦。
  由于新开垦土地肥沃高产,汉民多是“春出空空,秋归满载”,引起晋、陕更多的汉民仰慕垂涎,入境垦殖的人越来越多,被垦殖的地不断扩大。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政府为免发生争执,制定统一的租税定例,并派侍郎拉都浑赴垦殖区进行勘界,确立了租税定例。即:以边墙(长城)算起点,带沙的土地宽30里左右,无沙的土地宽20里左右,立碑定界,允许汉民在租界地内租种,因边界地内无亩数,决定以租地户每年每犋牛所耕之地计算。
  乾隆元年(1736),理藩院尚书斑弟、川、陕总督庆复,不断接到鄂尔多斯各旗扎萨克的报告,“各地民人(汉人)越出牌界外耕地,造成牧场狭窄”等。经转呈皇帝,即奉旨去榆林会同各有关县和鄂尔多斯各部设定边墙以北“禁留地”的永远章程。为照顾既成事实,维持现状,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确实的界址外,各拓地20—30里不等。允许汉民照旧给租耕种。约计新的界址距边墙仍超不出50—60里。规定新拓地每犋牛所耕之地在康熙五十八年所定租例的基础上加收粟5斗,银5钱。在新界址外,又划出10—15里的一段地带为“禁闭地”,蒙汉民均不得入内耕种放牧。在新地界边或立石碑、木牌,或垒石子敖包,以示界地走向和界线。“禁闭地”因长时间不牧不种,草腐叶烂呈黑色,俗称“黑界地”。牌界内垦殖的汉民只能春出秋归,不准建屋定居,户籍仍在原籍。
  界地以东至黄河畔的牌界地多为山西移民垦殖;以西至伊旗的牌界地多为陕西人垦殖。牌界行政管理,分别由租地民户选出牌甲(边称甲头)、“通事”等,负责交租事宜。其政令、词讼由山西省的河曲县和陕西省的府谷县划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垦务局帮办岳钟麟验收黑界地,并在准旗长滩,小石多塔,府谷县的沙梁川设立东、中、西三个垦务局,开始丈放,号召地户认领土地,规定上等地每亩押荒银3钱2分,随征经费银8分;中等地2钱4分,随征经费银6分;中下等地1钱6分,随征经费银4分;下等地8分,随征经费银2分。岁租亦分四等,上等地每年每亩征收1分6厘,随征租捐银6厘;中等地1分2厘8毫,捐银3厘2毫;中下等地9厘6毫,捐银2厘4毫;下等地8厘,捐银2厘,并示谕“黑界地”各村民户,“迅速赴局,挂号认领,听候开放,依限呈交银两,再行换给印照,子孙相继,再无白夺之患。至于熟地先让原租之户,如无力交付押荒银或不承租,由垦务局另行招垦”。整个黑界地开放完毕后,由东及西分仁、义、礼、智、信五段,仁、义段隶属山西省河曲县管理,计563顷16亩2分,共20余村;礼、智、信三段隶属于陕西省府谷县管理,共1030顷90亩7分8厘。
  从此,禁锢270多年的“禁留地”彻底开放,蒙汉不再有边界之争,有幸的是蒙汉人民经过200多年的垦荒生涯,不但融洽了民族情感,更重要的是在这块“黑界地”上经过成千上万的垦荒大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的往返传承,把本土的文化带进来,把在“禁留地”学到的文化带回去,久而久之,一项融戏曲、曲艺、歌舞、音乐为一体的多元素民间艺术品种“二人台”便孕育而成。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约有120多个,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黑暗社会、歌唱婚姻爱情等为主要内容,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另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在这120多个剧目中有的剧目有很多种版本,而且风格各异。每个剧目的唱腔大多数分“亮调”、“慢板”、“流水板”、“捏子板”,有的剧目还有“数板”(二人台里称呱嘴)。剧目类别也分“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戏”是载歌载舞、歌舞并存,如《挂红灯》、《打金钱》等,其内容多是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生活。二人台有传统曲牌60多个,分“慢板”、“二流水”、“紧流水”、“捏子板”。构成二人台的元素很多,有府谷的“山曲”、“秧歌调”、佛道教音乐,如《千声佛》;有山西的“爬山调”、晋剧曲牌,如《小开门》、《吊棒槌》、《鬼拉腿》等;有内蒙古的“长调”、“亮调”、“漫翰调”,如《栽柳树》;有陕北民歌,如《绣荷包》;有河北民歌,如《卖饺子》;有江南小调,如《戏莺莺》;有东北二人转,如《对花》等等。
  一项风格如此之独特,形式如此之多样,内容如此之丰富,容量如此之广泛的民间艺术品种的形成,绝非一个县或一个旗之力所能及,而是必须借助国家相对稳定的特殊政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集多方之力,经过漫长的融合及自生自灭历程,最后保留下一部分有较强艺术生命力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精品,这样才能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如京剧,是在朝廷的操纵下,集全国戏坛之精华孕育而成的产物。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巡视,扬州一带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得知乾隆喜爱戏曲,便把组织戏曲演出作为迎驾活动的一个内容。乾隆还命苏州织造、两淮盐务等官员选拔艺术精湛的伶人进宫,以备承应。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天,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由于徽戏曲调优美,剧本通俗易懂,整个舞台演出新颖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而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三庆班在北京越演越火,并在演出的过程中又吸收了昆曲、弋阳腔、秦腔、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技艺,不久便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种。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进入北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的剧坛,孕育了京剧。
  纵观历代戏曲文化发展史,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品种的形成,都必须同时具备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域环境,相对集中而又庞大的流动人群,经过几代或几十代人在生活中,耕作中不断的创作,不断传承,去粗取精,逐步实现。而“禁留地”恰恰正是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禁留地”开放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禁留地”押荒丈放的200多年中,每年最少有几万人在这一带垦荒种地,垦民们要居住的相对集中以防贼寇入侵,还要住在有水的地方,朝廷规定不准垦民建屋定居,户籍仍在原籍,那么,出来垦殖的人必然都是些独身男人。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高堂父母、老婆孩子在身边,没有戏剧班社、广播电影电视,他们劳作之余的娱乐方式不外乎就是来自各地的垦民们聚在一起唱唱小曲,扭扭秧歌,说说笑话,你吟家乡诗,他唱故里曲,相互交流,相互传唱,民间称其为“打坐腔”,时间越久,积累的艺术品越多。为了让当地群众听懂看明,还要将一些外来的民间小调加入本地的方言特色,经过几百年的不断传唱、自生自灭,最终保留下来的,被群众广泛接受了的,在经过流浪艺人们加工传唱,慢慢就形成一种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品种——二人台。“打坐腔”这种娱乐形式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的府谷县、神木县;山西的河曲县、偏关县、阳高县;内蒙古的准格尔旗等地还非常盛行,这一带也正是“禁留地”划定区域。
  二人台包涵戏曲、曲艺、歌舞、音乐,内容较为丰富多彩,反映内容最多的还是情歌情调,而且有很多剧目是表现爱情和偷情内容的,如二人台对唱《十里墩》,二人台小戏《卖菜》、《姑嫂挑菜》、《五哥放羊》等等。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禁留地”垦民大多数是身强力壮的单身男子,在当时交通很不便利的时代,回家与妻子团聚只能是一件想象中的事情,那么,到附近的村子交个女朋友也是“常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垦民们把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编成段子互相取乐,慢慢就形成一个一个的民间艺术品被人们广泛传播。
  过去的二人台班社里没有女演员,女角全部是男演员扮演,唱腔多数是用高处翻低,低处翻高的方法演唱,有时也用假嗓子演唱。这一表现方式非常符合“禁留地”的生活特征。在封建社会里,妇女的权利就是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外出干活的全是男人,那么,到“禁留地”垦荒的人群中决不会有女人,所有需要女人干的事情全部得男人代替,在文化娱乐中也是一样,有女角的地方全部由男演员代替,从现存史料看,还没一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女演员的记载。这就是过去二人台演员结构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禁留地”孕育了二人台的最有说服力之处。
  二人台所表现的民风民俗、地域文化、语言风格完全是“禁留地”一带老百姓基本生活写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府谷、神木、河曲、准旗等地,每个村子都有二人台自娱班,大一点的村子有二人台剧团,仅府谷县在1966年以前就有80多个二人台剧团,自娱班那就更多了。因此,说“禁留地”孕育了二人台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
  (此文2010年发表于《文化艺术报》)
  出处:府谷二人台艺术/郭侯绪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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