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陕西省文化厅研究室第6期《文化工作研究》刊载刘土刚同志《陕西戏曲剧团的结构、布局与其他》的文章，全文又相继见诸《艺术界》第二期和《陕西省秦腔艺术发展战备学术会论文集》。该文对于陕西省戏曲剧种剧团的结构、布局，本省地方剧种的源流及与外省传入剧种的界线划分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陕西汉剧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字摘录如下：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自古是我国文化之胜地。我国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便源于陕西，形成了我省独特的地方剧种。
　　在陕的外省剧种剧团，可视现观众多少确定其是否保留。如陕西有众多的河南籍观众……，又如，安康、榆林分别界临湖北、山西、内蒙，由于当地群众语言习惯，多爱汉剧、晋剧，我省现有汉剧团6个，晋剧团6个，可采用淘汰制的办法有计划的减去一半或五分之三。……每年可有计划的邀请外省剧种剧团来陕巡回演出，以满足这一部分观众的需求。
　　以上不难看出，文章对于我国四大戏曲声腔的起源、流变、发展及与陕西剧种关系的论述缺乏深入考究，失之偏颇——将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陕西汉剧竟摒弃于陕西地方剧种的行列之外，使其同河南的豫剧、山西的晋剧划归一类，进而将本省自己的地方艺术品种让外省来保留并邀之前来“满足需要”。这是一个常识上的误解。以此为出发点提出解决全省剧团结构、布局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自然不可能科学、实际。而且，当时正值文艺体制改革，这篇文章的作用，对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陕西汉剧无疑增加了一层压力，生存保留多了一道障碍。今天，当我们对中央关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地方艺术的指导精神进行反思之时，有必要对于陕西汉剧的地方属性和历史价值重新加以认识，正本清源，进而采用妥当措施，使陕西这支古老艺术奇葩，得以保留、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
　　陕西汉剧是陕西第二大地方剧种，俗名“土二黄”，改为现今名称系建国后1953年5月，原西安二黄研究会办理社会团体登记证时，改称西安市业余汉剧文艺研究会为始，此后汉剧一称遂流传陕西各地。也正因得此称讳，成为在外部影响力和剧种本身个性特色的演化呈日趋减弱之势的原因之一，尤其关于它的历史渊源，本来知者不多，研究者更为稀少，一般人往往将其与湖北汉剧剧种混为一谈。
　　其实，陕西汉剧是陕西戏曲史上最为古老的声腔剧种。早年曾长期被称作“秦腔”、“二黄”，也叫过“梆子腔”，如清乾隆年檀萃有诗曰：“丝弦竟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咙”。后因盛兴于陕南汉水流域，定名为汉调二黄，也称土二黄，山二黄、陕二黄、本地二黄、秦中二黄等，民间则习直呼为二黄。自清以降，在陕西及交邻的地区有“一清二黄三越调，桄桄子跟着胡啾闹”的流传俗语，清即清戏，现已失传；二黄即今陕西汉剧；越调为越调大戏或越调皮影戏；桄桄子就是现在的陕西梆子秦腔，因其击节乐器俗称“桄桄”得名。
　　五十多年以前，近代中国著名戏曲史论家齐如山先生独具慧眼，悉心考察，力排一般人认为京剧源头为湖北和安徽的说法，在其戏曲论著《齐如山全集》(10卷集台湾版)中曾用五、六处的文字提到：盛行全国的京剧(时称京二黄、平剧、皮黄、乱弹)并非京中故有产物，亦非常人所云出自安徽(徽班)、湖北(汉调)，其真正来路系起自陕西，即陕西的土二黄声腔剧种。他在《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1989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戏界人传说，二黄始自黄陂黄冈，故名二黄，……后来欧阳予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到黄陂黄冈调查皮黄的产地，结果连一点影儿也没有。……皮黄果然产生自该两县，则该两县必然尚有相当的艺术存在，经过不到二百年，何至就一点儿也没有呢。后来又听几个大学的学生来问我，说怎么全国风行的皮黄，和我们家乡的土调一个味儿呢?他们都是陕西汉南人……于是我们每遇到一位汉南人，总要问问他，且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说法，又问到陕西几位老角，他们都说，陕西早就有二黄，后来天津北平的二簧班到西安，大家遂管平津之二黄叫做二簧，或曰京二簧。管本地之二簧叫作土二黄，或曰本地二黄……并且把所以发达的情形，说的也很详细。后来有几位友人到汉南去，我托他们调查，果然是野老、农夫、妇人、孺子，一张嘴都是二黄，即皮黄产生汉南，是毫无疑义的了。此事余另有文字详记，此处所以写这一段话者，意思凡有事实可考察的事情，便应顾及事实，不可专靠书本。
　　齐如山(1875～1962)，河北高阳人，父为翁同龢门生。幼受家教，通德文、法文，数度游历欧美，以毕生心力从事戏曲研究，将被视为“小道”的戏曲理论跻于学术之林，并协助梅兰芳创立梅派艺术，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
　　齐氏考证二黄产地不单靠书本只言片语记载，而更重实际考察的严谨治学观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还在《皮黄之来源及改造》、《中国戏剧源于西北》等文中称，据20多年来考察：土二黄进京形成京剧，来路有两条，一路由陕西经山西为山陕客商带入，时间较早，后传嘉庆年生人、著名京剧须生“老三鼎甲”之首的张二奎，他所唱的“洪武正韵”、“京腔大戏”非徽、汉所传，而系此路；另一路由陕南先传入四川，又入云贵，再东传湖广，与由陕南顺汉水流域东传湖北的一支会合，“所以名曰汉调者，乃汉南汉中之汉，非汉口之汉” (齐如山语)，进入长江流域，遂传至赣、闽、江、浙，“传入安徽，又变名徽调”，徽班北上传入北京。
　　齐如山先生对于陕西二黄的流传发展、京剧形成的来路和各地二黄声腔剧种源头的考察论断，与实际存在是相符的。
　　1951年《新戏曲》二卷四期刊登杨绍萱《改造北京皮黄戏的艺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据尚和玉先生谈：‘魏三儿把二黄带到了山西’。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魏三即魏长生，他于乾隆年间把陕西二黄(时称秦腔)由山西传入北京，形成“洪武正韵”的京腔大戏——京剧。    
　　自清乾隆之后，陕西的二黄艺人，特别是汉中的班社，于川陕之间往来极为频繁：
　　(1)四川戏剧界普遍认为，川剧五大声腔之一的胡琴腔(又称丝弦戏，即川二黄)，其产生与陕西汉中二黄戏流传入川具有直接关联；
　　(2)清中叶汉中二黄科班艺人查来松亦在四川被尊为“查师爷”，数度率班入川，并在川北筹资建有集汇艺人的梨园会馆——老郎庙；    
　　(3)清末汉中二黄九泰科班著名净生角艺人刘九强，长期活动四川一带，直到建国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戏剧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
　　(4)清咸丰十年，二黄艺人范仁宝创办兴安(安康)“瑞”、“彩”、“方”、“盛”四字科班，“方”、“盛”二科出师后即赴四川演出，再未返回。    
　　以上资料除(1)条见诸《剧种词典》、《剧种手册》等文献，余皆引自1960年《安康专区戏曲发掘组资料集》。
　　二黄自陕西向东南一带流传，据李静慈先生谈：
　　在京汉、陇海两铁路未通以前，西北的药材皮毛等，往中南华东的出口，尤其是运往广州上海的干线，是由甘陇先到泾阳、三原经西安转商洛(以上是陆运)，再由今丹凤县(旧名龙驹寨)从丹江水运经荆紫关、李官桥、老河口等陕豫楚三角地带转襄樊，上与汉中、蜀河、旬阳河、白河的各水路相汇，再顺襄河(湖北境内汉江下游的通称)直达武汉。还有从荆紫关就陆路起旱，往南阳赊旗店、禹州一条到中原的支路，沿着上述的一条水陆要道一带的经济文化，在清代乾隆到民国初年，极为发达，恰是秦豫楚相接连的大动脉。汉调二黄就在这些地方成长和壮大起来，并为群众所喜爱。……汉调二黄初由陕甘豫鄂皖间，后来石门、桐城、休宁间人效之，逐成为“徽调”。
　　李静慈(1898—1982)，陕西合阳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西北大学，长期从事戏曲研究，曾就陕西二黄起源流传进行过实地考察，以上记载见1952年《艺术生活》刊其《略谈汉调二黄》一文。    
　　据此，(1)李静慈所言二黄自陕西东传到河南社旗(旧称赊店镇)，与湖北襄樊形成一个流行地带。襄阳居楚，故楚人称二黄为襄阳腔，并沿汉水东下传入长江流域为湖广腔或称楚调，即今湖北汉剧。社旗为清代商镇，乾隆前期已建有规模宏大的川陕会馆，为西商流动东南各省的集散中心之一。湖北杨铎著《汉剧史考》称：“汉剧是以襄阳调为基础，以社店镇为祖山的”。这就是说，湖北的二黄是由陕西经襄樊顺汉水流入武汉和长江流域的。    
　　(2)二黄传入安徽，李静慈先生考察与艺人流传说法完全一致。笔者调查现今九十高龄的西安二黄鸣盛科班老艺人雷鸣震先生，他说：“(我的)前辈先生们讲，陕西的二黄是最早的二黄戏。由陕南顺汉江河传入武汉叫湖广调、汉戏；由商洛、南阳、襄邓一带顺正东传入淮庆(应为淮河流域的怀庆府，今称沁阳)叫做淮调二黄；顺怀庆传入安徽和山西上党一带，汉调二黄又被称上党二黄、徽二黄”。至今，雷老先生还能唱几种板式的淮调和徽调二黄，其板、调、腔与汉调二黄完全一样，只是字音四声不同的差别。有趣的是，“徽调”一名，今在陕西二黄戏中保留使用，它却仅指“下把”快二六板(即西皮流水)的一种风味不同的唱法，系清末徽班(实际为京剧戏班)二黄回流入陕后，为陕西老二黄艺人吸收作为一种唱腔色彩以增强艺术表现手法而已。
　　另外，雷鸣震先生还谈到，其所在西安鸣盛社科班教师王某，陕西人，长期在山西传艺，清末百代公司录有他注明“晋二黄”的老式唱片。这也是二黄自陕流入晋地的一个实证。
　　齐如山关于二黄产于陕西，流入西南、东南和北京的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缺乏有组织的继续深入细致考察研究，致使京剧形成的历史及各地二黄戏剧种的来源、流变这一重大学术课题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由于地方观念、乡土情感，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在近代戏曲声腔研究史上，这不能说不为一大缺憾。同时，应当指出，齐如山先生由于未发现二黄传入西南、东南和北京诸地有时是以“秦腔”这一陕西土二黄雅名出现的重要史实，戏曲声腔史学界不能普遍认同的他的观点，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
　　建国初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赴西安考察戏剧，195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北戏曲访问小记》和与杜颖陶于《新戏曲》二卷六期上发表《秦腔源流质疑》，根据西安梨园庙石刻的文字记载和对陕西老艺人深入调查，考证出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后西安流行的秦腔实为陕西二黄戏的观点。这一发现和考证，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分清了陕西同称秦腔的是两大不同的戏曲声腔剧种，而且对于乾嘉年及其之前流传各地的秦腔声腔属性的历史存疑，进行了明确揭示并作出了较为准确的论断。
　　这一论断其所以准确，原因为：
　　第一、程、杜二人根据西安骡马市梨园庙两块碑文的文字记载和当时西安戏曲实际存在的状况，以及对二黄、秦腔两派老艺人的深入调查了解所作的结论，主要依据乾、嘉时期同称秦腔的两种戏班，前者敬神为“老郎”，后者敬神为“庄王”，以不同的祖师爷来区别二者不同属性的声腔系统和盛行时期。由于多神宗教意识普遍深入人心，明清两代，戏曲艺人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花部诸声腔的兴起，出自对本系统声腔的自尊、特长的高扬和其他社会功利原因，各自崇拜不同的戏剧祖师爷。他们把对戏曲事业有贡献或有联系的人推上神座，从而把戏剧演出神圣化，以此来张大本系统戏曲的声势。作为面向着广大观众的演出剧目、声腔曲调、表演艺术等，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艺人、观众共同参与改造，各声腔剧种间相互借鉴、交流、融汇而发生变化则不可避免。究其某一种艺术形式孰早孰迟，孰有孰无，有些界线含混，一时无法查理清楚。而作为保留在戏班内部的旧制遗俗，外界触及不多，较为封闭保守、稳定严密。直至建国后戏曲实行“改人、改制、改戏”政策之前，其总体变革可谓不大。以戏班艺人神圣严格敬祀不同祖师爷的制度区别不同的声腔系统，是放在一个可靠可信基点之上的。
　　第二，据《秦云撷英小谱》、《燕兰小谱》等书记载，清乾隆年间，著名秦腔演员申祥麟、魏长生、张银花、赵三寿等由陕西向外省传艺演出路线和各种资料记载乾隆年前后陕西秦腔流传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安徽以及北京等，这些地域实际播下的是二黄戏声腔的种子，以现实的情况往前追溯，而并无现今陕西梆子秦腔的剧种声腔存在和流行。四川、北京等地虽有与现今秦腔同属一类的梆子剧种，京梆子，即河北梆子，其形成与山西梆子进京具有重要作用。据张际亮《金台残泪记》载：“今问安诸习如故，惟不送果点，山西梆子部，不问安，惟于声容送媚。”此书著于道光八年(1828)，此前与之有直接关联的记载尚未见有，也就是说，乾嘉时期北京流传有现在定义的梆子戏，没有记载，无法肯定。川梆子即川剧之“盖板子”，其来源显系梆子腔自山陕交界处顺关中平原向西发展，自西府南流汉中，为今汉调桄桄，桄桄入川，对“盖板子”形成产生影响，时间大致在清嘉庆年之后。
　　第三，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以后的秦腔，即敬祀“庄王”为祖师、现称秦腔的梆子剧种。它原本并不称为秦腔，只叫桄桄戏。清中叶以来，陕西民间亦有“吃面要吃biang子，看戏要看桄桄子”的俗语流传。意思是说，关中地区盛产小麦，人们善以手擀宽面条为主食；看戏则喜好粗犷火暴的新兴桄桄戏。有关这一剧种的名称，中国剧协陕西分会1961年编印《关于秦腔源流研究资料》一书收录五十年代编写的《秦腔介绍》一文记载的非常明确：桄桄戏清末又称西安乱弹，民国初年西安易俗社到武汉演出才定名为秦腔。由此更可证明，清乾嘉年间流传各地的秦腔并不是现今的梆子秦腔，而是陕西二黄声腔剧种。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略，后文有叙。)
　　(三)
　　关于陕西二黄主调声腔的萌生、起源，可以肯定的是，几种主要腔调皆属源于古老的西曲范畴。    
　　在清代末年以前，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为我们留下记录时间艺术的直观资料可供观赏、借鉴和研究。今天，我们对于各戏曲声腔剧种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考察，只能从实际可行的各个角度选定突破口，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识别其属性、种类及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比较的方法运用得当，进行本质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就会取得好的成效。如果比较的参照系不能成立，只以一些表层的现象，如仅就名称相同而强作同类划分，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戏曲的比较研究，以声腔、剧目、行当、乐器入手，不失为好的选点。同时，对各个不同声腔剧种的组织方式、班底制度、传统遗俗等进行识别、归类、分析和比较，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以陕西二黄这一古老剧种本身的艺术特点、流行时间和传统旧制，与京剧和乾嘉时期记载的秦腔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关联是紧密的，共同点存在是大量的。
　　建国以前，凡看过京剧和陕西土二黄演出的人，无不为二者极其相似而感叹不已。对此，除如齐如山、程砚秋、范紫东、王绍猷、李静慈等曾具长文加以论述外，1951年《新戏曲》发表陈哲生一篇《关于汉调二黄》的短文，将流行豫西山区的土二黄同京剧腔调、剧目、表演等加以比较对照后同样深有此感。足见陕西二黄与京剧，二者具有徽调、汉调所无法相比的近缘关系。
　　至于陕西土二黄、京剧与乾嘉时期秦腔的同点，其史证和实例大量存在：
　　1.陕西土二黄传统上称作上、下调(或“上、下路”、“上、下把”，上调即京剧通称的二黄调；下调即所谓“西皮调”，民国以来，土二黄亦依京剧叫法，上下调多改称二黄调和西皮调的主声腔)，其乐器伴奏与《燕兰小谱》、《听春新咏》等书记载乾嘉时期“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的秦腔和现在的京剧骨干乐器都完全一样。
　　2.击节乐器，《燕兰小谱》等书称，乾隆时期的秦腔为梆子腔，而清乾隆四十九年云南檀萃在京观剧写《杂吟》诗谓：“丝弦竟发杂敲梆，西曲二簧纷乱咙(音忙——原注)，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这首诗不仅说明二黄属于西曲，还证明早期二黄是以敲梆子为击节乐器，而且这种梆子同乾隆年间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洪亮吉《卷施阁文集》记载秦腔使用“竹用筼筜木用枣”的梆子和雍正年间陆箕永《竹枝词》“山村社戏赛神幢，铁钹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所言的梆子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梆子今仍保留于陕西二黄和京剧中，现多于吹腔和小调的击节之用，与现今秦腔等梆子腔系剧种使用两块硬木相击，高亢激越，发出“咣咣”之声的梆子，无论材料、制作和音响效果皆不相同。也就是说，两种梆子，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剧种声腔：土二黄，即乾嘉时期的秦腔和现今京剧使用的是同一种梆子；现在的秦腔、豫剧、蒲剧等使用的又是一种梆子。
　　3.陕西土二黄常用曲调梆儿腔(吹腔)，又称板儿腔、梆子腔，用竹笛、竹梆伴奏，曲调具有鲜明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西北牧歌风味。这与《艺术研究荟录》第二集刊载潘仲甫同志《关于清代乾嘉时期京师‘秦腔’初探》一文考察魏长生等秦腔艺人入京所唱一些剧目使用的吹腔同出一辙。这种腔调京剧亦保留使用。此外象昆曲、四平、高腔、南罗(七句半)、小调等，为土二黄长期流传不断交流吸收而来的杂腔什调，在京剧中几乎全有流存。
　　4.土二黄传统剧目约有数千种(已抄录成册千余种)。京剧有的传统戏，陕西二黄几乎全有，且一些稀有剧目保存于陕西当地极为盛行的二黄皮影戏里。如据新版《安康县志》记载：本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编《蔡文姬》一剧曾征求《胡笳十八拍》全文，。陕南二黄皮影戏艺人冯成秀见报应征，将全文写好寄去，补齐了六拍，更正了三个错字。为此，郭老亲笔复信表示感谢，并以书相赠，在当地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记载徽班进京之前北京花部(主要是秦腔)盛行演出的如《香联串》、《拷火》、《表大嫂进候府》、《滚楼》、《抱琵琶》、《打樱桃》、《玉意钩打擂》等，其中绝大多数至建国初期陕西土二黄一直为最流行剧目。
　　5.早年陕西土二黄以旦为主，盛演淫戏。前引陈哲生《关于汉调二黄》一文有抗日战争时期豫西山区土二黄淫戏仍颇盛行，每至半夜开演，令妇人退场的记载。乾隆年间的魏长生，在京亦以演淫戏著称，诸书记载当时秦腔“徒事妖冶”、“冶艳成风”、“一味淫佚”等等。魏长生演淫戏之风，因何未被大量传入京剧原因，是徽班进京总结魏长生秦腔遭禁的历史教训，除将所带秦腔以其俗名二黄出现外，又尽量不演或少演淫戏。这也是徽班在京能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和秦腔演变成为京剧后淫戏演出较少的主要原因。
　　6.清乾隆四十一年秦腔艺人于西安骡马市修四圣行宫，碑文有“老郎端居于宝座”；乾隆二十年前后《古柏堂传奇》记载流传江西的秦腔艺人办“梨园老郎会”；嘉道年间陕南二黄艺人杨金年在其家乡紫阳蒿坪修梨园会馆，内设“三圣老郎”、“天子一家”匾额；京剧未除旧制前，艺人亦奉祀戏神“老郎”。祖师爷统一都是“老郎”，说明土二黄、乾嘉时期的秦腔和京剧为同宗的声腔剧种，毋容置疑。
　　7.陕西二黄的活动时期，据李静慈先生谈，乾隆年间在西安和关中地区极为盛行。当时班社林立，艺人广众，陕西军政要人、文士商绅和旗满回民喜好尤甚，就连与山西交界的东府大荔(同州)一带也是二黄的流行区域(《略谈汉调二黄》)。陕南汉水流域最早的一笔记载为乾隆二年(1737)汉中二黄乾胜班在紫阳县蒿坪东明寺乐楼的演出壁题。活动于嘉道年间的“科班传带祖师”杨金年，其义父杨履泰，据蒿坪《杨氏家谱》记载生于乾隆五十一年，杨金年为乾隆六十年生人。魏长生进京，一说自西安；一说自四川，史料记载进京的年月虽有出入，但他以秦腔进京、大致于乾隆四十年前后并无争议。乾隆五十年，魏南下长江流域，五年后徽班进京，促进京剧形成。从土二黄的兴盛，魏长生的进京、南下，到徽班进京，孕育产生京剧，从时间的逻辑性，是连贯的，一致的，合理的。
　　以上说明，陕西土二黄与乾嘉时期的秦腔和徽班进京产生的京剧，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渊关系。
　　(四)(略)
　　结 语
　　综上所述，陕西汉剧(土二黄)为陕西地方最古老的戏曲声腔，它与湖北汉剧属同一腔系，但以戏曲剧种界定原则划分，并非同一剧种。
　　近几十年来，陕西汉剧的流行区域多为经济极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建国后，对剧种的发掘、整理、继承、改造、利用诸方面作了许多工作，终因条件、人力所限，对外影响不大。尤其蕴藏具有相当价值，且古朴而丰富的唱腔音乐、传统剧目和班规体制等的研究考证，远未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我们这一代担负着不可推卸的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重任，不为此付出最大努力，将会有愧于前辈先祖和后世儿孙。对于陕西汉剧的重视与扶植，不仅保存了一个古老的稀有剧种，使之繁荣发达，而且对于作为世称东方艺术瑰宝，中国戏曲代表和典范的京剧的形成，以及研究当今仍活跃于全国各地的皮黄腔系、梆子腔系起源发生和流传演变，进而探索和把握近代中国戏曲的发展规律，为弘扬中华文化，繁荣民族艺术，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载1996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水文化》)
　　出 处：秦声汉韵管窥集/文寿.—安康：陕西汉剧研究会,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