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戏剧的缠绕是历史剧创作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创作理论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着新的创作实践，这一话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从理论上讲，这种对位辨析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历史真实”的过分强调，使得合理的理论有失徧颇。    
　　历史剧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题材类型。历史之于历史剧固然重要，但是，历史剧作为“剧”的艺术特性则更重要。应该说，历史剧首先是“剧”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诗”的范畴。历史剧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种想象性的艺术创造。它需要的不是史学的庄严和冷峻，也不是哲学的深邃和超然，而是诗的激情。这种激情所需要的是充分的心灵自由和审美自由，对“历史真实”的苛求，会限制这种自由，抑制和扼杀艺术创造的激情和才能。    
　　史学关注的是政治层面的因果关系，重视的是历史人物的事功业绩，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隐于事功业绩后面的人生体验、人性人情等等，往往被当作无关的枝节而不屑于记载。历史剧是以表现全部完整性和复杂性的人深入并展示人的灵魄为己任的，它无意于表现那些在历史表层活动着的人物和事件，而是要深入其底里，揭示其内蕴，塑造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史学不屑于记载的东西，恰恰是历史人物的精神和魂魄之所在，是塑造艺术形象最重要的素材。那些貌似琐细、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细节、局部情节等，只能靠衡情推理的想象来弥补。通过这样的弥补，不仅可以创造出具有艺术真实的形象，甚至可以超越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是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为想象与虚构留下了广大的空间。拘泥于史料就无法进入灵魂飞扬的艺术自由境界，无法找到戏剧性的情致和机趣，作者的情感和感受也就无以喷发。
　　在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中，由于创作视野和对象领域的拓展，剧作内涵空间由浅层向深层掘进，人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关怀，丹纳所说的“暴露性格，搅动心灵，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学追求，也成为历史剧更丰富更深入地进入历史的重要途径。这样的创作需要极具个性色彩的艺术创造，需要挣脱史实的羁绊，从更深的层画挖掘历史的真实。历史剧中的人物大都是在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又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这些人在历史剧中的性格大都已经定型，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些人物，一个称得上历史人物的人，可资开掘的蕴藏十分丰富，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去审视，去发现，特别是他们的灵魂层面。因为这些人既是诸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又是个体的生命，他们的人生命运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运世事的兴衰沉浮，都与他们的性格气质和心路历程息息相关。要塑造好这些人物的艺术形象，发现这些人物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就要转换思维方式和艺术视角，将历史事件的运动过程同他们心灵的迁延变化联系起来，追寻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作用于他们的精神的东西，与他们在精神上贯通、共振、进入灵魂层面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剧作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时的虚构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一种合理想象的产物，通过这种想象作家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全部理解才能得到一种淋漓尽致、尽情尽兴的展现可能。
　　强调历史剧的戏剧性，并非要淡化历史和历史剧的关系。历史剧既名之日历史剧，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往今来以历史为题材的剧目之所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的魅力。如果一味强化戏剧性，不对历史保持恭敬，就会失去历史的威望，引起排斥之情。那么，怎样才能既不受制于历史，又不淡漠历史，郭沬若在谈到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说：“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所谓历史精神”，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说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
　　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历史真实应该是历史的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这种真实首先体现为人与环境的契台，体现为情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的规定性和制约性。
　　历史人物的性格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和精神心理氛围中形成的。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氛围，它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时代的审美风尚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是影响人的精神心理的重要因素，要表现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就要多方面地营造那一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进而才能创造出被这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氛围浸润和培育的艺术形象。在形象塑造和艺术营构时，对于历史的处理，通常采用的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融入，即将人物和事件融入历史的矛盾纠葛中，通过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人物命运来展现历史的风貌，通过历史的风貌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历史因由；另一种方法是剥离，就是把人物命运和事件从历史中剥离出来，把历史完全推到一个背景的地位。这种剥离的方法往往容易游离于历史，更需要特意营造历史氛围，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使处于背景地位的历史因了人物和事件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而显现出自己的精神风韵。有的历史剧能让人不知不觉地进入历史，感受剧情，就在于营构了一种浓郁的时代精神氛围，让人在浓浓的历史感中探究人的灵魂，体悟现实人生。
　　当然，向历史剧注入现代意识，以现代人的眼光、思想、感情去烛照历史，消化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并被广泛运用的创作原则，无须再作理论上的争论。这里要说的是，历史和现实，历史和艺术是一种很微妙的契合，在历史和现实、历史和艺术之间，毕竟有一个历史的限制，有一个戏剧化的尺度，过分强调历史剧的现代意识和戏剧意识，而淡薄了历史意识，容易使剧作受功利主义的驱使，忽视历史和现实、历史和艺术契合点的寻找，忽视历史氛围的营造和历史的本质精神的把握，而牵强附会地以意为之，借历史影射现实，这样就逾越了历史戏剧化的尺度，不仅会产生荒诞的效果，而且会降低作品的格调。当然，这样的说法仅限于传统的历史剧创作，至于先锋历史剧则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它作为历史剧的一种形式，不仅可以不关注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氛围，以极端的方式反叛历史剧的语言，拆除现代语境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壁障，而且可以对严肃的历史采取一种嘲*和调侃的态度，或者直截了当地把现实中林林总总的现象搬到历史剧中，天马行空般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驰骋，构成极度夸张、怪诞的戏剧情境。这样的创作方法，被称为一种新的思路。其实，只要回顾一下现代历史剧创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创作方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因”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激荡而盛行，又因它的滑稽性效果和历史虚无性而在40年代被纠正。今天，它作为历史剧的一种类型，也许有其独到的价值，有待进一步去认识，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探索和革新，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特定的历史氛围是不能抛弃的，这是历史剧的基础之所在，失去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是否还需要称之为历史剧?
　　历史剧本身是不拘一格的，但是真正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还是那些具有特定的时代精神、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深刻的历史智慧的剧作。郭沫若既是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又是激情澎湃的诗人。他在20年代的历史剧，大多如他自己所说，是“借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采取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只着意于现实的需要和诗情的喷发，不注意历史的本质真实与艺术个性的真正契合，“浓厚也带着虚无主义的色彩”。(郭洙若)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总结早期历史剧创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和创作原则，强调要尊重历史，要“把握历史精神”，并在后期的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循这种原则，以严谨的态度，遍翻史册，研究素材，准确地把握历史内容的底蕴，把握历史人物的基本历史形象，透彻地了解历史生活各个领域的特点，艺术地把握时代精神。因此，后来的历史剧如《屈原》、《蔡文姬》等，人物性格都是在浓郁的历史氛围中形成的，真实的历史性格得到了较深的开抛，因此，剧作既蕴含着浓浓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历史智慧，又洋溢着他的诗人气质和浪漫个性，具有优美动人的剧诗品格。当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剧创作是一个特殊的现象，由于作家具有丰厚的历史学养和卓越的历史识见，在反映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创造的真实效应上，较之其他作家具有难以企及的独到优势。但是，对于历史与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历史精神的注重和把握；对整个历史剧创作却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历史因从诗性的艺术那里找到了激情的源泉而充满生机与美感，艺术因投入历史的光芒而有了威望与尊严，那么，历史与艺术的结合则使历史剧呈现出别样的魅力，这是历史剧广受青睐的重要原因，而真正实现历史的本质真实与艺术特性的完美的结合，又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谨守史范，会失于庸常，陷于板滞，丢失戏剧性的情致和机趣；脱开或惇谬于史，会失于真实，陷于荒涎，使历史剧不成其为历史剧。这时，在历史与艺术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的方法，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出处：当代戏剧. 2004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