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描
　　一、她从小城来
　　这是1971年12月。
　　她后悔自己不该进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来这里始终象做梦一样。那天放学，一位老师突然叫住她，说省人艺来学校招生，让她去试一试。她去了，唱了一支《白毛女》，又朗诵了一段《风雨送春归》，然后把书包一背回了家。第二天又通知她去县招待所。在那里她为招生人员跳了一支舞，唱了一段秦腔；人家让她做小品，她说不知小品是什么。人家给桌上放一张纸条，说是从外地回来的哥哥留给家里人的，让她表演怎样对待哥哥回家这件事。她稍稍一想，表演起来，一切都象玩儿一样。谁知，她竟被百里挑一地录取了。她压根儿没有做话剧演员的打算，更没有当好演员的自信，来这里后一切都好象向她提示(特别是人们的眼光)——她不是做演员的料。她心里空虚极了。
　　从第一天开始，人们便发现这个新考来的叫作刘远的姑娘特别爱笑。剧院和她一拨进来二十名学员，大家都为命运之神在这纷乱的年月能够垂青自己而兴奋异常，唯独她是另外一种样子。别人欢歌笑语时，她一声不响，呆呆地坐在角落。走路是默默的，吃饭是默默的。她有一双特别大的黑眼睛，然而那里面盛满了悒部，间或透出莹莹泪光，而当别人询问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时，那潮润的莹光顿时变作夺眶而出的泪水。几天过后，她开始到处寻找招她来的那位老师。
　　“找那位老师干什么?”别人问。
　　“他拿着我的户口。”她的泪水又滚下来，“我要户口，我要回家去。”
　　瞧那样儿，仿佛她是被人贩子拐骗到这里来似的，恨不得马上逃离而去。望着这个十七岁的小城姑娘，剧院里的人笑了，“好，等元旦放假就把户口给你。”
　　好不容易捱到元旦。户口当然仍没有要到。她哭着坐上火车回到兴平县城家里。
　　刘远的母亲早已去世，家里只有父亲和她相依为命。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父亲曾因解放前办过工厂，被一直当作资本家批判。做父亲的尽管自个儿处境不好，但从来不让女儿受委屈。可这一回，父亲却没有对女儿表现出过分疼爱的感情。他见女儿哭得止不住，便叹口气，缓缓说道：“孩子，不论干啥，前边的路都是黑的，要紧的是嫑怕。有出息没出息，就看有没有信心。”后一句话父亲是用非常冷峻的语调说出的，说完又拿热切的目光看着她：“嫑三心二意，回剧院去，好好学，你一定能当一个好演员的。”
　　父亲说得那样肯定，丝毫不容置疑，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回到剧院，她再没提户口的事，依然寡言少语。但人们惊讶地发现她身上生出一种可怕的拼劲——练声，练台词，大清早往冷风地里一站就两三个小时，一点不懂保护自己。脸冻得通红，手冻得象面包一样肿胀。练芭蕾功，练把子功，半晌下来走路都歪歪扭扭，学员班下工厂锻炼，在车间干活，她象男学员一样使蛮力，吃饭时一顿吞下六两包谷面发糕。她毫不怜惜自己，劳动之后，别人休息了，她却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学艺功课。
　　剧院的老师见她如此刻苦，赞叹道：“好苗子!”也有人和她开玩笑：“怎么，刘远，不要户口啦?”她羞涩地一笑，之后，那双又大又黑的眸子里浮起一种沉思和遐想的神情。
　　二、十年磨一剑
　　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人才云集、成果卓著、声望较高的艺术团体。刘远在这里经受着严格的艺术训练。
　　她的艺术道路，起步于“三突出”理论肆虐一时的年代。但在学员训练班，老师们仅仅把“三突出”理论当作“望子”插在门上应付差事，实际上仍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大师引到学员们面前。“这是真家伙，用点功。”老师们说。于是学员们便捧起大师们的理论啃起来。刘远对斯坦尼特别感兴趣，斯坦尼要求演员理解角色，化成角色。练习作小品时，她尽可能这样做了，果然出效果。她尝到了甜头，初步懂得要想在艺术上登堂入室，必须循着正确的门径摸索前进。
　　刘远是幸运的。进入剧院第二年，她便在一出新排的戏中担任女主角。此后几年，还演过其它几个主角。她是学员中的佼佼者，机会总是很多的，但这只是小机会，时代的大机会尚未光顾，她只能演那个年头能够上演的戏。
　　刘远真正的演出开始于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一批优秀剧目恢复演出，她先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阿香，1988年接着在《雷雨》中扮演小凤；同年，又在《不准出生的人》中扮演女主角央金和尼玛，在《于无声处》中扮演女主角何芸；1979年至1980年，她一连在四、五部戏中扮演主角。她开始小有名气，逐渐成为观众所熟悉和喜欢的演员。
　　艺术是严肃的创造，仅凭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段和单纯的模仿才能是绝对搞不好的。尽管她在这些方面都很优越，但每演一个角色，她都要作刻苦的准备——从把握理解角色，到寻找准确有力的表现手段；从枯燥乏味的早期案头工作，到紧张劳累的场地排练，她无不倾注心血，一丝不苟。她演每一部戏，都留下厚厚一本创作笔记；演每一个角色，都不能只要求“象不象”，而要求“是不是”。在艺术马拉松的进程中，她知道自己不过是刚刚离开起跑线，艺术道路上需要的功力，只能从扎实的磨砺中去积蓄、培养。
　　1982年，剧院决定上演日本名剧《女人的一生》。此剧主人公非常难演，从青春少女到白发老妪，年龄跨度长，情感性格起伏跌宕大，而外在冲突又不很激烈，也无多少悬念和贯穿始终的冲突线，演不好人物形象就很难树起来。唯其难演，才需要演员有真正的才华和功力，并有创造性的艺术发挥。当时剧院里很多女演员都想演这个角色，刘远当然也想演。然而，其时她正哺乳着刚过半岁的孩子，身边有这么一个沉重的拖累，剧院会不会把这个重要角色分给她?即便分给她，她有没有力量拿下来?迟疑犹豫之后，她断然下定决心：不，不能向困难退让，人生就在于一搏，拿过这个角色拼吧!
　　布引圭这个角色如愿以偿地分给了她。她做通了丈夫的工作，把孩子送交婆婆托人哺养，自己一头扑进这部戏中。
　　刘远找来许多关于日本历史、政治、社会风情以及一些人物传记的书来阅读，又反复观看一些参考片子。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找到角色的心象。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起居习惯，来它个“全盘日化”，走路、吃饭、做事情，都是日本讲究。她在家里练习跪姿，每天折腾几十次、几百次，连读书写笔记也是跪着，直跪得双膝红肿，走路都一拧一拐的。这些刻板机械的死功夫不光能帮助她获得角色逼真的形体动作，而且有时练着练着，忽然间还会捕捉到角色的某种感觉。每有所获，她便欣喜若狂，信心倍增。
　　工夫不负苦心人。《女人的一生》演出后获得极大成功。布引圭从一个纯真贫寒的少女，终止成为一个资本家贵妇。刘远紧紧抓住人物内在气质的变化，又将这种气质变化透过鲜明可感的细节和动作传达出来，于是便使得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舞台上。仅“笑”这一点，刘远的设计便足见其匠心：纯真少女天真无邪的朗笑，牺牲自己爱情而屈从命运的悲笑，独霸巨富君临一切的狂笑，拼命挣扎倍感孤独的苦笑，饱经沧桑彻悟人生的微笑，各个不同又一脉贯通。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看过《女人的一生》，上台接见演员时握住刘远的手问：“哪个院校毕业的?”院负责人回答：“土生土长的。”引得领导同志感叹唏嘘。
　　有谚云：十年磨一剑。刘远从进院到演《女人的一生》，十度春风，十度寒露，一个掉眼泪嚷着要户口回家去的姑娘，如今成了一位充满自信的演员。面对事业，她锋刃已开。1983年，《戏剧报》举办第一届话剧表演艺术座谈会，她作为年轻演员被破例特邀出席会议。院领导对她寄于更高的期望，她更对未来的事业充满崭新的憧憬，胸中汹涌着一团遏止不住的激情。
　　三、从古城墙下延伸的长镜头
　　酷夏，西安古城墙下的小树林子里，刘远手捧书本，徘徊静读。
　　不远处是一个自由市场，各种叫卖声热热闹闹，沸沸扬扬，传递出一种骚动不宁的信息。生活的大戏已经拉开了新的一幕，人人都在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对于刘远来说，眼下，1987年的夏天，她也正积极准备对自己做番大的调整。然而她的调整是不合“时宜”的：她在争取一次上学的机会——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深造。
　　几年来，话剧艺术不很景气，人们的心思都在挣钱上。刘远可以捞外快的机会不比任何人少，但她好象缺乏此种意识，一件一件挣钱的事情都被她拒绝了。然而一见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的招生简章，她立即风风火火赶到北京。进入这所中国戏剧最高学府深造是她早已梦寐以求的。《女人的一生》之后，她分别在《高山下的花环》、《火热的心》以及沙翁名著《驯悍记》中扮演女主角。她所塑造的角色都是成功的，但她却对自己不满意，而且这种不满意与日俱增，她为自己在表演艺术上没有一个大的突破而苦恼，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上“中戏”对自己来番新的铸造，于她太需要了，还迟疑什么呢?
　　专业考试紧张而严格，她顺利通过。还有文化课考试一大关口。回到西安，这古城墙下幽静的树林子，便成她用功的好场所了。
　　她立志去上学，这可苦了丈夫张玉波。张玉波与刘远一拨考进院里，先做演员，后改舞美专业。他见她整天捧着书本猛啃，饮食不思，坐卧不宁，人很快消瘦下来，持重敦厚的他慌了手脚。“慢点来，何苦呢?”他劝慰道。她却说：“再慢点就赶不上趟了。”他不知怎样做才能使她放松。他尽可能变着样儿为她做吃的，包揽了全部家务。孩子才四、五岁，一见刘远就“粘”上去，他赶紧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以减少对妻子学习的干扰。
　　想到自己毕竟是三十几岁的人了，撇下丈夫孩子，再去上学，意义有多大?她心里突然泛起一种对孩子、对丈夫的愧疚感情。晚上，躺在床上，她同丈夫：“你能理解我吗?”丈夫说：“理解。”“你说得对，这是为了事业。”她缓缓沉思道，“现在艺术好象不值钱了，但我总觉得她仍然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她。我去上学，就是为了要使自己再上一个台阶。不管别人追求什么，崇高的艺术永远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会拿我在艺术上取得的成绩来报偿你和孩子的。”她把成绩二字咬得很重，说得很肯定。丈夫相信她。在共同生活的多年里，他早已摸透了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犟脾气。
　　剧院和家里人来人往学习易受干扰，于是她便天天去城墙根下读书。张玉波给她上午送去几枚水果，下午送去一壶凉茶。她不允许他如此这般劳神侍应，他在家里却放心不下，时不时用自行车驮了孩子，转到环城路口，从远处默默地观望着她。
　　文化课考试通过，但刘远仍不能轻松。上学是要交一大笔钱的，她接着跑学费。一切妥当之后，她几乎快要累垮了。
　　临去北京前，丈夫叮嘱她：“上学很苦，北京物价又贵，你的工资你一个人用，孩子和我你放心，我们会过得下去的。”她心里酸酸的。丈夫一个月百十块钱工资，养自己，还要养孩子，如何支撑得起?事业，事业，为了你，我们都得过苦日子了!
　　带着一个圣洁又苦涩的梦想，刘远跨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
　　四、“桑树坪”之泪
　　“中戏”一年，光阴荏苒。然而这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于刘远是终身难忘的。名门、名师，严格的要求，严格的训练；结合实践学习理论，在理论指导下从事实践，刘远的艺术之剑犹如淬了一次火，锋口更利了。
　　根据朱晓平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桑树坪纪事》，是表演专修班结合教学要演的一部戏。小说原作非常精彩，话剧改编者、导演都是国内一流高手。为了演好这部戏，导演徐晓钟带领全班人马，到陕西麟游县农村深入生活。
　　在深入生活的两个月里，刘远每天都写日记，记下自己深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感受，记下人民群众留在自己脑海中那些灼烫的印象。
　　回到北京，分配角色前，导演让大家先作生活小品和人物小品，这是帮助演员理解生活、理解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桑》剧别开生面，四、五个主人公，每一场戏集中写一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这些性格命运以其复杂丰富的蕴涵扣击人心，启人深思。有趣的是，全班十名女同学，不约而同都在作同一个人物——剧中年轻寡妇徐彩芳的小品，这就是说，人人都想演彩芳。这并不奇怪，徐彩芳是剧中最复杂、最难演的人物，这些从各地选拔来的尖子演员——其中不乏已在全国叫红的名星——当然渴望在出演这一角色中一展才华，使自己在艺术上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刘远拿出的小品名为《彩芳与麦客》，描写了彩芳人格的觉醒以及对爱情、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和大胆追求。在斑斓多彩的关于彩芳的小品中，她的段子并未博得导演特别的赞赏，然而，到最后拍板的时候，彩芳这一众目所瞩的角色，导演却分给了她。
　　她是多么渴望得到这个角色啊!她下农村第一天，就为此从各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如今事遂人愿，按说她应该高兴，但她突然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导演说她能演好彩芳，她却很有保留地说：“让我试试。”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第一场就是彩芳的重头戏。黄土高原，闭塞的小山村。一声长长的吆喝：“麦客进村了——”村里众男女一齐出场。憔悴邋遢的年轻寡妇徐彩芳也夹在村民队伍里。生活和命运一直在捉弄折磨她，但是面对一大帮刚进村的麦客，特别是瞅见麦客群里年轻力壮的榆娃，她蓦地以她独有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少见的青春活力。这个人物由此便进入戏剧撼人心魄的冲突之中。
　　不知怎么回事，从一开始，刘远便感到别扭。她觉得她无论抬脚投手，都不是她心中彩芳的样子。她心里有一个彩芳，可是她演的却是另外一个彩芳。两个彩芳绞着劲儿贴不到一块，撞见鬼了!
　　还有更糟糕的。每天排练，大家都坐在面前，静静地注视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道表情，每一处细节。对于这种气氛，刘远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可是这回她却有点经受不住了。别人身子动一下，轻轻咳嗽一声，或者低声交谈一两句，她心里便不免打鼓——演坏了?不该这样?这一来更糟，明明该这样演，她却演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她突然觉得自己好象不会演戏了。她流着眼泪去找导演，要求换角色。导演冷冷地注视着她，隔了许久才说：“以你这种心态，别说彩芳，就是任何角色也演不好。去掉你那些杂乱的念头，拿出自信来吧!”
　　自信?不错。当初父亲就对她说过：“有出息没出息，就看有没有信心。”她一直记着这句话。现在导演同样这样说，我刘远难道要做没有信心的人吗? 
　　她又重新开始研究人物，重新设计自己的表演。无论吃饭、走路、睡觉，那个年轻寡妇徐彩芳如一个“魂灵”，飘飘忽忽总伴随着她。她渴望这个“魂灵”紧紧贴附到她的身上，然而这“魂灵”对她却若即若离。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如此诚心，却难以获得那个泼辣而善良的年轻寡妇的合作。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刘远一直经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尚未登台便先瘫倒，自己证明自己是个窝囊废，这种痛苦则更难解脱。人们看见她几乎要垮下的样子，只能好言来安慰。在“中戏”另一个专修班进修的西安市话剧院的C君，给她打气：“别急，你能演好的，绝对能!你们连排时，我去给你鼓劲!”
　　连排时C君果然来了。她感激他的好意，可是她依然恍恍惚惚，找不到人物的感觉。戏排得糟透了，到最后简直支撑不住了。最后一场，彩芳拼死也未能摆脱命运的捉弄，万念俱灭，只好含愤走向生命的归宿——村头那口千年的老井。刘远默默地向前走着，她只觉得舞台是那样空旷，音乐是那样漫长。彩芳是不会觉得这段路长的，但是她觉得长，长得令她不知怎样走完它。戏一排完，她知道自己彻底演“砸”了。她没有勇气看C君和周围任何人，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这回没待她去找导演，导演先找上门来。依然是冷峻的面孔，冷峻的语调。“什么也不要讲，彩排时还有一次机会。”导演说：“我不相信你就这么窝囊!”导演不给她退路，劲儿绞得很紧。鼓励她一定不要失去自信。
　　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抹去泪，再重新开始。
　　彩排开始了。剧场里舞美、灯光一齐出效果，“中戏”许多老师同学都来观看。这次很奇怪，刘远一走上后台化妆室，心里便生出一种平日没有的感觉，这感觉鼓动得她兴奋起来。她着妆，变发式，换衣裳。穿上那条又肥又大的裤子，再把一只裤腿一挽，把鞋一靸，一对镜子——啊，不错，就是她，徐彩芳，这就是徐彩芳!我就是徐彩芳!就是这种感觉，纯粹的徐彩芳的感觉。她兴奋得满脸通红，迫不及待地盼着演出的铃声，盼着走上她的桑树坪。今日桑树坪要来一帮子麦客，好热闹，在这浸透了苦水水日子里，她要痛痛快快地和这帮麦客逗逗乐……
　　台下，观众惊喜地看到刘远所扮演的徐彩芳，那样生动又贴切，个性如此鲜明而蕴涵又那么丰富。你瞧，她主动追求榆娃时，多么执著一往情深，从那双大眼睛里飞闪出的神情竟是那般勾人心魂；对公公李金斗，她时而抗争，时而又给以同情体贴，矛盾统一的行为和准确的分寸感，透现出人物深厚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而对民兵连长撒泼，又是那样令人叫绝。最后她走向老井。她流着泪，一步一步，那每一步都重重地踩在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颤栗了，淌血了……
　　这回C君也去观看彩排。事后他告诉刘远，当剧终演员们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再三谢幕时，他热泪盈眶，只有一个念头——真想冲上台去与她紧紧拥抱!
　　话剧《桑树坪纪事》轰动了北京。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盛赞这出戏，盛赞刘远在剧中的出色表演。在1989年初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中，刘远以在《桑树坪纪事》中的出色表演而获奖。梅花奖，对中国戏剧界青年演员来说，是荣誉很高的奖赏。过去，她曾不止一次暗暗发誓要捧回梅花奖，这回竟真的走上了梅花奖的领奖台。领奖时，尽管她异常兴奋，但却没有哭，没掉一滴泪，因为她的眼泪早已倾洒在桑树坪的那些苦日子里了。领奖后，她首先跑到邮局一连给“中戏”的老师们拍了七、八封电报。“手捧梅花念恩师”，“中戏”的老师不光教她成功地排了一出戏，更重要的是教会她怎样对待事业，怎样对待人生，使她从排戏中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五、彩色的小快板
　　刘远捧回梅花奖，省人艺为她隆重召开庆功会，并发给她五百元奖金。她接过“记功证书”，却把奖金还给剧院。“我是咱人艺培养出来的，这笔钱留给院里发展艺术事业吧。
　　从“中戏”毕业回来，剧院暂无戏可演，她又一头扑进话剧小品的创作中。她自导、自演的《遗产》获陕西电视台喜剧小品大奖赛一等奖。随后她又拿出《少管所》等四、五个小品，并在多种比赛中获奖。后来，剧院以她为核心组编了一台小品节目，在剧场，在工矿，在部队、机关、学校各处演出。一台晚会，她演四，五个小品，时而以含情脉脉的求爱者身份出场，时而以庸俗贪财的刁钻泼妇形象亮相；时而是挺着大肚子的农村万元户的老婆，时而又是浑身充满匪气的小流氓……她这个“多面人”令观众如痴如醉，小品晚会越演越红。
　　1989年，刘远在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中担任副导演并饰演女主角秀莲。在陕北的沟沟洼洼、坡坡坎坎上跌打滚爬了几个月，片子终于拍出来了。人们在荧屏上看到了这么一个秀莲：她强韧如铁，又柔情似水；传统的美德在她身上光华四溢，现代人崭新的思想、情怀又闪烁熠熠。观众看后称赞道：“够味极了!”
　　拍完电视剧，立马未稳，刘远被任命负责抓全院的艺术业务工作。尽管领导工作对她来说一时难以适应，但她还是泼着命去干，即使有时受点委屈，也不气馁。一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抓一台新戏的演出。她在办公室里坐不住，骑上车子四处联系演出场次。一人跑不过来时，拽起丈夫、朋友帮着跑。观众越跑越多，这台戏竟一连演出五十多场，剧院全年七十场任务，到四月份便全部完成了。   
　　生活的节奏对刘远来说突然加快了许多。她是急性子，杂七杂八的事压到头上，不立即解决便寝食不安。剧院里要上新戏，她四处抓本子。本子抓来了，又请各方面定夺。接着又协调导演、演员、舞美、音响、灯光等等方面的工作。全院的业务学习也必须抓起来，她制定计划，请专家学者来院讲课，今天从这个研究所请来人，明天又去跑那个大学。她是演员，当然还得演戏，那台小品仍在演出，她依然是四、五个角色一场子串……
　　生命在这忙碌的日子里如同奏起一曲彩色的小块板，旋律是那样斑斓多姿而又激扬欢快。
　　她是一位对自己所献身的艺术事业充满痴情的人。
　　刘远，刘远，流长源远。新的事业在前头，往前走，莫停步!
　　出处：当代戏剧. 1989-1990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