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的上海，春寒迟迟不去。在瑟缩的冷风中，我骑单车去观赏了一场哈尔滨话剧院的风情剧《秋天的二人转》。能够在一台话剧作品中既感受到东北人火辣辣的性情，同时还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东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二人转，不仅寒意尽被驱逐了，而且无尽的暖流涌入我的心中，余兴难消。遂记录下我的心迹，算是表达我对东北艺术院团全体演职人员的衷心谢意。
　　有点《茶馆》的影子
　　看《秋天的二人转》，有个强烈感觉，就是这个话剧跟老舍的《茶馆》等作品有着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由于出身于平民阶层或者对底层生活有着深厚的体验，两位剧作家都以平等亲切的姿态凸现民生疾苦，用真情传达出对下层民众的关切、体恤与怜爱，对那些靠卖艺为生的艺人有着感同身受的体味，充分表现了对所有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所具有的本能的同情和博大的爱心。我以为，这是剧作的精神力量之源，是老舍与杨利民共同具有人民性的体现，两位剧作家都对所反映的下层民众极为熟悉，自觉地扮演人民的贴心人、代言人，老舍是对老北京的小市民、小产业者，小知识分子心中有数，他营造茶馆等空间，借助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物的展示，表达他对旧时北京错综复杂的情愫。而杨利民反映的是社会转型阶段、世纪交替时期未脱贫的下层普通百姓，借助剧中表演二人转这一媒介，把一群与二人转相关的底层民众纠结到一起，表现他们因二人转而喜悦，而动情，而欢心，而苦恼，而痛苦的心理历程，在反映他们与二人转关联的同时映照出社会变革的征兆和人物各自的性格情怀，令人辛酸地传达出他们苦中作乐，在贫贱的生存条件下依然焕发出生命活力的意义。
　　其次，两位剧作家部注重对人物的精心刻画。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只有三言两语的普通角色，都能够被圆融地灌注进作家的情感，使得人物在舞台时空中能够鲜明地体现出各自的个性、身份和心绪，反映了剧作家对人性的高扬与敬重。老舍话剧的典范之作《茶馆》，写了六七十人之多，除了三大主人公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成功矗立在舞台上之
　　外，即便是那些只有一句话、只起陪衬作用的一般角色也绝不逊色，在有限的场面和言行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利民对人物的塑造也很见功夫，《秋天的二人转》虽然不像《茶馆》那样反映出三个不同时代的长幅历史，也没有那么众多的人物群像，但却对社会转型期的市井民情烂熟于胸，富有意味地反映了这个特殊时期社会变动对人物产生的
　　激荡和影响。剧作家不仅刻画了主要人物老锁、二平，而且还成功地塑造了卖豆腐的斗九与情人刘嫂，二人转演员傻冬，黑社会的马老大，二平的女儿小丫等人物形象，甚至二人转剧团里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爱发嗲、耍点小脾气的女演员，由于合乎剧团生活现实和演员特征，也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杨利民是否有意识地推崇老舍，我不知道，但他不是简单地模仿老舍，他有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和诠释的视角，能够较为醒目地铺陈出新的特定社会阶段和地域的世情民风，传达出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百姓生存现状。
　　老舍是语言大师，他善于驾驭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语言叩问人物心海，他的作品语言风趣、幽默，总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叫人领略到其中蕴含着的神奇魔力。杨利民对语音的捕捉和运用也相当熟稔，他能运用有地域特色、有时代特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物的性情，不仅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且不乏调侃、幽默的情致，使整部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元素和朴实的生活气息，《秋天的二人转》中随处可遇精彩的语句，如剧中的“谁要是孤独了，连鬼的邀请都会去”，“纵有房子千万间，死后不过一口棺”。“真心喜欢(一个人)，会出人命的”等，都在剧情的关节点点燃动人的星火。还值得一提的是，老舍作品往往带有北京下层民众喜爱的民间戏曲的情调和韵味，而杨利民则抓取二人转这一人听人爱的东北曲调并将其有机地糅入话剧作品中，显示出两位作者与所在地域的人民水乳交融的亲情和在民间艺术中浸泡之醇厚坚实。
　　“三好”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存在，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娱乐功能；二是宣泄功能；三是教化功能。
　　从娱乐意义上说：《秋天的二人转》充分反映了底层民众自娱自乐的自在形态。剧目通过他们与二人转(或统称世俗的艺术形式)结缘的生活，捕捉到社会的一角——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民特殊的生活习俗和欢娱场面。剧中揭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群落的普通百姓，他们平庸却快乐地生活着，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和奋斗目标，只会为衣食困扰，只会因情爱失落，即剧中所谓的酒色财气，但他们的生活正是由这些男欢女爱打情骂俏的片段所剪辑而成的，他们是知足常乐的一族，会自我调适，会借二人转解闷消乏，获得生的微薄乐趣，这其中就体现了民间艺术能使他们获得解忧消愁的功效。
　　从宣泄意义上说，《秋天的二人转》采取亦庄亦谐、亦荤亦素的方式，传达出我国东北人民的性情和生活，让观众在轻松愉快的舞蹈，说唱和欢笑声中体味到他们畅快淋漓地发泄出来的喜怒哀乐。剧中一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台语和动作，是自古以来底层民众自我排解和自由释放的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众身心的愉悦和健康。而且该剧体现了民间艺术的荤素掺杂、以正制邪的特征，不出格，不碍事，不坏民风，不败祖德，不损国，不害民，属于正常的宣泄。
　　从教化意义上说，《秋天的二人转》借欢闹场面也宣扬了某些科学合理的思想，表达了些许人生的思考。我以为，民间艺术简易流行的草根性特征，使得它们的表演往往起到许多繁复规范的正面宣传所达不到的效果。它们的表演有时就如同是在兜售农村普及读物，让民众在不知不觉的观赏中得到出乎意料的益处。《秋天的二人转》使艺术生活化，或者说把生活艺术化，让人的感官快乐在得到释放的同时获得启发和引导。像卖豆腐的斗九的人生起落就值得民众回味，叫人几乎要得出生活就是豆腐的观点；像二人转的畅行和剧中人对它的热爱，又使人们几乎要喊出生活就是二人转的想法。此外，剧中借助傻冬扮演残疾人的场面和情节，反映了近亲结合的恶果。这种形象的教育方式，可能正规的教育不以为然，但在缺乏知识教育的文盲阶层中，无疑又是一种可行的传播办法。该剧在人们轻松观赏、情绪舒解的同时，受到某些正面引导，这种效果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不仅合理，而且永远有市场、永远需要。    
　　《秋天的二人转》在一剧中同时兼备以上三大功能，我认为它堪称“三好”民间艺术品：并已初具精品的形象。
　　担心被改得不好
　　负责任地说，《秋天的二人转》已经具备一定的水准，广受大众的欢迎。不论是对生活的挖掘，对人物的扬弃，对结构的编制，都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我担心它无法把已经不错的因素发扬并竖守下去，我真的担心剧团领导、剧目负责人和主创人员会坚持不住。我当然希望它会越来越好，更加完善，把不够好、不足改得更好、更充分，但我又担心，它会被改坏。
　　我担心因为要申报政府奖而进行过分的拔高和过多的删改。《秋人的二人转》具有浓郁的社会生活气息，表现了民众相对散淡的生活一幕，其中虽有正面化身式的人物老锁，但其中也暴露出东北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某些天然的“陋习”，其中涉及民众偷盗，卖淫及黑社会横等弊端。我们应该从剧作中得到启示，去直面难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讳疾忌医，采取不负责任地不宜曝光的做法。
　　我担心以某些专家的错误判断来对剧作进行大力解构。一般而言，老练专家的经验和意识有助于开掘原剧中某些微小因子而使其焕发光彩，有助于发现某些欠缺使其得到及时的修正和改观。但是，老练专家也应该记住，剧作是个有机组成物，它经过相当阶段的多方合成才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过多的以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品，往往
　　会使其因为伤筋动骨而元气大损，成为非驴非马的玩意儿。《秋天的二人转》的确是个好作品，但它还不能算是精品，杰作，它还有改善的空间，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但我以为，对它的修改应该慎重行事。对于其故事情节的某些不尽合理、人物的刻画不够精良、舞美设置及灯光调度还没有与剧情进程和人物情绪相吻合的地方确实有必要动一动。而那种面面俱到、贪多求全的责备实在是不利于剧作的良性运作的。
　　我还担心有人可能会以自己的低级情趣来左右该剧。正如上文所说，剧中染有民间艺术的某些荤口片段，且不说这是民间艺术风趣的一面，而且它们并无出格之处，时时处处注意分寸的把握，这些部分还与全剧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显现出地域特色、民俗特色及时代特征，应该说，它们已经成为剧作的合理部分。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可能对其颇感兴
　　味，但剧作显然并不是要迎合或满足低俗者的感官快乐，而是要揭示生活的意义，表现下层民众生存图景的斑斓多彩。民间艺术来自于大地，它本身有未被规范和整合的因素，无序，错杂，粗砺，有活力，如果硬要以所谓高雅精致来删改，使其丧失独特，成为所谓的纯洁，那无疑会加速毁坏真正的民间艺术。所以，我们需要给充满活力的民间艺术正名，完全可以不必顾忌某些庸人的趣味而随意去删改。恰恰是某些借扫黄之名逞一已好恶的别有用心之徒值得我们警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抑制和阻止民间艺术的混杂性，反而会把民间艺术引向畸形发展的道路，甚至是逼上绝路。这使我想起美国百老汇的某些歌剧舞剧表演，其中充满了袒胸露腹的艳舞场面，看了不仅不以为黄，反而得到身体的放松和精神的快乐，这是作为商业市场的潜在规则存在的一种手段，粗放但不低下，有血性而不是黄色。应该在当今多元的艺术形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允许其存在。
　　出处：当代戏剧. 2004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