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兄：
　　您好!自宝鸡钓鱼台戏剧改稿会相别，又是两年有余。每当想起当时谈戏的情景，总有一种“行亲”的情感泛起。去年11月，中国首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我来西安看戏。看到您和丁爱军先生改编的大型秦腔近代戏《白鹿原》获艺术节多项大奖，十分高兴。在这里，我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
　　《白鹿原》从小说到戏曲，这种艺术形式上的转变，是一种非常不易的转变。说它不易主要有三点；一是小说反映的生活内容和历史跨度非常大，要将其精髓浓缩在两到三个小时的戏曲形式之中是不易的；二是原作本身是名著(获茅盾文学奖)，在读者中已形成强烈的反响，人们带着小说已形成的审美感受再重新审视剧作。审美感受的新鲜性是横亘在《白鹿原》剧作与观众中间的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要满足乃至超越人们已形成的非常高的审美期待值是不易的；三是小说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非常幽深博大的，而戏曲又是一种以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乐感文化。它讲究主题的深入浅出，简明扼要。这种由雅到俗、由深到浅、由博到简是不易的。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不易，但我觉得主要是这三点。您的《白鹿原》剧作能达到今天这种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了。然而，作为一个对您有所了解的同道，作为一个看完此戏后的一名普通观众，对于目前搬上舞台的《白鹿原》我是不满意的。我觉得以您的创作实力和多年积累的写戏经验，以《市井民风》那样的成功之作作为您艺术创作再度跃起的新起点，完全有能力使戏曲《白鹿原》比现在更完美、更丰盈、更挺拔、更鲜活、更热情一些。    
　　目前，该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美价值投向与原作出现了较大的偏差。看完全剧，不知您在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我觉得您传达的感情应该是让观众在审美享受中获得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明朗的、鲜活的、富有精神生机的价值选择；或者是让欣赏者在审美愉悦中获得一种温馨的、轻松的、愉悦的情感慰藉；或者是在一种悲剧性的审美感受中获得一种更大的生活热情。然而，您的《白鹿厩》没有给予观众这样的审美感受，观众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轮回，信念的轰毁，精神的空虚，老人无依，孩子无母……传达出的情感是一种虚无的、悲凉的、感伤的、阴冷的情绪。我为您未能准确地把握住小说的审美投向，简单地断裂和消解小说原作中高远的、富有积极意义的审美追求而大为不解并深深的遗憾。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审美投向是：通过政治斗争和家族血缘关系的象征性描写，来折射这个民族精神的组合成份、构成方式和心路历程及人格尊严，道德力量。您改编的《白鹿原》淡化了政治斗争的错综、隐秘、多变、深远及其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强化了家族斗争的惨烈，抹杀了象征意义。这是最大的失误。我认为：从小说到戏剧的改编，首先是对原作审美投向的认可，进而才是“百尺竿头，再跃一步”的一种艺术美学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一种“为民而呼”、“合时而作”、“为心而言”、“为明天而喊”、“为净灵而宣”的艺术化的思想推进和境界性的意念升华，是一种先在的、艺术逻辑起点规定的、扬长(原作的长，改编者的长，适宜于戏曲表演形式的长)避短(原作的短，改编者的短，不适宜于戏曲表演形式的短，)的艺术创造工程。认同原作的审美价值取向，集纳原作的精华，剔除原作不适宜于戏曲表演艺术形式的、不为改编者所用的“旁枝”，在原作思想重量和艺术重量的基础之上，再造一朵戏曲新品的艺术新花，是改编者追求的基本目标。但我认为：您改编的《白鹿原》与小说《白鹿原》在审美投向上发生了分歧。陈忠实是站在民族情感史的角度，通过政治斗争的繁杂、隐秘、多变和长久，把审美价值投向对民族、精神、品格、道德中正值的肯定。您把自己的审美价值投向了宗族斗争的阴毒，家族生存抢占的惨烈与暴虐(未能站在民族精神分析的高度看待世俗的生活)。然而，这种残酷与暴烈又是一种动物生存式的自然本欲的展览，缺乏文明的、理性的、卓越精神的观照，缺乏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精神分析。这样，就使你步入了人生虚无的禅道荒野。其主要原因是您阉割了小说作品中政洽斗争的精髓和灵魂，抹杀了陈忠实追求的象征意义，强化了其家族斗争和人性扭曲的情节，淡化了民族精神、品格、道德在人的政治生活、信念、理想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这出戏在人的生存本能、生存状态、生存沧桑的自然原野上，迎着世纪末的残阳、西风，唱着悲哀的葬歌，走向了精神的孤独、信念的轰毁、生命的衰老和死亡。
　　我是一个强调“为人生”的艺术论者。人类的一切艺术之花都可以也应该在审美精神阳光的哺育下自由地开放。但是，她一定要给人以积极、向上、健康的作用，或者审美情感上的愉悦作用。如果艺术把人引向一种颓废、荒蛮、野性、潮湿、阴暗、死亡，那么，这种艺术再高明、再现代、再超前也是没有意义的，也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不要求任何一出剧，一部作品，一个节目都必须是富有社会政治意义，人类历史价值。如果那样，将会断送艺术生产的生命，将会扼杀精神生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提倡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我也喜欢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的自然之歌。但这种美的价值投向，应是清澈的，明丽的，纯净的，温馨的精神性状和品格质包。即使是表现死亡，这种死亡也应是建立在悲剧审美形态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激情，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人性张扬。我绝不苛求任何一位作家只能在“载道”之途上行走，艺术创作的规律也不给任何人以这样的资格和权利。问题是：您选择了《白鹿原》这样一部富有社会政治意义、民族历史精神学的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的作品。陈忠实是在“载道”之途上推出了《白鹿原》，我也自然要以这把“载道”的尺子来衡量、要求您的改编。
　　由九十年代初到现在，我国小说界卷起了一股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思潮。这段文艺思潮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作家的心灵。我想，您对《白鹿原》的改编，无疑也受到了这股文艺思潮的影响。从新写实主义到另类作家，这种极端的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琐事、人本潜意，不问审美价值投向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当人们在对卫慧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发出审美的价值投向在何方的喊声时，人们自然也要向您发出戏曲《白鹿原》的审美价值投向在何方的质疑。这是时代的质疑，这是历史的质疑，这是人民的质疑，这也是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观众的质疑。
　　我是由衷地希望您在创作上能驾驭戏曲创作的自身规律，能穿透社会思潮的阵阵迷雾，在为人民而写，为时代而作，为历史而书，为艺术而歌的基点上，创作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重量和审美水平，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力作来。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戏剧》、《文艺报》，《新剧本》等报刊杂志，都相继召开或展开了“名著改编与戏剧创作”的讨论。围绕“如何理解名著的当代意义”，“如何理解陈忠实原著与创新的关系”，以及“近年来戏剧创作中名著改编的特征与得失”等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见解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想必对您也有一定的影响。我毫无遮掩、直言快语地说了以上这些，仅属个人的一孔之见，供参考。如言中有差、误、谬、伤，那全是出于“真诚”的激情冲击之下措词不当所造成的，请您批评。您我的结识，给了我们双方都可以直言不讳的条件。
　　祝好!
　　智奇
　　2000年岁末
　　出处：当代戏剧. 2001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