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剧的革命性灵魂，就是对传统规范的反叛精神。剧作家用“东张西望”的视角，试行“无法无天”的独创，以多少带点盲目性的创作实践来抛弃戏剧理论的“经典规范”，用当代意识去叩开戏剧艺术的深层思考的大门，以此燃起观众对戏剧冷漠了的热情。
　　当代戏剧艺术呈现的题材、风格、样式、手法纷陈杂献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形象，其显著标志是，以戏剧形式来记录人生的哲理思考，传达深沉的历史意识，弘扬伟大的人道精神，表现人类生活和心灵的特征。而戏剧形式上的革新，既有从外引进的，又有继承传统的，它是一个多向多元的概念，而不是什么可怕的世纪末的异端。生活中有不可思议的怪事，舞台上就可以用哈哈镜；艺术不是生活的照搬，但却可以采用暗示、比喻、象征乃至各种常规艺术手段之外的边缘手段，去反映生活的本质。也许运用这些手段时会带来创作秩序的某些纷扰，造成理论的困惑或观众心理的失衡，但它必将开拓一个戏剧革新的时代，这是确定无疑的。甚或由于它不再受命于某种固定规则的使唤，而成为有个性，有灵魂的新型戏剧。因此，忧虑戏剧艺术的传统格式被搅乱，企图沿用“既定式”来作为戏剧创作的楷模，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戏剧要吸引观众，完全可以来点奇巧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为“创新”的名称所忌讳，所吓倒!
　　当前戏剧界探索的活跃情景，不能单纯归结于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搬用，也不能责怪什么人“头脑敏捷，在开放之时心存自卑感，又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壤，从而把眼睛完全盯在国门之外”，更不能认为抛弃了旧的审美定势和心里负担，就是“对目前的戏剧危机缺乏冷静态度”，就是抛弃了“当代观众”!否认旧规，创立新规，是用不着犯愁和惧怕的。现实的试验或运动，要求戏剧家调整自己的美学观念并与之相适应；艺术审美独创精神的重新兴起，促成了剧作家深入学习并有机地借鉴西方现代戏剧艺术的审美技巧和成功经验，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只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不认识“忽视变化也和背叛差不多”的道理，其同样是违反时代精神和人民意愿的。法国的左拉在一百多年前曾经哀叹“剧坛一向是墨守成规的最后堡垒。”今天中国的剧坛当然不可等量齐观，但也并非处处“莺歌燕舞”，一派光明。舞台景观普遍不佳就是一个例证，它正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和深刻忧虑。现在，到了睁开眼睛，清醒头脑，摆脱盲目乐观和愚昧无知的时候了。要把戏剧交给美学，戏剧的创作和鉴赏就必须找到一条更高层次的足以突破现状欠佳的道路；要寻求各种最动人的美的要素，就要有超越的精神，包括超越题材，超越技巧，超越旧的定规。这种“反叛”精神体现了戏剧自身发展的辩证法，是戏剧向审美领域的靠拢复归。
　　从“反叛”的角度讲，戏剧创作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它不是封闭式的古老体系，而是开放型的集纳诸子百家；它可以借鉴外来艺术的某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手法，却不能开门延进现代派的整个理论体系。新时期的剧作家视野之恢宏和思辩之执着，就在于能将多元性的创作手法汇入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主朝中。我国戏剧在动乱的年代曾经处于“十字路口”，经过几番风雨，数度拼搏，现在已越过了路障，呈现出希望的阳光，美妙的前景。在前进
　　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再犹豫踯躅，更不能未行之前就划地为牢，而应该在尽情饱览之后再抉择自己的归宿。既然我们的戏剧改革严格说来还处在摸索阶段，仍然属于“不定式”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和对待戏剧的这种“不定式”局面，就有一个观念的更新问题。在戏剧改革中，我们不妨来点“乱步精神”，强调一下超前性，即超越世俗的观念、生活的常规、传统的惰性和固有偏见的束缚。在这方面，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是很有胆识的，她说：“我从师众多，名师不少，也非常尊重他们。我曾有过‘学谁象谁’的那样一个过程，且常以此为自豪。而今需要塑造新的人物，谁象谁呢?我困惑了。所以，在艺术上我开始‘叛贤’了。因老师所教的已不完全适应今天创造的需要。塑造新的人物需要吸收各家之长，融为一体。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走革新的道路，戏曲才有转机和生机，才能与时代同步前进。”裴艳玲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戏剧创作中，我们只有不甘心重复前人已有的构思，不落入前人的窠臼和沿袭前人习惯使用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不以前人的理论框架为模式，才能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
　　按理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戏曲在内)是最不允许“荒腔走扳”的。在改革的时代，要鼓起沉重的翅膀在辽阔的天空翱翔，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沉痛的代价的。因循守旧的势力和僵化凝固的思想又多么需要在改革巨潮中加以冲击!祖宗留下的太多的“东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负担，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在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我国历史悠长，戏剧传统极其丰厚，剧种众多，剧目无数，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可能招致麻烦，反受其罪。老祖宗不单传给后代跋涉者的躯壳，而且留下了许多无形的思想文化负担，它们是有碍前行的重负，唯有正视之，扬弃它，方能轻装前进。
　　据此，笔者似乎意识到，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并非单纯的戏剧改革与理论思辨，而是一场对于思想和观念的革新。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守旧还是创新?这是必须认真思索和严肃对待的问题。新的时代绝不因戏曲在臆想的故事、陈旧的结构、虚构的“大团圆”结局，乃至循规蹈矩中踯躅徘徊而丝毫放慢自己前进的脚步。如果依然故我，停滞不前，满足于以往的法规或规律，那么，“总有一天，观众会耸耸肩，起来要求有所改革。到那时，戏剧要么走上自然主义的道路，要么不复存在下去，这是不可更易的结论。”左拉当年的警告绝不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我们应该听取这位艺术前辈的忠告：“认为戏剧应当保持原状的看法，是不对的；认为现存的法则是戏剧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每个时代都有人不肯承认事物在发展，不肯承认新人可以而且有权从事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社会的发展，文学的演变，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剧坛今日的状况，可以不去论列，但到明天，必定会呈现出明天的风貌。等到事情已成定局，大家就会觉得这种变化是顺理成章的了。”(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1页)我拿先哲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并非为了把它作为肯定以往“经验”和“规律”的“武器和盾牌”，恰恰相反，是为了否定所谓“经验”和“规律”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同样地，我用外国作家谈外国戏剧的话来说明戏剧改革必须具有反叛的精神，也并非以此全盘否定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和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的必要性。
　　我们十分尊重和爱护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令西方无数戏剧家和观众为之倾倒的中国戏曲，我们并不担心自己成为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或传统戏剧的叛逆。我们所需要集中思考的是如何使我国的戏剧艺术通过变革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负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戏剧工作者，理应特别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面对戏剧状况和创作实践，从对理论武器的反思引发对思维方法和戏剧观念的变革，以期完成对戏曲这种古老艺术向现代化的转折，并创造出适应新时代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新戏剧，这才是最实在的做法，也才能给戏剧改革以正确有效的影响。可以相信，戏剧的觉醒，特别是创造戏剧的主体思想观念的更新，必将带来戏剧舞台上的大突破和中国戏曲事业的大繁荣。到那时，就会争取到一大批醉心于我们戏剧的观众投入“自由美神”的怀抱。戏剧的前景是乐观的。未来世纪将是戏剧的世纪。
　　出处：当代戏剧. 1989-1990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9-1990