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戏曲是在周秦祭典乐舞、角抵戏，汉代百戏，隋、唐歌舞，参军戏的基础上，经宋、元、明各代戏曲艺人的发展、创造，逐步衍化为以当地民歌为基调，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性表象艺术。它形成于民间，规范化于宫庭。它的歌舞性和适应广场、戏楼(歌台、歌楼、舞台)、勾栏、瓦舍、戏棚到专门剧场的四面、三面、一面观众的各种演出场所需要的制约性，和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服饰规制，如《周礼、春宫》载，天子与公虽都服滚冕，冕旒同为九旒，但天子每旒穿十二玉，公穿九玉；唐代贵族妇女的礼服，以紫、绯、青白等不同色彩，来区分丈夫官位的高低；明代补服的袍，前后绣方形或园形补子以区分文武官员，文官绣鹤、鹭、孔雀等飞禽；武官绣狮、虎、熊等走兽，形成了戏曲舞台美术的独特个性。即人物装扮：化妆、服饰的夸张性、鲜明性、可舞性，色彩纹饰的象征性、表象性，及服饰不强调朝代、季节的变换，着重展示人物身份，地位高低的不同等；在景物变换：砌末装置、灯光效果的应用方面，为适应戏曲处理时空的自由变换，采取以虚代实，虚实相生，以演员的表演为转移，以唱、白交代场景，描绘意境，结合砌末的应用点染，形成了意象性表现剧中场景转换为其重要特征。这些在戏曲艺术开始萌芽时就已见端倪。远古的“图腾”，先民的彩陶，如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铜器纹饰，如西周铜器的餮饕纹、傩舞的装扮，服饰等，为其奠定了“取形离形，夸张得似”的美学思想。
　　据汉张衡《西京赋》，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等史料记载，在周、秦、汉、隋，唐祭典乐舞“驱傩”中，就有“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的夸张性面具化妆，“衣熊裘”、“玄衣朱裳”等服饰和“执戈、扬盾”的砌末。在汉代长安演出的角抵、百戏中，已有了红绸子束发的“黄公”和扮“虎形”的不同角色装扮和“吐火”特技。《总会仙昌》演出中，有“戏豹舞羆白虎鼓瑟、苍龙吹篪”的面具化妆，和云霞涌起，雪花纷纷，雷声隆隆，“霹砺激而增响”的景物变化。六朝时开始出现了“百戏衣”的称谓。
　　唐代乐舞的繁荣，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创建的梨园，招收培训梨园弟子，促进了宫庭乐舞、参军戏的发展，在不同角色的装扮上形成了一定的规制，也促进了演员化妆技艺的发展、提高。据唐、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温庭筠《乾*(左月右巽)子》，宋、王灼《碧鸡后志》等史料记载和唐诗中的一些描绘，出现了兰陵王“衣紫腰金执鞭”着代面；钵头“被发素衣面作啼”；苏中郎“著绯戴帽面正赤”；参军戏弄假官的“绿衣秉简”；苍鹘“鹑衣坠髻”；优伶李可及“儒衣险巾褒衣博带”和“绿衣大面”等各种人物不同的面具化妆和装扮。这时染面(盂郊《弦歌行》：“瘦鬼染面惟齿白”)、涂面美饰化妆技艺达到了一定水平，如庞三娘“面多皱，帖以轻纱，杂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逐若少容” (《教坊记》)。演员的胜饰有了一定的规制，如乐工“戴平帻，衣绯大袖”；鼓师“衣云花黄衣”，“云花白衣”；“驱傩”中“朱发，衣白画衣”等。舞女的服饰还出现了“特技”变换，如“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中忽“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唐代优伶已长于装扮各种人物。广场或室内演出，已出现了戏台(锦筵)、幕帐一类的设备，夜间演出已有了花灯照明。“安史之乱”使众多宫庭艺人流落民间，将这些技艺带到群众之中，这些都为陕西戏曲舞台美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金时期，陕西各地庙宇中建造戏楼的兴起，如朝邑、泾阳、凤县保存至今的宋元时代三面朝观众的戏楼遗(乐楼)遗迹和宋、元杂剧演出的兴盛，陕西戏曲舞台美术继承了唐代面具、涂面化妆的特点，出现了“黑、白、红”三色的夸张性花面化妆，故存“红的是面，黑的是线，铅粉开成白玉块”的说法。花面的勾画，吸收了宋代木偶彩雕头面”忠公者雕以正貌，奸邪者雕以丑型”的特点。从表现陕西民间生活的元杂剧《货郎担》中得知，当时的杂剧已有了末、旦、净、丑的行当之分和桌、椅、银两包袱、船浆、竹马等砌末。当时以演员的表演为转移，以唱、白交待，描绘等方式来处理场景变换的表现形式已形成。如剧中张、李二家和洛水摆渡的场景变化的处理即如此。同时也有了披秉、素扮、蓝扮的类形化装扮分类。舞台上有了上下场的“古门”。
　　明代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各城市城皇庙对戏楼的普遍建造，促进了戏曲演出在城镇中的发展。特别是皇家戏班和达官文人罢归组织的戏曲家班，如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秦王朱樉来陕，带所赐词曲杂剧一千七百本，建皇城，设教坊，演戏作乐；正德三年(1508)周至进士张附翱罢官归俚组织的张家戏班，和正德五年(1510)武功状元康海罢归组织的康家戏班等。把明朝宫庭戏曲演出的规制传播到民间，发展了陕西戏曲角色装扮的行当化，服装官阶品级的“舆服化”。宫庭戏班制定的成套“穿关”法规，对陕西戏曲舞台美术化妆，服饰的程式化起了决定作用，在戏曲艺人中有了“宁穿破不穿错”的谚语。这时，戏曲演出普遍有了分割前后台的帷幔(黑幔)，台帐。陕南、关中的一些戏台，有了分割前后台的雕花隔*(左木右扇)和上下场门的帘子。角色行当分工更细，已出现了多色脸谱，砌末装置也更为多样。
　　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年间，是陕西地方戏曲的兴盛时期，戏曲舞台美术得到了大的发展。清、乾隆四十四至四十六年(1779—1781)，秦腔名旦魏长生创始的梳水头、贴片子，提高了旦角化妆的技艺和美感，促进了旦角头饰花样的发展。陕西戏曲的净扮，出现了“粉墨青红，纵横于面”的复杂构图和多色彩的谱式，逐步形成了各剧种的不同风格特点。当时广大的民间戏曲班社，在服饰上仍保持了民间的风俗、特点和贴近生活的“时样服色”，以及自制的粗布画衣，如陕北赛戏的演出，用白布彩画，用蛋清涂面阴干固色的彩画戏衣等。一些跑大码头演出的大班社，不仅有齐全的戏箱，而且出现了“多置行头”，服饰“备极靡丽”的趋向。有的大班社有自己的刺绣师，可自制戏衣，如陕西紫阳县二簧班社史寿保自绣的戏衣。西安、汉中等地有了专做戏衣、盔帽、砌末的作坊，如西安的“复兴白”、“振兴福”、“泰盛宫”、“天福斋”，汉中的“泰春和”，东乡衡家坝的“新兴帽铺”等。宫庭演出中的“机关布景”，彩砌，也相继传播给陕西戏曲舞台，如孙仲宝保存的清、道光十年(1830)同州梆子抄本《阴阳剑》中，就有“木鸟负起李绣屏飞去”，“李绣屏乘木鸟飞上，五彩鸟用绒线装成”，“司马衍将剑飞下，柳翠眉放剑下”，莫邪“剑随”干将“剑飞下的演出提示。秦腔《葫芦峪》有了“风火雨师”等表现风雨变换的彩砌。清、嘉庆十六年(1811)同州梆子抄本《刺中山》中，出现了各种盔、甲、靴、旗等。形成了完整的程式化体系。
　　公元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后，1912年易俗社在西安成立，演时装戏兴起，促进了时装服饰的发展和夸张性生活化化妆的应用，传统戏曲服饰也有了大的改进。1927年11月22日，在西安戏曲舞台上开始使用电灯照明，相继出现了用色纸遮罩换撤的灯光变换和纸扎布景和大彩砌，如演神鬼戏纸扎的四大金刚。三十年代易俗社等陕西的戏曲班社外出到武汉、北平等地演出，将古装戏衣，化妆引进陕西戏曲舞台，同时将旦角贴人字型齐鬓改进成云遏形儿的花鬓，如1931年11月易俗社刘文中在演《水淹下邳》、《奇双会》时，就应用了花鬓。抗日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民众、八一剧团，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加入了戏曲队伍，使戏曲舞台美术有了新的发展。如八一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屈原》，不仅使用了侧幕条，而且有了画幕和立体景相结合的灯光布景，出现了花园、月夜，以后还设计制作了屈原所在时代的服饰等。民众剧团相继演出的戏曲现代戏《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两亲家》《十二把镰刀》等，发展了戏曲现代戏的服饰和话剧写实性的生活化化妆，有了专职的舞美设计人员。1934年陕西安康县城关“同心社”演汉二簧《慈云太子逃国》时，绘制了花园衬景。1940年“高小楼京剧班”来安康县演出京剧《天河配》仙泉沐浴一场，“用纸扎立体龙头，口吐‘仙浆’源源不断……。”1946年从江南来西安的舞美技师陶渠等人，把电光布景应用于易俗社演出的秦腔《韩宝英》中，出现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真山真水”。这时，画幕式的“值班布景”和电光布景，开始在陕西大中城市的戏曲演出中得到普遍应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对戏曲事业的重视，各级戏曲剧团都相继添置了齐全的服饰、道具，成立了舞台美术组、队，改进了俊扮化妆，净化美化了净角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有了大的发展提高，普遍由纸扎布景转向木框棚布画景，有了实景、衬景、投影等形式。五十年代中开展了戏曲舞台要不要灯光布景和如何用景的讨论，对形式化的戏曲布景和一概否定戏曲用灯光布景的论点进行了争论，促进了戏曲舞台布景的发展提高。从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获舞美设计奖的几个戏曲来看，戏曲灯光布景不再单纯追求技艺和新奇性，而力求为剧情服务，且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多层纱幕衬景的绘制应用，三头天幕全成型幻灯、投影跑云灯，电声效果转换器等的制作应用。从这时开始，真实的音响效果逐步在戏曲舞台得到广泛应用，各剧院、团有了分工明确的舞美人员。1961年成立了西安舞台美术研究会，开展学术交流和研究工作，使陕西戏曲舞台美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出现了写实性、装饰性、屏风式，切割式等多种戏曲布景形式。
　　八十年代，随着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戏曲舞台美术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革新精神，出现了各种写意性、象征性的戏曲布景。在现代戏曲化妆上开创了领袖人物肖象(塑型)化妆的先河，如易俗社1979年演出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总理的化妆。1981年4月14日成立了“剧协陕西分会舞台美术学会”，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观摩、讲座、参观、报告，开展理论研究，举办舞美展览等活动，促进了陕西戏曲舞台美术研究的开展和技艺的提高，1989年举办了“陕西省第二届艺术节舞台美术展览”所展出的七百件作品来看，不仅形式多样，有写实的、写意的，条屏式，豪华型，展示自由空间等多种戏曲舞台布景形式，而且把不少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的表现形式应用于戏曲舞台美术方面，如“可控硅调光器”、“激光”，“立体声”，“混声”“塑料制品”，“扎染”等。从绘画、工艺制作水平，艺术造型等，都有各自的追求和很大的提高。不少舞台道具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舞台美术做为时、空艺术，是技术的艺术再现，是艺术的技术升华，它的发展和提高，不仅是一个地区科技水平高低的体现，它的创新也常常是戏曲艺术革新进步的先声。
　　出处：当代戏剧. 1989-1990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