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意社原系民间职业剧团，创建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因长期受体制、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早期领导人缺乏经验，所以尽管已有70余年历史，在西北享有盛誉，为秦腔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有关社史的资料几乎荡无。1965年的一天，我因公去三意社。社长苏育民谈起此事，在懊丧之余无限感慨地说：“我领了一辈子戏，没料想把这事给忘了。”并希望我能帮他弥补这一损失。从此之后，他主动多次约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情况如数家珍似的断断续续向我作过叙述。我出于友谊和职业特点，对此都做了详细笔记。但万万没料到苏育民同志会不久故世，这些谈话和希望，竟成了我后来工作的珍贵资料和动力之一。苏育民在谈话中，曾多次强调1937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三意社十几场戏的事。并说当时有名的把式都在，也正是三意社鼎盛时期，不知为何一直未发行?1982年以来，我在走访三个省、数十个县、市，广泛搜集三意社社史资料的过程中，采访了上千的三意社老艺人和知情者，他们均异口同声地谈到这一问题，其中就有灌片的参加者和目睹人。于是我想：为什么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的资本家千里迢迢来西安消耗巨资灌制了唱片而又不出版发行呢?为什么解放数十年来，上海或西安的有关单位不去认真查询此事呢?
　　1983年，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旧报刊资料。一次，在一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六日出版的西安《民意报》的第四版，刊有以下消息：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派员来陕灌秦腔剧片消息，业已见报。兹悉该公司业于昨(五)日上午十时起，假本市花园饭店大礼堂，集中本市三意社各要角，以及全体场面等，在该处开始灌音。
　　计灌音者有骆福生之四郎探母、岳母刺字，
　　杨金声之二进宫、教子、鞭打芦花、别窑；
　　张寿全之打鸾驾、明公案；
　　王庆民之鞭打芦花；
　　苏哲民之西湖借伞；
　　郭育中之玉堂春等剧。
　　闻该公司与社方约定灌片一打，共酬劳洋二千五百元。并闻该社刻已备妥拿手佳剧二十余出，三、五日内即可全部灌竣云。
　　——中华社
　　这一偶然发现，为苏育民和众多老艺人的口头言传找到了可靠的文字依据。就其所列的演员名单来看，都是当时的著名演员。灌制之剧也是各自的拿手戏，可谓秦腔之精华也。只是由于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倏忽已过五十余年，不仅这些演员早已作古，就连观赏他们精彩演出的人恐亦屈指可数了。从而为秦腔艺术的继承、发展和研究，带来资料方面的诸多不便。如果这些“遗音”尚能找到，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奇迹果然出现了——
　　那是1982年4月，我与几位同志去四川成都观摩川剧调演。有一晚在“成都剧院”看戏。因气候闷热，中途我孑身退场。这时场外悄然无人，只听不远处隐隐约约有几位南方口音的人在谈话。突然“西安三意社，几个字绰绰传入耳际。我当即象触电似地引起警觉!难道这是幻觉?我揣度着，脚步不自主地向他们移去。走到他们跟前我先自我介绍：“我是西安来这里看戏的，刚听你们好象说到西安三意社如何如何……”
　　“啊，好好，我们是上海来的。西安有个三意社吗?”
　　“有，还是个老班社呢!”我急切地介绍着。    
　　“是这么回事，不久前我们听说，在原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的旧址，即今天的上海造纸厂开挖地基时，发现了个地下唱片库。库里存放的旧录音带很多，其中就有西安三意社的录音。”听到这里，我的心猛然怦怦跳动起来，难道这是真的吗?我没有听错吧?于是紧接追问：“那后来这些录音带呢?”
　　“啊，录音带交到了废品站，后又辗转到上海唱片公司……”一位年岁稍长点的同志说。    
　　“听说胜利公司当年很兴旺，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胜利公司的楼房被炸塌，资本家因损失严重而破产，那还顾及清理地下库，该录音可能就从此埋入地下。”听到这里，埋在我心中许久的种种疑团，一下子化为乌有!其兴奋劲自不待言，只想高声大喊“找到了!”但理智使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一再表示感谢。
　　回西安后，我向上级详细汇报了这一传奇发现，请求赴上海寻根探源，把“遗音”找回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又向文艺界少数人谈及此事，谁知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扬扬。一日，省民族音乐征集编辑办公室的李克义同志前来问我，说他目前负责民族音乐征集工作，正为找不到老秦腔的声腔资料犯愁，听人说我在成都发现了三意社的旧“遗音”，是否真有其事?我当即向其介绍了全部情况。他听后很受鼓舞，表示要立即亲赴上海查找。一个月后他从上海归来，对我说，到上海后他找了许多人，跑了不少路，又反复查阅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图书馆唱片组等单位的有关资料目录，均无结果。上海文艺界的人说，真是见鬼了，我们在上海都不知此事，你们在西安怎能知道?以讹传讹吧!几句话也将我打入闷葫芦。这时我才想起在成都与上海人对话时，光顾听好消息，忘记询问传话人的姓名和单位，这是个重要的疏露。但又一想，当时这些人态度真挚，情节又合理，不会是讹传吧，但怎么又找不到呢?也许这件事尚未报告有关主管部门。于是，我向李克义同志提供了《民意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六日登的灌秦腔剧片的消息，建议他到省图书馆取上复印件再去上海一次，先从原上海胜利唱片公司的旧址查起，顺蔓摸瓜。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李二次从上海归来后对我说，这次他接受了上次教训，到上海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上海唱片公司负责唱片模板资料管理工作的赵家琪同志。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助人，在阴冷的资料库里，艰苦细致工作多日，对数万张唱片模板逐一查对，终于找到了失传半个世纪之久的秦腔唱片模板，又找到蒲剧数十出唱片模板。由于是录在钢丝带上，犹如拍了照片的底板未洗印，经过试音，效果尚好，他带了一部录音回来。
　　这一好消息很快被省，市电台广播，省、市报刊也予以报导，引起了国内外戏曲人士的极大关注，对保存“遗音”的上海唱片公司也带来了生机。而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对正在编写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带来了珍贵资料，并对研究秦腔各派声腔艺术的延续、变化、发展提供了“活化石”。同时，对三意社来说，总算找到了一份自己的丰厚历史遗产，苏育民和三意社众多的老艺人如九泉有知，也该聊获慰藉了。
　　出处：当代戏剧. 1989-1990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